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浮世繪【通俗英雄之壹人】之「馬躍檀溪」，歌川國芳繪。
石雷
浮世繪是日本俗文學的重要一脈，也是日本江戶時代社會生活的藝術表現。魯迅先生曾說：「日本的浮世繪，何嘗有什麽大題目，但它的藝術價值卻在的。」由此可知，浮世繪之藝術價值的潛在意義之一，便是透過畫師的筆觸，由觀者自己完成形象，而畫師的筆觸又是其個性與社會文化的天然混成。
作為日本浮世繪的代表人物，歌川國芳【通俗英雄之壹人】之「馬躍檀溪」是日本浮世繪序列中家喻戶曉的中國古代小說主題的典型作品。這幅繪畫作品以【三國誌演義】中劉備「馬躍檀溪」的故事為主題，面目形制卻是日本江戶文化的氣韻與風貌，承載了日本江戶時代的畫師對中國古代小說的想象與接受，這種主題模式下藝術風格的突變，是中國古代小說經典作品在日本文化體系中的一種存在方式。日本社會對漢學的接受如何轉化成一種創作的自覺，「馬躍檀溪」這幅作品隱顯出古代小說海外傳播文本以外流動的藝術和文學空間。
眾所周知，【三國誌演義】在日本影響深遠，1689—1692年之間出版的湖南文山所譯【通俗三國誌】是世界上第一個【三國誌演義】的外文譯本。日本漢學家井上泰山教授曾撰文指出：「在江戶幕府誕生百年之後的1700年這個時候，【三國誌演義】的版本就有【通俗三國誌演義】【新鋟全像大字通俗演義三國誌傳】（劉龍田本）【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誌】【二刻英雄譜】【三國英雄誌傳】（楊美生本）等，至少也有五種版本傳到了日本。現存【三國誌演義】的大部份是16世紀中期以後出版的，在其後的不足150年間，被陸續運到了日本。這說明，在江戶時代的很早的階段，就已經基本具備了日本人欣賞【三國誌演義】的物質條件。」
這種物質條件當然得益於當時漢學在日本文化的主導地位，中國古代小說在日本流播的繁榮也正是日本的江戶時代（1603—1868）。這個時期研究漢學的儒士群體逐漸成熟並獨立引領某種文化潮流風尚，對日本主流文化的走向產生重要影響，而漢文學風尚的盛行，使得江戶時期有更多中國漢籍進入日本，日本江戶時期唐船舶載目錄可以了解當時漢籍的流播狀貌。另一位日本漢學家磯部彰教授還將這一時期諸藩及個人文庫收藏小說的情況作了較為全面的摘錄與羅列，透過這些小說目錄分析可以發現，出現頻率最多的通俗小說便是【三國誌演義】。
這樣的歸類與梳理，顯示出日本文人對待這部小說態度是一致的，一方面顯示出【三國誌演義】作為歷史演義小說的藝術感染力，但更重要的因素還來自於【三國誌】的史傳魅力。其中對中國歷史政治的敘寫，對歷史場景的展現，這是當時江戶時代的上層文人所重視的，與他們對於中國歷史行程事件的關註以及對其中歷史人物的尊崇是一致的，這是從文化與歷史的雙重功效出發而言的。那麽從社會風氣出發，則與當時江戶時代的唐話學習熱潮的文化背景相契合。
【三國誌演義】是中國章回白話小說中的雅文學，「文不甚深，言不甚俗」，它既有中國傳統禮樂詩書的雅文化內核，當然匯集了中國民間俗文學的大量精華，因此其在異域的流播，自然也蘊含雅與俗的各自內容。因其半文言的性質，【三國誌演義】在日本流行的初期，和許多漢籍一樣，是當時文人學習漢文的階梯，是為初學漢文的人示範漢文的基準，這是其作為雅文學的相關內容，而其作為俗文學的特征則與日本江戶時代町人文化（市民文化）十分發達密切相關。
【三國誌演義】在日本大肆流行的江戶時代，日本町人文化十分發達，當時日本社會廣泛流行的是木偶凈琉璃和歌舞伎以及日本文人創作的通俗小說，而其中風行的戲曲種類是忠義戲，這類戲的風行可見英雄崇拜在民間影響力，這種風尚自然決定紮根於大眾的俗文學作品的演繹主題。透過英雄形象與日常瑣事的交融，創作者力圖從作品中尋求空想的世界。日本本土的創作者在框架上和故事類別上尋找素材，目光投向了當時風行社會的中國章回小說。
這種對章回小說的借鑒意識直接滲透於當時日本本土文人的小說創作之中，體現最為明顯的便是風靡社會的翻案小說。這些翻案小說帶有中國古代小說的深刻銘印，如日本江戶時代小說家曲亭馬琴創作的【南總裏見八犬傳】便是最為顯著的作品。翻案小說的流行使得日本民間將視角投向翻案小說模仿的原型——中國古代小說，這種文化的反哺使得【三國誌演義】因漢學的顯學地位和日本翻案小說的合力滲透到了民間。而【三國誌演義】主題浮世繪是對小說【三國誌演義】文本意義的另類闡釋，呈現的是日本文化背景下中國小說經典作品多元美學背後的另一種文學語境。人物主題，特別是中國古代小說人物主題為何成為江戶時代浮世繪畫師的絕佳題材，除了文學的影響之外，當時還有多重復雜的因素。
首先是時代使然，日本學者加藤周一認為，「十八世紀後半葉的江戶町人社會的美學，不是集中在地方而是集中在都會，不是面對山川草木而是面對人物」。此時，以演員、風景、歷史故事為主題內容的浮世繪之風蔓延整個社會。其次是風靡日本的本土翻案小說、英雄崇拜以及漢學的強大影響力。市民的審美需求是畫師創作的原動力，而原型人物給其主題提供了借喻，畫師的創作沖動也許並非源自主題人物，而是對身邊事物的直接經驗。
中國古代小說人物原型經過日本社會文化的熏染輾轉到了畫師眼中，經過他們的再創造，成為另外一種符號。古代小說中的人物形象，已經脫離原有的氣質，呈現的是日本民間對英雄想象和日本文化美學的統一。
歌川國芳是日本江戶時代浮世繪歌川派晚期的大師之一。歌川國芳出身絲綢染坊家庭，起步於創作戲畫，其早期作品題材大多來源江戶時代盛行的傳奇小說和民間傳說，內容是英雄好漢，打怪除妖；或者鏟惡扶弱。也許正是這種審美主題趣味，他後來的許多作品都與中國歷史演義小說【三國誌演義】和英雄傳奇小說【水滸傳】相關。這兩部作品展現的是風雲變幻的歷史場景，以及矛盾沖突中性格特征極為鮮明的人物形象，跳躍的故事、傳奇的人物，賦予了作品強烈的場面感，而這種文學描寫所呈現的場面感富有繪畫特征，恰好契合了日本浮世繪的審美趣味，因此日本浮世繪畫師們樂此不疲，惟其如此，這些人物影像在日本大為流行。
畫師將創作過程和創作功能與古代小說人物相關聯，是日本當時社會漢文學的全方位影響，但這種影響透過日本本土文學和文藝得以呈現。【三國誌演義】在展示歷史過程時演述了數以百計經典故事和經典人物，其中許多故事都有其獨立的價值與意義，而這些故事與人物交織成為一個實在的空間歷史，在流傳演變過程中讓人察覺歷史的蹤影，同時透過對人物和故事的再塑造超然地觀照現實。
馬躍檀溪，已經成為文學及文化中的特定成語。【三國誌·蜀書·先主傳】：「荊州豪傑歸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陰禦之。」裴松之註引【世語】曰：「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為人，不甚信用。曾請備宴會，蒯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遁出。所乘馬名的盧，騎的盧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曰：‘的盧，今日厄矣，可努力！’的盧乃一踴三丈，遂得過。」
【三國誌】中馬躍檀溪的故事，是史書筆法，寥寥幾筆，雖有擬人化的想象，但是在描述歷史事件時突出演進過程，線索十分清晰，透過這一過程，讀者即可把握歷史要領，這是史書敘事的重要傳統，而閱讀者也在此傳統中養成思維定式，以對事件和行程的把握為第一要素。而到了小說【三國誌演義】，敘事策略發生根本改變，小說要表現的是時代的叱咤風雲，以及這種風雲變幻之下人物的性格特征，重點是將主題人物類別化、神化，而且這種創作背後是作者主題意旨的呈現。
且看【三國誌演義】對此的描寫：「玄德著慌，縱馬下溪。行不數步，馬前蹄忽陷，浸濕衣袍。玄德乃加鞭大呼曰：‘的盧，的盧，今日妨吾！’言畢，那馬忽從水中湧身而起，一躍三丈，飛上西岸，玄德如從雲霧中起。」顯而易見，【三國誌演義】以情節取勝，在風雲突變情勢中凸顯人物性格風貌。神奇的故事中展現的是神奇的人物，小說在敘事時關註的是情節的進展，受白話敘事文學傳統的影響，情節的發展是快速而緊密的，在場面上停留的空間實際不多，這樣閱讀者不會感覺空間的轉換，而是關註情節事態的發展。同時細節的描寫充滿了畫面感，語言平實而簡潔，卻激蕩出一種獨特的氛圍與魅力，細節勾勒出故事背後人物的性格，從雲霧起，這種具有超逸美的畫面烘托，是中國理想文人氣質的體現，也符合羅貫中筆下的劉備形象，在天地自然中有其卓越所在。這種復雜而又直觀的呈現，讓小說「擁劉貶曹」的創作主旨下劉備的英雄氣質得以呈現。
美國人韋勒克、沃倫在專著【文學理論】中認為，「只有潛在的自我才能化為活生生的人物，不是扁平的，而是圓整的人物。」這種「自我」，便是羅貫中灌註於【三國誌演義】的主題思想和價值觀念體系，仁義高於事業的成敗，這才是真英雄，小說表層敘事的背後，顯現的是人物形象的意象性，而這種意象躍出語言層面時，在繪畫中又有另一種表現性和描繪性。馬躍檀溪，在中國歷代繪畫中有許多的作品，風格各異，但是主題都是劉備的睿智與仁義觀照下的寬厚與平糊，以及理性精神的一種闡釋。
歌川國芳【馬躍檀溪】拂去了小說主題的籠罩，將其置於日本本土文化的背景之下，這種對人物原型顛覆性的藝術詮釋有著象征物的意義。眾所周知，日本的浮世繪最初受中國繪畫的影響，唐代的佛像繪畫，明代的小說插圖、木版畫以及彩色套印術都為浮世繪提供了技巧典範，日本獨特的文化風土，日本畫師纖細敏銳的藝術感覺與視覺想象力，使他們對自然的靈動變化，對日常生活的細節之美充滿情趣，每每化作筆下的神異圖畫，正如美國藝術家拉法奇對日本繪畫的評價：體現景深的鳥瞰視角，對漫畫手法的偏愛，構圖上突出非對稱形式的「隱蔽平衡」，和諧自然的色彩運用。
在浮世繪的馬躍檀溪作品中，歌川國芳不像中國畫家通常做的那樣，著重表現的盧超凡神勇，劉皇叔臨危不懼，而是抓住一個極富藝術暗示性的「瞬間」，將的盧躍起之前的驚險與危機，主人的忍耐與決絕，渲染得淋漓盡致，給人以豐富的聯想。顯然，這個劉備不是中國傳統語境中屬於帝王將相範疇的英雄，而是日本江戶時代平民中的英雄，天真而老到。從構圖看，它將一個關鍵性的「局部」放大、彰顯，人馬倒墜斜傾的姿勢，與裝飾味濃郁的檀溪水流，組成相反的對角線，產生極大的動感與強烈的視覺沖擊力。
畫面的性格依賴一種復雜絢麗的色彩來表現，燦爛的色調集中於人物的服裝及面部光影，這種華麗的技巧引發的是活躍的生命力以及對英雄所呈現的精神的崇拜，而且這種個性造型正契合日本世界觀的特征。
在中國傳統文人眼裏，詩書畫用來寄情寓興，是傳達性情的工具，而另一種異域的文化土壤上，同一人物的主題繪畫所賦予的是淩駕於情感寄予性之上的技巧與個人才華的彰顯，是一種現實情緒的宣泄。從這種意義上看，日本浮世繪【三國誌演義】人物形象是獨立創作，是日本文化體系下的產物，但是中國古代小說的情節卻深深鑲嵌於日本文化之中。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