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花結果的「豬村」：富馬利女醫培養事業的建立與傳承

2024-07-23辟謠

2024年2月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富馬利中國見聞錄】是In as much:Extracts From Letters, Journals, Papers, Etc一書的中譯本。該書的作者Mary.H.Fulton（1854-1927），中文譯名富馬利（也有譯作「富瑪利」者），在廣州先後創辦了柔濟婦孺醫院、夏葛女醫學堂與端拿護士學校。對於富馬利培養中國女醫的歷史貢獻，有學者總結為：「她為中國培養了第一批護理人才……造就了中國第一批職業女性，開創了中國婦女職業化道路。」但由於中文資料的缺失，富馬利從事中國女醫培養事業的諸多細節還需要探討。比如說富馬利培養中國女醫的原因，【西方醫學傳入中國史】裏概括道：「隨著富馬利接觸到更多的本地婦女，她們‘病死事小，看了男醫生失節事大’的傳統觀念既讓她深感無奈，又使她越來越深感到應該有一所婦女醫院，也堅定了她辦好女醫學堂，為更多的中國婦女治病解危的決心。」廣醫三院主編的【發現·柔濟】也持類似的說法：「‘男女授受不親’的戒律，使原生的產婦大多對男女共處的西醫院避之不及，不到萬不得已不來就醫，被送到醫院的產婦往往已是難產數日，奄奄一息。很多時候，富馬利也是回天乏術，只能看著病人命赴黃泉。」結合【富馬利中國見聞錄】中的記述，我們可知，與富馬利接觸的中國女性在接受醫療過程中所遭遇的困境，絕不僅限於「男女授受不親」的戒律。

文章正標題「開花結果的‘豬村’」，來自富馬利的自述：「我們的‘豬村’終於開花結果了……本來應該在美國，但事實上是在中國開花結果了。」「豬村」指的是當年三所醫療機構所在的拉法埃脫大院，即今天位於廣州市荔灣區多寶路的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三醫院。之所以被稱為「豬村」，是因為在拉法埃脫大院落成之前，此地是一個養豬場，「有200頭豬正躺在泥濘裏」，豬場的東南角「堆滿了周邊匯集而來的垃圾，傳來難聞的惡臭」。而「開花結果」則指富馬利在廣州創立的一系列事業，其中也包括三所醫療機構的創立。本文結合【富馬利中國見聞錄】及其他相關材料，探討富馬利開創的女醫培養事業如何在原來的「豬村」之地「開花結果」，並傳承百年。

【富馬利中國見聞錄】，作者: [美] 富馬利著 / [美] 露西·皮博迪整理，譯者: 楊智文 / 陳安薇 / 黃勇譯註，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年2月。

1884-1899：女醫培養事業的奠基

富馬利於1884年10月初次抵達廣州，隨後不久即在賴馬西（Mary West Niles，1854-1933）的帶領下參與到女性疾病的治療中。在這個過程裏，她感受到「對於中國女性而言，女醫生是無可替代的，因為她們拒絕男醫生的治療」。從1885年9月至1886年5月，她在廣西桂平一直為當地人提供醫療服務，「治療了超過3000名病人」。在桂平期間，富馬利有一名名叫梅阿貴的助手，這名助手「是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1824-1901）訓練的中國醫護，她在我們的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只有她能夠跟不識字的婦女們交流」。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梅阿貴是富馬利接觸到的第一名中國女醫。1887年，富馬利在廣州的四牌樓和同德街開辦了兩間診所，到了1891年，又在賴馬西醫生的幫助下在花地再開了一間診所。開設診所期間，由於富馬利經常收到「很多要求上門診病的邀請」，富馬利感覺到「工作量也與日俱增」。工作的壓力構成了富馬利想要培養更多女醫的動力。

當時中國女性遭遇的社會困境，也是讓富馬利下定決心從事女醫培養事業的關鍵原因。根據【富馬利中國見聞錄】，富馬利曾經探訪一名老婦人，這名老婦人向她介紹自己的13名兒媳，開始時富馬利還以為這名老婦人有13個兒子，後來才知道這名老婦人只有3個兒子，其中1個兒子就擁有7名妻妾。又如富馬利的助手梅阿貴，8歲時就因為家裏破產而被以28美元的價格賣出，後來又以80美元的價格再次被轉賣。由於女性在家庭和社會上都處於被支配的位置，哪怕是身受疾病的困擾，她們也沒有權利去決定治療的方式。富馬利就曾經見到這樣的場景：一名患有白喉病的年輕女子在還有治療方法可以救活的情況下，卻被安排穿上壽衣，待在一間空房子裏，哪怕富馬利已經明確給出了治療方法，身邊的人依然拒絕施以援手，任由這名女子死去。中國女性的遭遇讓富馬利堅定了培養女醫的決心，因為她認為「女性地位低於男性，主要是因為不能賺錢……假如做護士1個月能賺15美元，甚至更多，應該就能提高她們的家庭地位」。

富馬利醫生肖像圖。

在富馬利初次抵達中國之時，廣州已經有一所專門培養西醫醫生的學校，那就是博濟醫院附設的博濟醫校。相關研究指出，博濟醫校的創設始於1866年，主要開設的課程包括黃寬教授的解剖學、內科學和外科學，嘉約翰教授的藥物學和化學，關韜教授的實用醫學和外科學。博濟醫校開設之初，只招收男生，直到1879年，真光書院有兩名學生申請進入博濟醫校學習醫學，得到了嘉約翰的同意。這也是博濟醫校招收女生的開始。曾在博濟醫校任職的梁乾初醫生晚年在【西醫入粵記】中記述博濟醫校培養女醫生的情況稱：「當時由真光書院撥來女生八名（謝愛瓊、余美德）等是也。香港亦來數名，江帝香等是。……學生中最出色者莫如江帝香、李啟輝、宋隨元三人。」

富馬利的女醫培養事業，正是從博濟醫校開始的。梁乾初在【西醫入粵記】中提及，富馬利在博濟醫校主要教授兒科知識。目前無從確認富馬利在博濟醫校任教的具體時間，不過【富馬利中國見聞錄】中提及，1891年6月富馬利第一次返回美國休假前，有學生給她送了一把扇子作禮物，扇子上寫了一首詩：「這是您在中國的第7個年頭，又有誰能夠像你那樣擁有溫柔的心？又有誰能夠擁有像你那樣高超的醫術？廣州非常需要你的幫助，天上的天使正在贊美你，你把你對親人的愛奉獻給了所有人，我非常幸運能見到你溫柔的臉龐，現在你將要返回你的家鄉，希望一路平安。」據此或可推斷，早在1891年之前，富馬利已經在博濟醫校任教，或與博濟醫校的學生接觸了。

在博濟醫校的任教經歷，應該有助於富馬利積累教學經驗。從後續的發展來看，富馬利創辦女醫學堂後的第一批女學生，正是來自博濟醫校。

1899-1905：女醫培養事業的創立

富馬利的醫學助手余美德在【紀夏葛醫校創始事跡】一文提及，因為博濟醫校「異姓淆雜，事費周折」，因此富馬利「屢思設法，使女醫院、女醫校獨立」，但因「困於經濟，往往扼腕太息」。也就是說，富馬利在博濟醫校任教期間已經萌生了單獨開設女醫院和女醫校的想法。1897年香港【華字日報】報道稱：「茲聞美國富氏女醫生久寓羊城……該富女醫名動中西，術經屢驗，前出使美國容純甫副使解囊相助，並廣勸簽題督憲譚宮保、撫憲許中丞、將軍保留守及司道各大憲，均樂為捐獎。……又聞該院擇地擬瀕臨海濱，以便舟楫來往。」盡管「困於經濟」，但富馬利依然積極利用她多年行醫積累的名聲，向當時的高級官員們募捐，並擇定「瀕臨海濱」之地作為日後建設醫院和醫校的場所。

富馬利開始獨立培養女醫始於嘉約翰離開博濟醫院，有資料提及：「1899年嘉約翰醫生辭去醫院的職務，全力以赴從事為盲人與精神病人服務的事業，他帶走了醫學班上所有的男生，就使班上的女生沒有機會完成課程，於是不得不繼續給她們提供某種培訓。」嘉約翰離開博濟醫院，除了因為要「全力以赴從事為盲人與精神病人服務的事業」外，還因為他與關約翰之間的矛盾：「就在1899年博濟醫院管理會委員會的年會……宣布了關約翰是博濟唯一主持醫生的訊息，也就是說嘉約翰不再是醫院的負責人之一。事先完全不知情的嘉約翰也立刻聲明辭去醫生一職。」嘉約翰的離開對博濟醫校的教學造成極大影響，也為富馬利女醫培養事業的開啟創造了契機。梁乾初在【西醫入粵記】中回憶稱，博濟醫校「全群學生四十九人齊同星散，因此學生舍此以外無別的地方繼續求學，故強求柔濟富女醫生收留教授。然富不敢自主，乃轉請包醫生問準長老會，老會允肯接收。兩粵醫學堂之名，系富氏命名者，即在禮拜堂開辦」。嘉約翰離開後，博濟醫校名存實亡，富馬利接收了部份來自博濟醫校的學生，準備開設「兩粵醫學堂」。醫學堂開設的場地正是梁乾初所說的「禮拜堂」，即富馬利兄長富爾敦在原來「豬村」的位置上興建的哥利舒教堂（Theodore Cuyler Church）。根據【富馬利中國見聞錄】，在1899年10月，「豬村」地塊已經被斥資買下，而哥利舒教堂則在1900年5月正式落成。

【西醫來華十記】，蘇精著，中華書局2020年3月。

然而隨後而來的一連串社會動蕩及富馬利自身的身體情況打亂了富馬利興辦「兩粵醫學堂」的計劃。余美德在【紀夏葛醫校創始事跡】一文中提及：「一千九百年，拳匪亂於北直，戕戮教徒，風聲所播，搖動人心。時富氏適患哮喘，臥病香江，施與美德以世事紛紜，乃盡以女醫院事付關醫生，而往港面富氏商善法。是時，學生頗有避居澳門者，乃擬遷校至澳，俟大局平定，回省時即脫離博濟，專設女醫院及醫校。富氏深以為然，決議遷澳。女生黃雪貞、蘇恩愛、羅秀雲、張星佩，梁友慈從焉。」由此可知，一方面富馬利自身哮喘病發作，被迫前往香港休養；另一方面則因為義和團運動的興起引發的排外風潮導致學生疏散到澳門，這也讓「兩粵醫學堂」的開辦計劃被中斷。

根據【富馬利中國見聞錄】所收錄的【富馬利在中國行醫的二十五年】與【廣州夏葛女醫學堂】，我們知道到了1900年12月局勢穩定後，富馬利與學生們重新回到了位於廣州的哥利舒教堂，而「兩粵醫學堂」則在1901年的新年之後正式開始運作。從1901年新年至1902年4月，富馬利一直都是借用哥利舒教堂來開設醫學堂與藥房，余美德回憶當時的情況稱：「堂內樓下有客室二，一以作課室，一以作宿舍。小房三，一為藥劑室，一為診癥室，一為醫生宿舍。」借用哥利舒教堂自然不是長久之計，富馬利在教學與行醫之外，一直為興建醫學堂、醫院的建築積極奔走籌款。在這期間，富馬利獲得了幾筆捐款：1901年3月，經富爾敦的遊說，拉法埃脫教堂同意捐款興建婦孺醫院的專用建築；同年8月，印第安納州【韋恩堡哨兵】的主編夏葛先生（E.A.K.Hackett）捐款幫助富馬利興建女醫學堂的建築；到了同年10月，又有一位中國紳士捐了1000美元。正是因為有了這些捐款，富馬利得以順利建成了專供醫院、醫學堂使用的新建築，余美德介紹新建築稱：「遂建築三層樓一所，上層為醫生、學生宿舍。下層為餐室及浴室。」彭長歆對這座新的建築也有考證：「教堂西側建起了三層高的教學宿舍樓，該樓四周設環廊，通風采光均屬上乘，二樓有連廊通往教堂，便於學生們出入。」

有了新建築，醫學堂與醫院的開設自然是順理成章。根據【富馬利中國見聞錄】裏所摘錄的資料，醫院的開幕儀式是1902年4月23日在哥利舒教堂舉行，到場慶祝的除了當時的美國領事外，還有廣州將軍、廣東按察使、都統等中國方面的官員。應捐贈者拉法埃脫教堂的要求，新建成的醫院英文名字被命名為The David Gregg Hospital，以紀念大衛·格雷格（David Gregg）。至於醫院的中文名字，根據余美德的回憶，本來是要命名為「道濟女醫院」，「時駐美公使梁誠先生，與富氏有舊，來遊本院，並改院名曰柔濟。以道濟二字，與粵省方言刀仔之音相近，而西醫外科，動輒剖解，當時為俗人所懼，聊以避免其音耳」。在梁誠的建議下，醫院之名從「道濟」改為「柔濟」。至於醫學堂的開幕儀式則安排在1902年12月17日，開幕當天「中國的官員——從總督到高級將領，都派代表參加了開幕儀式」。至於醫學堂的名字，余美德介紹稱：「美人夏葛先生捐金萬元，建築本校，故循通例改稱夏葛，誌其人之好善也。」為紀念捐款建校舍的夏葛先生，醫學堂之名更定為「夏葛女醫學堂」。醫學堂與醫院之間是相輔相成的關系，醫學堂1897年【華字日報】的報道已經提及：「蓋西國無論男女，習內外科皆須由醫院學成，考試數次，其術確可醫人，方給以文憑，行世治病。」醫院為醫學堂的學生提供了實習的場地。

孫中山1912年視察柔濟婦孺醫院時留下的合影。

富馬利並不滿足於開設醫院和醫學堂，她還有開設護士學校的計劃。她開設護士學校的動機在【富馬利中國見聞錄】中也有提及：「醫生固然是我們需要的，但更需要訓練有素的護士。沒有專業的護士，醫生孤掌難鳴。非專業的護士讓病人們吃了太多苦頭。在廣州，要找到一名全科護士近乎不可能。為了滿足對專業護士的巨大需求，富馬利醫生決定開設一所護士學校。」廣醫三院檔案室藏【夏葛醫科大學卅周紀念錄】收錄有【富馬利醫生事略】一文提及護士學校的創辦情況：「一九零四年十月，富醫返自美國，決意創設護士學校。端拿夫人捐金贊成其事。」就筆者所見，目前有關端拿護士學校的研究將該校的創立時間定在1903年，但根據【富馬利醫生事略】，端拿護士學校是富馬利在1904年10月從美國返回廣州之後才創辦的。護士學校之所以能夠成功創辦，得益於端拿夫人的捐贈，【富馬利中國見聞錄】提及，1903年1月至1904年10月13日，富馬利在美國休假期間，曾與端拿夫人接觸，得到後者當面承諾捐款。護士學校的成功籌辦應在1905年，因為【富馬利自述】中明確提及：「一九零三年，成夏葛新醫校。又二年，設端拿護士學校。」

從1899年10月購置用地，至1905年端拿護士學校的籌辦，富馬利在原來「豬村」的土地上先後開辦了三所醫療機構，她的女醫培養事業由此得以展開。

1905年以後：

女醫培養事業的發展與傳承

從1905年到1915年，富馬利一直負責著三所醫療機構的日常運作與管理。在這10年之內，三所醫療機構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發展。這種發展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專供三所醫療機構使用的建築不斷增多，其次是師資力量的不斷完善，最後是招生規模的不斷擴大。

建築方面，1905年以前，醫學堂和醫院所能使用的建築僅限於上文提及的哥利舒教堂與教學宿舍樓。根據1935年編撰的【私立夏葛醫學院章程】，在1905年至1915年間興建的建築一共有六座，分別是：1905年落成的馬利伯堅堂，「內有辦事室、客廳、診癥室、產科室、食物室、留產大房、留醫房」；1905年落成的「第二座、第三座洋樓」；1906年落成的西人教職員住宅，「民國二十年重新改建為三層洋大樓」；1911年落成的夾拔堂，其中有「護士長及護士宿舍、藥物室、醫院、廚房」；1913年落成的麥偉林堂，其中「有割癥室、洗癥室、留醫小房八間、大房二間」。這些建築的落成與富馬利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正如鄺富灼在1917年歡送富馬利回美國的告別致辭中提及：「醫院的建築群就像是一個永恒的紀念碑，讓我們銘記富馬利醫生為華南女性所做出的貢獻。」

師資力量方面，醫學堂初辦之時可謂捉襟見肘，1904年畢業的梁子英回憶道：「其始者，我校既無藥劑之師，復乏看護之士。洗癥接生，俱由三四年級生徒擔任之。」但到了1909年，除了富馬利自己之外，夏葛女醫學堂已經有16名教師，其教授內容覆蓋了眼科學、細菌學、治療學、藥理學、神經病理學、產科學、婦孺疾病、解剖學、化學、生理學、皮膚學、診斷學、包紮技術、藥劑學等眾多領域。端拿護士學校籌辦之初，也無專門負責之人，由羅秀雲兼理，直到1908年「護士長來自美國，護校始有專人負責」。

招生規模方面，1903年畢業的蘇恩愛回憶道：「初女子入校習醫者，殊屬寥寥。」護士學校的招生更為困難，因為「護士職務，侍奉病人，事近猥賤，聞者憚之」。為了推動招生，富馬利透過「於每屆畢業時期，簡請中外執政，參觀禮儀」的方式，提高學生們的榮譽感。受邀請的「中外執政」也包括孫中山——1912年5月15日，剛剛卸任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曾親自參與夏葛女醫學堂的畢業典禮，並與畢業生們合影留念。針對護士學校的招生問題，富馬利也是多方設法：「富氏及雲（筆者按：此指羅秀雲），嘗竭心力，勸人來學。又提高待遇護士之法，適因沙面某西人，嘗聘用本校護士，而命之就食於廚下。富氏聞之，立召其人歸，此後中西人事，皆尊重護士，而護士在社會上之位置遂高。」

1915年，由於哮喘病發作，富馬利辭去了在醫學堂與醫院的工作，前往上海休養。進入後富馬利時代，三所醫療機構的運作也進入一個新的時期。1930年，三所醫療機構進入「國人自營」的階段，當時的報道介紹具體情況稱：「民國十九年，美教會以中國人熱心教育，見義勇為，深認院校事業，已堪付托，毅然將本學院教育權移交國人自辦，旋即組織校董會，負責接收，遵照國府頒布大學組織法，易名為私立夏葛醫學院，並於廿一年冬呈奉教育部核準立案。由是本學院暨所屬院校，遂一變而為國人自營之事業。」進入國人自營階段，醫學堂更名為「私立夏葛醫學院」，醫院與護士學校轉變為醫學院的附屬機構。

進入國人自辦階段，醫院與醫學堂也有新的變化。報道提及：「由廿一年起，醫學兼收男生，以宏造就；醫院亦收男病人，以期普遍；並購置新地，籌建新院，以謀醫業之擴充。旋為擴大學院組織，增加辦學效能起見，乃與私立嶺南大學妥商，將本學院與該大學所屬博濟醫院，合並辦理；並以博濟原為孫總理當年習醫及革命運動發祥地，為永留景仰起見，因議定合並後定名為孫逸仙博士醫學院，為嶺南大學各學院之一。一切詳細計劃，呈奉教育部核準備案在案，並經於廿五年七月一日，將本學院行政及器材，移交孫逸仙醫學院接收辦理，原日各級學生，移轉該學院繼續進修。」據此可知，為了擴大教學規模，私立夏葛醫學堂在1936年與博濟醫院進行整合，成了嶺南大學附屬的孫逸仙博士醫學院的一部份。孫逸仙博士醫學院在隨後的戰爭歲月裏艱難維系，至1952年被單獨劃出與中山大學醫學院合並，成立了華南醫學院，校址設在原中山大學醫學院內。華南醫學院後來歷經變遷，至1987年改稱中山醫科大學，至2001年又重新歸並中山大學，成為中山大學的二級學院。

柔濟婦孺醫院人物照片。從左到右：富馬利、夏馬大、羅秀雲。

夏葛醫學院被嶺南大學合並後，柔濟醫院和端拿護士學校就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報道提及：「學院收組後，醫院事業仍以柔濟名義繼續自辦……護士校則附屬醫院，另行呈報立案。」護士學校從原來附屬於夏葛醫學院變成附屬於柔濟醫院。在此之後，醫院仍在籌款興建新的建築：「至新醫院之建築，業經落成，樓聳三層，與原日路得堂東西並峙，中通走廊，互相連貫。」此處提及的「新醫院之建築」，應該就是落成於1937年並保存至今的林護堂。1954年2月1日，柔濟醫院由廣州市人民政府接辦，改名為廣州市第二人民醫院，而端拿護士學校也於同年改名為廣州市第二護士學校，依然附屬於廣州市第二人民醫院。至1975年，護士學校脫離醫院獨立建制，至1980年更名為廣州市護士學校。1998年5月，廣州市護士學校與原廣州市衛生學校合並為廣州衛生學校，至2005年廣州衛生學校被並入廣州醫學院護理學院。至2013年，廣州醫學院改名為廣州醫科大學，護理學院依然附屬於廣州醫科大學。廣州市第二人民醫院，在1995年被正式評為三級甲等醫院，至2006年被劃歸廣州醫學院管理，改名為廣州醫學院附屬第三醫院（簡稱廣醫三院）。

結語

歷經百年發展，富馬利創辦的三所醫療機構，除了醫院依然在昔日的「豬村」之內生根發芽，醫學堂與護士學校都被歸並到其他的教學機構之中。但我們不能以機構的存續與否來評定富馬利女醫培養事業是否得到傳承。正如1938年【夏葛醫學院史略】中所提及的那樣：「而後孫逸仙醫學院，一部份為夏葛之化身，而柔濟醫院，孫逸仙醫學院，永為夏葛精神之所寄。」廣醫三院、廣州醫科大學護理學院、中山大學醫學院也可被視為「夏葛精神之所寄」以及富馬利女醫培養事業在當代的傳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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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孫中山視察夏葛女醫學堂時與醫學堂教師、學生的合影照今收藏於廣東省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