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軍事形勢，是紅軍一方面軍主力從山西渡過黃河回到陜北以後，國民黨中央軍主力加上閻錫山的晉綏部隊向西，寧夏馬鴻逵的部隊向東向南，東北軍從甘肅向東推進。同時，又在西安、延安之間，加強原有陣地，形成一個大的戰略包圍。這些敵軍的政治態度是，國民黨中央軍是堅決反共的主力。寧夏部隊反共也很堅決，但卻是一支腐敗的軍隊。這時，東北軍和西北軍都開始與我們有一定的秘密接觸，他們對進攻紅軍態度不積極。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自應確定新的戰略步驟，發展的方向，而不能無所作為。
我們剛從黃河西渡回來，不能再回師打山西，自然更不能主動去攻擊東北軍，唯一的戰略發展方向是向寧夏。因為：（一）它的正北接近蒙古和蘇聯，成功的話，可以取得和蒙古、蘇聯的聯系；（二）四方面軍已離開四川向甘肅北進，我們要從寧夏、甘肅方向向南接應他們，以便於他們的迅速轉移；（三）只有采取這個軍事行動，才能確保陜北根據地。這是當時唯一正確的戰略方針。
為了配合這次軍事行動，解散了陜甘省委，重新組建了一個陜甘寧省委。它所管轄的地區，在陜西是安邊、靖邊、定邊；在甘肅是華池、環縣、固原、慶陽、合水；在寧夏是預旺、鹽池。省委開始駐甘肅環縣的河連灣，後來搬到環縣曲子鎮。
這個省委的名單，依照中央的通告：李富春任書記；羅梓明任組織部長；蕭勁光任軍事部長，也就是同我前面說的一樣，就是陜甘寧的軍區司令；蔡暢任白區工作部長；馬錫五任省蘇維埃主席，就是後來【小二黑結婚】裏面的那個馬專員；鄭自興任保衛部長。鄭不久就調到軍隊裏面去了，接替他的是李握如，這兩個同誌都是瑞金國家保衛局的工作人員，和我有同事關系，所以我熟悉他們。政府工作人員我就記不得有什麽人了，由於當時財政問題很突出，糧食問題很突出，我還記得當糧食部長的是張慕堯，當財政部長的是楊玉亭。其他司法部門、文教部門、內務部門還有哪些同誌就記不起來了。
我在省委照樣當宣傳部長。這樣一個新開辟的、遊擊性很大的根據地，識字的人不多，教育不發達，沒有印刷條件，說不上能夠進行什麽文字宣傳工作。所以我從瓦窯堡趕了幾天路，趕到省委的時候，除了了解一下陜西、甘肅、寧夏的情況之外，一時還無從著手進行所設想的宣傳工作。
戰略發展方向是對著寧夏。陜西的三邊地區無非是作為後方，隴東地區不過是這個戰略的側翼，起掩護作用。向寧夏發展，省委必須緊密地配合部隊的軍事行動，依托部隊，向寧夏河東廣大地區，廣泛地建立群眾基礎。省委考慮到陜甘省委時期，我曾代表省委住在臨真，指導過甘泉、宜川的工作，那也是一個新發展的區域，省委就決定我代表省委住在預旺堡，靠近紅十五軍團，專管寧夏東北部的工作。這個地區大概是由同心城向北至中寧，沿黃河東岸至青銅峽。主要任務在於建立群眾基礎，建立黨的基礎，籌集糧食，調查道路和黃河的渡河情況。這和在臨真主持工作不一樣，我可以住在宜川縣委長期不動，這種工作無法在預旺堡住下來。再說預旺、同心城這些地方也沒有什麽鞏固的黨的組織，跟敵人的部隊犬牙交錯，有時距離甚近。在省委的同意下，給了我一個騎兵排，連炊事員都騎馬。
寧夏這個地區，人煙稀少，有時候四五十裏之內不見人煙，要到什麽地方去，每天的行程不會少於百裏。糧食都是內建的。到一個地方要想從老百姓那裏臨時弄來三四十個人的飯是不容易的。內建糧食，可以找一個村子，下騎就弄飯吃，吃完上馬就跑。晚上住下來，只能了解到二十四小時以前的敵情，要是有什麽變化，就糊裏糊塗了。宿營的時候只能靠警戒，所以晚上鞍不離馬，能夠做到說跑就跑。
寧夏這個小範圍，沒有什麽高山，山梁比較平，地上長滿了野草，很少樹林，跑起馬來，很是暢快。當地的野草根就是甘草，聽說現在長甘草的地方，已經挖得不成樣子了，可是當年卻見不到有人去挖這些甘草。這是一種世界有名的中草藥，歐洲有些藥廠，把它精煉成一種提神的含片，呈黑色，盡管味道很苦，但銷路很好。中藥就把它當成一種所謂"引子"，無論什麽性質的中藥劑都要加上甘草。有的人性格非常隨和，可以同各種各樣的人交好，四川就把這種人稱之為"甘草"。
既然我離開省委進入寧夏，依靠十五軍團來工作，我就把我這個騎兵排，開到預旺堡，靠近十五軍團司令部住下來。一些與部隊有關的工作，除非必要，我不去找徐海東、程子華，有事就找政治部主任王首道，但更多的是找政治部保衛部長楊奇清。
8月初，艾德加·斯諾由保安到寧夏前線，住在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是彭德懷。他對彭德懷做了一次專門的存取。我記得，是在斯諾住的一間民房的樓上，存取的時間是在晚上，轉譯是一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劉曉，他是湖南人，聽彭德懷說湖南口音的話比較容易。就是這位劉曉，全國解放後，當過中國駐蘇聯大使，卸任後，又當過外交部副部長。
我的駐地靠近前敵總指揮部，所以我就去旁聽了一個晚上。後來斯諾把這批材料寫進【西行漫記】中。大概第八篇第二節彭德懷印象，第三節為什麽當紅軍，第四節遊擊戰術，都是那天晚上他存取的結果。但是他把那些材料做了綜合，不是全寫進去了。我個人對於彭德懷的了解，也是借助於他們那天晚上的談話。
因為寧夏西部這個地區，是剛開辟的，我們並沒有很好的基層群眾基礎，基層黨組織很少，也沒有什麽力量。而且是個少數民族區域，漢族和回族歷史上就有對立情緒，不太融合。我們又是一支漢族部隊，在地方活動很困難。同時這個地區由於生產落後，地主的力量特別強。有些地主還有自己的武裝。雖然是少數民族，但又跟哥老會有聯系。因此少數民族，加地主武裝，加哥老會所形成的地方勢力，很難對付。這種地方勢力暗地裏也就是土匪的勢力。首先我們行動得非常謹慎，不侵害回族群眾的宗教習慣，以取得他們的信任。又對他們進行了超過民族意義和宗教意義的抗日統一戰線的宣傳。但是要瓦解這些地主武裝實在不容易，不能硬打。我們只有逐漸地建立起自己的遊擊武裝，吸收一些貧苦的回民參加這支隊伍。
所以陜甘寧省委一成立，就作了【對於進行遊擊戰爭與遊擊隊突擊的決定】(1936年9月）來解決這個地區的地主、土匪武裝的問題。首先指出原來的地方遊擊隊的混亂和它的可靠性問題，如經常發生遊擊隊叛變的事件。因此必須嚴加整頓：（一）加強領導，派最好的黨員去當遊擊隊隊長；（二）加強政治教育，因為文化水平關系，即使是最粗淺的政治教育也是必要的；（三）積極行動，對這類地主武裝進行分化瓦解；（四）加強群眾工作和統一戰線工作，不使自己孤立起來。這是李富春和蕭勁光他們開會作出的決定。這個決定是必要的，而且是有收效的。
我在寧夏這麽一個範圍之內活動，和地方群眾組織逐漸有了聯系之後，無論長途馳騁，還是見村宿營，都不是那麽情況不明，好像四周都是敵人那樣，而是比較放心了。但也不能夠麻痹大意，總要經常保持敵情觀念。譬如，我住在預旺堡的時候，沿著甜水河向北，不到五六十裏的地方有個下馬關（今預旺縣縣治），駐有一個連的反動武裝，也是騎兵。再沿河向北，韋州也駐有反動武裝。我在駐地的房頂上就可以望見敵人。這地方的房頂不像南方一樣是瓦頂，而是很簡陋的不上梁起脊的，用木條排列起來，上面平鋪蘆草，再覆上一層粘土，曬幹後再覆上一層石灰，非常平坦。屋外架上樓梯，可以直接登上房頂。住戶就利用這個房頂曬糧食。這就是我當時的瞭望台。在房頂上用望遠鏡看下馬關敵人的行動，甚至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士兵在甜水河裏飲馬、洗馬。我當然要提防他來襲擊，但我並不怕他，因為十五軍團就在這裏。
還有一個例子，有一支地主武裝，人數約百來人，武器也比較整齊，經過各種渠道做工作，收編了這支隊伍，把他作為十五軍團直接指揮的一支回民遊擊隊，由十五軍團挑選了一個營級幹部去當隊長，他也是回族，但不是寧夏的回族，而是湖北的回族。他同時帶了一個政治委員。開始的時候還好，也聽指揮，但不意某一個晚上，這支隊伍竟把我們派去的兩個幹部殺死了。這支所謂回民遊擊隊，完全不知去向。我們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得到訊息，派人去查，果然遊擊隊沒有了。只留下我們幹部的兩具屍體。這件事情，無論對軍隊，還是對地方，都震動很大。經過反復調查，了解到這支叛變了的遊擊隊的活動區域，我們搞了一次突然襲擊，但也沒有把這支隊伍消滅，只是擊潰了。
我軍西進的目的，在於占領全部寧夏，但是從東到西渡過黃河卻是一件困難的事。走靈武經吳忠到青銅峽是很困難的，因為黃河岔道比較多，要連續橫渡多少次。只有走中寧到中衛，水勢比較平緩，沒有岔道，一次就可渡過了。但這不是我的工作方向，我的工作方向主要還是在金積地區。另外要是渡河時間遲到冬季，也可以從冰上渡過。黃河結冰的最堅時期是12月至次年1月。這與我們當時軍事行動的時間相距還很遠。為著搶時間，不想等到冬季。因此我的任務，就是要準備多少個羊皮筏子。
南方的水上交通工具，除木船以外，還可以用竹排、木排，但北方沒有這種材料。本地人就發明了不用竹木為材料的羊皮筏子，以羊皮充氣做一個皮囊，但剝羊皮的時候，不能開膛破肚，必須從羊的頭部把全身取出來，而羊皮本身還是很完整的，這卻不容易。充氣後的皮囊，每十二個為一組，以三乘四的比例，夾緊綁在一個由柳木制成的框架上，幾個人坐上筏子，用木槳就可以橫渡黃河了，也可以順流而下。這樣的小羊皮筏子，集十幾、二十個可以連成一個大羊皮筏子，坐上一個連是不成問題的。照同樣的辦法，有人還做成牛皮筏子。但我當時沒有本事找到很多牛，只能去找羊群來解決問題。
後來軍事形勢一變，二、四方面軍北上進入甘肅南部以後，中央決定9、10月作戰計劃：一、二、四三個方面軍聯合行動，主要以一、四方面軍為主，分別搶渡黃河，奪取寧夏全部。但是張國燾對這個計劃表示消極，行動遲緩，貽誤戰機。因此前期的一方面軍單獨進占寧夏的計劃落空了，後期的一、四方面軍聯合奪取寧夏的計劃也沒有能夠實作。這樣在我個人方面，也就不再為羊皮筏子費力了。那時我手裏還有上千只羊，不做皮筏子，都當成糧食，奉命移交給四方面軍了。
說到糧食，這是一個大問題，主要關系到軍糧。除了軍隊的供給部以外，幾乎全部糧食籌集任務都落在地方黨身上了。省委把我派到寧夏，主持開展地方工作，實際上也有在寧夏籌集糧食的任務。當然，陜西部份的糧食，甘肅部份的糧食如何籌集，責任直接歸省委。寧夏部份，責任卻落在我身上了。
省委總的任務是3.3萬石，包括小麥、小米、谷子（沒有脫殼的小米）、玉米、黃米、雜豆、燕麥、高粱、蕎麥等。其中1.6萬石由前方軍團自行籌集，省委直接擔負1.7萬石。
省委派省糧食部長張慕堯到預旺來幫助我。既然前方軍團也在他的作戰區內籌集糧食，那麽預旺也自然在內，並且預旺的分配量是很小的。所以他基本上回到省委去不再來了，實際上籌糧任務就是我一個人擔負了。這就使我要跟前方軍團在預旺劃定一個界線，哪些地方歸他們去籌集，哪些地方歸我去籌集。在那麽一個狹小貧瘠的土地上要籌集700石糧食，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我比後方有一個有利的條件，我可以在寧夏這個小區域，也可以透過一些地方遊擊隊在白區搞一些糧食，還可以攬到手好多羊群，把一只羊的重量抵充多少斤糧食來交給部隊。這實際上就不用花許多不必要的力量，去征集那些難以征集到手的糧食了。部隊也歡迎我這個辦法，因為他們也需要肉食，這就等於他們拿出糧食來交換我的羊，以改善他們的生活。我估計為著充當軍糧，為著要制造羊皮筏子，我弄到手的羊約有萬只以上。有一小部份，還是從敵占區的黃河邊上搞來的。反正這是個軍事時期，由於我這一搞，寧夏河東這個小區域的牧畜事業，受到很大的影響。在敵占區我不僅要羊，也要駱駝，這樣可以送到後方，編隊作為運送糧食的運輸力量。因為甘肅和陜北的糧食，也還得要向前方的部隊運送。
部隊除軍糧以外，還有一個軍馬的飼料問題。粗飼料（粟草）當然由部隊就地解決，精飼料（雜糧、豆類）可以由部隊自己解決，也可以由地方酌情供給。這些都不算困難。
困難的是部隊的燃料問題。那地方沒有樹木，也沒有煤炭，燃料就是燒各種農作物的稭稈。這種燃料，顯然不能充分取給。沒有辦法，彭德懷就下命令，把預旺縣的荒無一人的縣衙門拆來燒掉了。
就這樣，在寧夏地區，凡是隸屬省委的地方，一方面軍前線各部隊到達的地方，我都跑遍了。同時為了了解敵情和渡河情況，我也利用這個騎兵排精幹和迅速的條件，曾經跑到過中寧以南的某個村莊或金積附近的某個村莊度過一天。當然這必須有當地群眾負責掩護。我們大概都是晚上到，白天留在那村莊裏，第二天晚上就離開了。這種冒險的事情，自然只能有一次兩次，不能再多了。但作為第一手資料，收獲是很大的。
在這個地區，這種馬背生活不是一天走幾十裏路，假如只走幾十裏路，那就用不著帶上騎兵了。村莊和村莊之間距離很遠，而我每一次的目的地，都在百裏以上。不行動則已，一行動就要跑一整天，才能到達我所要到的地方。我們總是拂曉就動身，假如全天的路程是一百二十裏的話，就在路途中間選擇一個村莊，既在那裏休息一下，又在那裏弄午飯吃。馬匹也要得到一定的休息，及時餵養，這樣才能繼續前進。7、8月份還好，9月以後寧夏就冷起來了。我們也沒有什麽特別的防寒服裝，7、8月是那一套，9、10月也還是那一套。特別是早晨出發的時間，月冷星稀，霜寒風勁，不敢攬轡徐行。為了貪圖一下就暖和起來，只能登鞍策馬就跑。這是這個時期內的經常生活。好在當年我只有三十二三歲，還頂得下來。既不傷風，也不咳嗽。但是，我的所謂慢性支氣管炎，大概就在那個時候，不知不覺地染上了。
【李一氓（1903—1990），四川省彭州市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李一氓曾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科長、南昌起義參謀團秘書長，後在中央特科工作。參加過長征，並先後任陜甘寧省委宣傳部長、新四軍秘書長。抗戰勝利後，李一氓先後任蘇北區黨委書記、華中分局宣傳部長等職。1990年李一氓在北京因病逝世，終年87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