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生活】 劇照
2023年11月，紀錄片領域的盛會阿姆斯特丹紀錄片電影節舉行，總監奧爾瓦·尼拉比亞Orwa Nyrabia在對媒體談到今年的片單時說：「長期以來，在電影節上具有統治地位的反思殖民主義的電影，在慢慢地從舞台中央退場，隨之而來的是愛的回歸！」
聽到這樣的話，我心裏湧起一絲溫暖。近幾年來，新冠疫情侵襲，戰爭陰雲籠罩，貧富懸殊進一步擴大。這真是個令人沮喪、令人強烈地感受到個體渺小和無能為力的時代！那麽，電影和電影節能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什麽呢？
我們先來說說「回歸」。在故事的歷史上，從【奧德賽】到【權力的遊戲】，「回家」是最歷久彌新的題材。這次拿到國際競賽單元最佳導演獎的【life is beautiful（美麗生活）】，便是這個題材的新作品。
「巴勒斯坦沒有電影學院，我透過拍電影來學習怎麽拍電影」，導演Mohamed H Jabaly的這一句旁白為電影開篇；與之對應的畫面，是年少的導演和朋友們的工作花絮。那時候，戰爭還沒有到來，朋友和家人也都平安無事。2014年，以色列和加沙的武裝沖突開始改變所有人的命運。導演Mohamed，在戰爭開始的第一天，便開始拍攝自己的第一部紀錄片長片【救護車】，展現這場戰爭對加沙人民的影響。當戰爭趨於和緩、加沙的邊境短暫開放的時候，這個地區的很多年輕人離開，Mohamed帶著【救護車】的拍攝素材離開加沙，來到挪威。
挪威白雪皚皚，但並非天堂。在這裏，挪威政府不接受他的巴勒斯坦護照，他的工作簽證申請也被拒絕——因為他沒有電影學院的畢業證。
電影開場20分鐘，便將一個國際政治的難題和災難擺在了觀眾的面前，畫面是這樣的：一邊Mohamed在白雪覆蓋的異鄉被驅逐，另一邊加沙的家人在影片電話中展現被轟炸的城市。
【蘇利南媽媽】 劇照
故國不能回，異鄉又將他驅逐。年輕的Mohamed，說著並不流暢的英語，和律師、朋友、電影工業的同事們一道，開始和挪威移民局打官司。電影界的朋友們紛紛在社交媒體上貼出標語「Mohamed是我的同事」，一股愛的暖流，從銀幕上直接沖向觀眾。有趣的是，電影並沒有停留在一個悲傷的受害者故事上。Mohamed天性樂觀，當移民局的驅逐令下達，多給了他10天的時間讓他離境。他在沮喪、流淚之後，出口成歌：「10 more days，10 more days…」（多了10天）。在下一幕的朋友聚會上，他們又在吉他的伴奏下唱出這支即興創作出來的歌兒。悲傷之後的短暫歡愉，總是更能打動人。
Mohamed去了倫敦，在這裏，他的生活發生了轉機，他的紀錄片【救護車】獲得了英國公共媒體的最佳報道獎。下一場戲，他終於獲得了挪威移民局的學生簽證，並且可以進入挪威電影學院學習——Mohamed和朋友們的抗爭勝利了！為了朋友，他離開看起來更有希望獲得成功的英國，回到挪威。
我想，「回歸」之所以成為歷史上被講述最多次的主題之一，或許正是因為其中包含了人們最樸素的願望和最強烈的愛——來自朋友，來自家人。當Mohamed到達挪威機場，迎接他的朋友們為他舉辦了歡迎儀式，他淚流滿面，大家開心地把一個小孩拋向空中——這個鏡頭為觀眾帶來一片笑聲。
在石黑一雄的【長日將盡】中，作者設定了兩場緊接著的高潮戲，讓讀者的情緒保持飽滿。在Mohamed的電影裏，最終高潮也出現在機場戲後的幾分鐘裏。那是另一場回歸。戰爭處在暫時的平靜時期，邊境再次開放，回歸的風險仍然很高。果然，Mohamed剛剛到達邊境，便被關進了監獄，好在家人來接的時候得以放行。歷經風險的戰爭流亡者，終於回到家中，和家人擁抱在一起。Mohamed的旁白是：「7年了，我終於再次擁抱到了您——母親」。
下面的故事來自獲得最佳影片獎的【1489】——事關戰爭，但是沒有回歸。
2020年9月27日，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開始了長達44天的戰爭。在戰爭的第7天，導演Shoghakat Vardanyan年僅20歲的弟弟、一名音樂學院的學生失蹤了。在持續兩年的尋找之後，家人們最終得到一堆用塑膠布包裹的屍骨。
電影的最後，有一個長達幾分鐘的長鏡頭，拍下了工作人員冷靜地開啟塑膠布展示弟弟的屍骨的場面。這是一具不完整的身體，勉強能認出一條腿的骨頭。這具屍骨的編號是1489。這場戰爭，那些再也回不了家的人們，都和這具屍骨一樣，最後被裝在精致的棺材中，蓋上國旗，送往墓地。
【1489】 劇照
電影將最多的筆墨留給飽受痛苦折磨的家人。有一個長鏡頭，父親、母親一人拿著一個孩子的骨頭——類似一個手指頭大小，他們不住地親吻手裏的骨頭，緊緊握住，緊緊貼在胸前。片尾靜默的字幕，留下令人心碎的資訊：這場戰爭，歷經44天，超過5000人死亡，超過200人失蹤。
影片【蘇利南媽媽】獲得了最佳荷蘭電影特別提及獎。電影本身講了一個溫情的故事：一個蘇利南媽媽在1970年代來到荷蘭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生活。1975年11月25日，當她在電視上看到蘇利南獨立時回顧自己的一生：她生於荷蘭殖民時代，成長於一戰和二戰期間，在蘇利南獨立運動的動蕩時局中告別故土，來到荷蘭。導演Tessa Leuwsha用私人敘事，講述集體記憶。整個故事，由一個歷經了一個世紀滄桑巨變的老人講述出來。親歷者的口述，和真實的歷史文獻，都構成了深厚的歷史感。
影片素材取自關於蘇利南的文獻。蘇利南沒有電影學院，也沒有文獻館。對蘇利南歷史的記錄和書寫，曾經的殖民者荷蘭，儲備量是世界最多。這完全可以說是殖民主義的遺產。那麽，當殖民地的藝術品開始被歸還，這些文獻的所有權，也成了一個包含道德和政治的問題。
荷蘭，大概是最早一批提出歸還文獻的前殖民主義國家。而這部電影的制片人Pieter van Huystee（荷蘭人）正是推動這一歷史的人。十幾年前，Pieter在蘇利南創辦電影培訓工作坊，Tessa便是其中的學員。當時，在一場講座中，Pieter談及1970年代的蘇利南革命，說「比起動輒千萬人頭落地的政權變革，僅僅14人在這場蘇利南革命中死亡，這場革命堪稱柔軟得像天鵝絨」。事後幾年，他對自己的用詞「僅僅」倍感後悔。為了讓世界記住這場人道災難，他開始推動將文獻歸還蘇利南的活動。而將文獻變成藝術品，則是對文獻最好的保護。於是，【蘇利南媽媽】這部電影，便被Pieter提上了日程，而且還堅定地尋找一個蘇利南本土導演來完成這個作品。
電影在1975年蘇利南獨立慶典的煙花中結束，那是溫暖的、告別殖民歷史的時刻。在這個故事裏，沒有物理意義上的回歸，回歸的是精神，一個老人開始在新的、和自己格格不入的環境中生活，而她萬裏以外的國家，正在重生。
在【蘇利南媽媽】首映禮上，我看到在荷蘭的蘇利南人身穿民族服裝，載歌載舞、歡聚一堂。他們在異鄉歡快地慶祝自己的文化終於被重視，自己民族的歷史終於可以被自己的族人所書寫。
我想，電影和電影節的價值，大概就是帶來一種集體的關註，一種集體的歸屬感，一種集體的愛。
南方人物周刊特約撰稿 Louis HotHotHo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