作者：畢經緯（陜西師範大學中國青銅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商代早期青銅器出現的獸面紋，一改之前簡單的幾何紋樣，為青銅器披上了神秘的外衣，是中國早期藝術史上的一項重要革新。仔細審視可以發現，這些獸面紋基本都是由兩只相對的夔龍組成的，屬於突出面部的一首雙身龍紋，再加上這一時期本就十分流行的單體夔龍紋，可以說龍紋是商代至西周早期青銅器上具有統治地位的紋樣。
不僅如此，西周中期以後青銅器和玉器上最流行的紋飾大都與龍紋密切相關。這些紋飾有的是龍紋的變形或縮小，如竊曲紋、蟠螭紋、蟠虺紋；有的是龍之軀幹或鱗片的抽象，如波曲紋、垂鱗紋、重環紋（橫鱗紋）等。這說明龍在商周時期的重要性超出了學界以往的認知。現申論如下。
獸面紋是一首雙身的夔龍紋
商周時期的獸面紋正中一般有一道豎闌，將整個獸面紋分為兩個相對的夔龍。實際上，兩只吻部向下的夔龍對接在一起，均可組成一個完整的獸面紋。一首雙身動物紋樣是青銅器紋飾的重要母題，是同一類動物的特殊表現形式。由兩只夔龍組成的一首雙身的獸面紋也是如此，其本身仍屬於龍紋。
獸面紋屬於一首雙身的龍紋，可以從盤龍紋上得到印證。盤龍紋是以龍首為中心、軀幹盤曲成圓形的龍紋，常見於商周時期青銅盤的內底。例如，殷墟婦好墓與郭家莊M160出土銅盤所飾盤龍紋，其龍首正是典型的獸面紋形態，證明獸面紋其實是突出面部形態的龍紋。需要註意的是，西周中期以後，傳統的獸面紋雖然趨於消失，但龍紋並未衰落，而是轉化為竊曲紋、波曲紋、垂鱗紋、重環紋、蟠螭紋、蟠虺紋、鋪首等形態，繼續流行於青銅器、玉器等重要器物之上。
波曲紋、垂鱗紋與重環紋 是龍的抽象紋樣
馬承源、朱鳳瀚等認為波曲紋與龍紋密切相關，山東龍口出土的昭王時期的啟卣證實了這一點。啟卣蓋上所飾波曲紋是目前最早的波曲紋，其形態與頸部的一首雙身龍紋的軀幹完全相同，而且還飾有鱗片，充分說明波曲紋就是龍之軀幹的抽象。這種在波曲紋旁裝飾鱗片的做法在西周至戰國青銅器上普遍存在。此外，山川自然之景進入中國青銅器的裝飾視野，是在春秋晚期人物畫像紋出現以後，之前中原青銅器上尚未見到確鑿的描繪自然風景的紋樣，霸伯山簋也應如此。
霸伯山簋距啟卣鑄造的年代已超過50年，時人對波曲紋的本義（龍之軀幹）可能已不甚明了，加上霸伯山簋蓋上的波曲狀裝飾形似遠山，或許因此才將波曲紋稱為寶山紋。這種「內涵消解」現象在文化傳播中比較常見，當某一事物脫離其產生的文化原境時，原本的文化內涵通常會出現一定程度的消解，而且時間越久、傳播距離越遠，內涵消解現象越明顯，甚至會完全消解。
此外，商周時期，魚紋從未成為中原青銅器上的主流紋樣，從這一點來看，魚鱗也不大可能成為中原青銅器上的主流紋飾。以蛇為原型創造出來的龍之體表也有鱗，加上龍紋是西周中期之前青銅器上具有統治地位的紋樣，且有不少龍身裝飾鱗紋的青銅器例項，故而西周中期開始流行的垂鱗紋、重環紋（橫鱗紋）之鱗片，應是龍鱗，而不可能是魚鱗。
蟠虺紋是蟠螭紋的縮略版
【國語·吳語】雲「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韋昭註：「虺，小蛇。」自宋以來，不少學者將春秋晚期青銅器上盛行的相互勾連、密集排列的紋樣稱為蟠虺紋，將其視為蛇紋的一種。但實際上，蛇紋從未成為中原青銅器上的主流紋樣，從邏輯上講，蛇紋不大可能在春秋晚期遽然成為中原青銅器的主流紋飾。在蟠虺紋流行之際及之前，青銅器上盛行由眾多小龍相互纏繞、勾連組成的蟠螭紋，這些蟠虺紋很可能是蟠螭紋的縮小版或簡省版，以至於多數龍的頭部已難以辨識，很容易被錯認為是蛇。
馬承源認為「虺紋」是交體龍紋因裝飾在體積較小的器物上而形成的「微型化」產物，不必稱之為虺。這一點可在春秋晚期至戰國時期的青銅器上得到印證，如上海博物館收藏的蟠虺紋鼎，鼎蓋與腹部的紋飾十分細密，屬於「蟠虺紋」的一種，但放大後能看出所謂的蟠蛇實際上是一條條相互纏繞的小龍。故而，蟠虺紋應是蟠螭紋的縮略版或簡化版，也是龍紋的一種表現形式。
龍在商周時期的重要性再認識
綜合以上分析，商周青銅器上最流行的九種主體紋飾——獸面紋、夔龍紋、鳥紋、竊曲紋、波曲紋、垂鱗紋、重環紋、蟠螭紋、蟠虺紋，只有鳥紋與龍紋無關，而且，即使在鳥紋最流行的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鳥紋的總量也遠少於獸面紋和夔龍紋。顯然，龍紋在商周青銅器主體紋飾中占據絕對的統治地位，是中國青銅時代最重要的紋飾，其重要性遠遠超過我們既有的認知。
張光直認為，青銅器上的動物「用能協於上下，以承天休」，是溝通人與神的媒介。【說文解字】雲，「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龍可大可小、可長可短，變化萬方，既可翺翔於九天之外，又可深潛於九淵之下，故而成為古人溝通天地的最佳媒介。在這一背景之下，龍以變化多端的形態存在於商周時期的眾多器物之上。
簡言之，中國先民創造出來的龍具有通天徹地的能力，是溝通祖先和神祇的主要媒介。商周時期的龍紋在承繼夏代的基礎上又完成了質的飛躍，確立了其在溝通祖先與神祇媒介中的主宰地位，成為當時青銅器、玉器等禮器裝飾的主要題材，為之後龍成為帝王以及中華民族的象征奠定了思想基礎。大量龍紋出現在具有神聖意味的商周禮器之上，其形態變化之多、延續時間之長、所占比例之大，反映出龍在商周先民觀念中無與倫比的重要性和神聖性。
龍紋見證了中華文明的 連續性和統一性
中國的龍形象在新石器時代就有較多發現，如遼寧阜新查海遺址距今八千多年的石塊堆塑巨龍，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距今6000多年的蚌殼堆塑龍，湖北黃梅焦墩遺址距今約6000年的卵石堆塑龍，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距今5000多年的玉龍，浙江余杭反山墓地距今約5000年的雕龍白玉牌，內蒙古敖漢旗大甸子和山西陶寺遺址距今約4000年的龍紋彩繪陶器。
青銅時代的龍形象在承繼新石器時代的基礎上，又有較大發展。比如二裏頭遺址發現了與龍有關的陶片、陶範、綠松石飾品等器物達30余件，尤其是綠松石龍，說明龍在夏代比之前更為重要。及至商代，不但青銅器、玉器「因於夏禮」，其所裝飾的龍紋也承繼夏代，而且比夏代更盛行、更重要。兩周時期延續了商代龍的形象以及重視龍的傳統，龍紋在青銅器、玉器等禮儀器具中依然占據統治地位，為之後龍成為帝王以及中華民族的象征奠定了基礎。
值得註意的是，新石器時代至青銅時代的龍形象遍布大江南北、長城內外，除前文提及的新石器時代各地的龍形象外，青銅時代各地的龍形象更為常見，如內蒙古朱開溝商代早期的獸面紋（一首雙身龍紋）鼎，山西石樓桃花莊商代晚期的龍形觥，遼寧喀左北洞村西周早期盤龍蓋罍，甘肅白草坡西周早期的龍紋耳形鉞，四川廣漢三星堆商代晚期的爬龍柱形器、爬龍器蓋、青銅神樹上的長龍，浙江溫嶺琛山商代的龍紋盤，廣東信宜的西周龍紋盉等，不勝列舉。這說明早在先秦時期，龍在中國就有很高的認同度，是中華文明統一性的重要見證。
在所有的動物中，唯獨龍代表了中國。龍形象自興隆窪文化查海遺址出現，到商周時期成為溝通祖先與神祇的最重要媒介，再到秦漢時期龍成為帝王的象征，最終昇華為中華民族的精神象征和文化標識，經歷了至少八千多年賡續不斷的歷程。可以說，龍的歷史，就是中華文明起源、發展、融合、傳播的歷史。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專案「中國古代青銅器發生學研究」（19XKG009）階段性成果）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