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袁國祥
王君植是1949年夏在西安參軍的一個大學生。為人豪爽，性格開朗。她隨359旅剛編成的五師獨立團參加過扶眉戰疫，又穿越了甘肅到達敦煌，在那裏學習、訓練。過冬後便又徒步行軍出陽關，越過死亡之海，到達新疆的若羌。稍事休整，王君植和十幾個女兵頂風雪，冒嚴寒，搭帳篷，穿越大沙漠，到達新疆東南一隅的且末縣。1950年春，部隊展開大生產運動，幹部戰士都參加勞動，豐收在望時，她和副團長安誌明結了婚。接著，五師獨立團移師於田，被編為新疆軍區獨立騎兵師第二團。他們參加了修築新藏公路和軍事訓練，準備進軍西藏。此時，王君植被調到師政治部當了宣傳幹事，她雖已有身孕，但仍堅持工作，組織一些女同誌參加宣傳隊，自己編劇導演，排練了一些節目，為部隊演出鼓舞士氣。
1951年5月4日，安誌明奉命帶兩個加強連，繼進藏先遣連之後，翻越昆侖山進軍西藏，去解放阿裏。臨行前王君植即將生育，師長何家產說：「安誌明等幾天再走吧！」安誌明回答：「我是後續部隊的領導，不隨軍出發哪能行！」於是，他告別妻子立即上馬出發了。
第二天，王君植就生下了一個兒子，前來祝賀的團長鄭誌文說：「安副團長出征西藏，現在又生下兒子，起個名字叫‘雙喜’吧！」何師長說：「為了鼓勵他父親進藏，不如叫‘進軍’！」於是，鄭團長派人騎快馬，一下追了40裏，向安支隊長報告了這個好訊息。安誌明很高興，帶著部隊奮勇前進，不僅很快跨越昆侖山與先遣連會合，接著投入剿匪戰鬥，解放了全阿裏。
1952年夏，獨立騎兵師的駱駝大隊全部轉移到皮山縣的桑珠山村，從那裏開始向中印邊防前線的阿裏運送糧食等物資，要讓已挨餓的邊防戰士吃飽穿暖。當時，王震將軍號召新疆部隊要「安下心，紮下根，長期建設新新疆！」師長何家產也要求已編成的阿裏騎兵支隊要樹立「長期建藏」的思想。於是他親自與宣傳幹事王君植談話，讓她當家屬隊長，帶領丈夫已上阿裏的二三十個幹部家屬也騎著駱駝長途跋涉到阿裏，讓她們和親人團聚，加強保衛和建設新西藏的信心。家屬隊臨行時，組織科長何師長的夫人傅兆南前來送行，她還給王君植半歲的可愛兒子小進軍送了一個小鬥篷。
王君植帶去的家屬娃娃有20多人，其中有紅軍營長朱少清的妻子黃秀珍、老八路參謀長賀景富的妻子孫啟珍、後勤主任左風山的妻子程英、連長謝元生的妻子張俊英，以及參加過解放戰爭的兩位副連長的妻子等。還有一部份是進藏先遣連的幹部家屬，因為他們大多是原來起義軍官的家室，所以小孩也不少，現在已分別兩年，他們更盼望團聚。如先遣連連長曹海林的妻子馬桂芳就被任命為副隊長，由於她會維吾爾族語言，成了王君植的得力幫手。參謀周奎琪的妻子、衛生員張桂英也很能幹，一路上為這支娘子軍的醫療保健工作出了大力。排長孔慶宏的維吾爾族妻子阿那爾汗，則表現非常積極，經常幫助別人照顧孩子。而獸醫司馬義的妻子阿拉木汗則帶著她的4個孩子，大女兒14歲，小兒子不到兩歲。還有個白轉譯的妻子郝紅艷是上海人，講究吃穿，嬌氣十足，王隊長就談心幫助，只讓她擔負送開水的任務。在以後的行軍中，她逐漸轉變，改掉了好逸惡勞的習慣，成為一名積極上進的好姐妹。
在騎駱駝走向昆侖山的路上，王君植發現程英大姐為人忠厚，吃苦耐勞，小孩也大了，便讓她當炊事班長，另派積極熱情的黃秀珍和孫啟珍當炊事員，要保證大家沿途能吃好吃飽。另外，她看到曾在抗日戰爭中就支援前線，來自河北老解放區的張俊英思想開朗，樂觀活躍，經常唱著「白毛女」「王秀鸞」等歌曲，帶頭工作，積極行軍。便請她和馬副隊長一道管理上下駱駝、掌握行軍生活，以及捆馱子、搭帳篷等具體工作，並幫助她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保證不出任何事故。
王君植曾經對我說：「我們家屬隊是準軍事化組織，大家都穿著棉軍裝和老羊皮大衣，享受著國家供給制待遇。我們長達一個多月的艱苦行軍也像參加了一次戰役，為了配合駱駝隊工作，盡量不增加駱駝負擔，我曾宣布三條紀律：‘一、幫助運輸隊員缷馱子、做飯;二、大人每天走30裏路，小孩可綁在駝背上;三、高山險路不騎駱駝，特別註意小孩安全。’實際上，在行軍中什麽問題都可能發生，離開桑株兩天，阿拉木汗的小兒子就發燒了。駱駝大隊醫生姓陳，是浙江人，工作非常認真。他負責我們的醫療工作，立即來給孩子打針、服藥，很快控制了病情。陳醫生還向我們家屬隊講了一些高山病的防治辦法，鼓勵大家克服困難，戰勝瘴氣，跨過昆侖天險，安全到達阿裏」。
「我們來到桑株大阪之下，仰望冰封雪裹的山頭，心中不寒而栗。藏北運輸指揮所領導為保證我們翻越這座險峻的大雪山，雇請當地柯爾克孜族牧民趕來了幾十頭牦牛。我們哪裏騎過牦牛，更何況頭痛欲裂，呼吸困難，深感遇到鬼門關。但要想進入阿裏，必須打勝這一仗。我動員說：‘先遣連的同誌，我們的丈夫，他們能從於田爬過更高更險的昆侖山，解放了全阿裏。我們也要像他們一樣勇敢頑強，堅決翻過桑株大阪。’在爬山途中，耗牛不聽指揮，猛往上沖，嚇得大家抱緊鞍子，哇哇直叫，在柯族牧工和運輸隊員的幫助下總算爬上了山頂」。王君植沒騎耗牛，她是拉著馬尾巴，艱難攀登上去的，自己心跳氣喘，流汗流淚，小進軍在她背上難受得哭鬧。其他孩子也出現嚴重病態，有的還流鼻血、吐白沫、拉肚子，她還要前後招呼，讓陳醫生或張桂英來幫助醫治。總之，她們忍受了從未經歷過的艱辛，終於爬上了昆侖山頂。看吧!祖國山河多麽壯麗，心中頓生無限豪情，也體現了軍人家屬的光榮。
誰知，上山難，下山更難。山陡路滑，只能步行。實在累了，就坐下喘息。特別是走在懸崖邊上，使人提心吊膽，因為已有駱駝摔下百丈深淵。大家你拉我扶，牽著孩子，慢慢走出險境。突然看到一個黑影直落山下，我嚇了一跳，結果是一個孩子的帽子被風吹下山崖。走到平緩的山谷地段，家屬們才喝水吃饢，再騎上駱駝繼續下山。經過一天的艱難跋涉，她們終於到達了喀喇喀什河旁的蒙古包兵站。
以後的路程雖然遙遠，有的大阪也很艱險，但經過桑株大阪鍛煉的娘子軍已經無所畏懼，視若平常了。她們每天朝行夜宿，搭帳篷、解行李、做飯吃飯，照顧孩子，早早睡覺。次日天亮即起，又做那套相反的工作，和駝隊戰士密切配合，然後上駱駝起程。到危險山地，或冷得厲害時，便下駱駝走路。總之又走了半個月，才走出熊彩大雪山，來到班公湖旁。這裏好舒服啊！山清水秀，駱駝和人都需要休息一下。駱駝放出去吃青草，孩子們高興地玩耍，大人則抓緊搞衛生，洗衣服。這時，不僅爽朗的張俊英又唱起了「支前小調」，阿那爾汗也高興地唱起了維吾爾族民歌。當她們看到王君植帶著孩子，又忙工作時，便跑來幫助她洗衣服。王隊長說：「你們去幫阿拉木汗吧！」阿那爾汗說：「你看！這草灘上曬的衣服和尿片子，都是我幫她洗的。」正說著，程英她們已做好了可口的羊肉揪片子，馬桂芳副隊長則呼喊著讓大家去打飯，一陣幸福感頓時湧上王君植的心頭。是的，家屬隊從於田出發到現在僅一個月，長途行軍中的艱難困苦都被一一克服，傳閑話的沒有了，吵架現象不見了，工作搶著幹，小孩大家管，呈現一派團結互助，親如姐妹的氣氛，這個「娘子軍連」已變成一個堅強的戰鬥集體了。
駱駝隊沿班公湖岸又走了3天，才繞到日土草原上，但一條大河擋住了去路，王君植下令搭帳篷休息，並開始架鍋做飯。這時，已到日土工作的安支隊長站在剛建起的二連營房的哨樓上，用望遠鏡看到了駱駝大隊和那幾頂剛架起的帳篷。他高興極了，立即讓同樣著急的賀景福參謀長帶戰士騎馬去迎接。當他們從齊腰深的河水中馱過這批老婆娃娃後，家屬隊算是走完了最艱難的行程。賀景富高興地和他妻子孫啟珍相會，並扶她上馬，護送過河。然後讓大家騎馬前進，派戰士們牽馬保護，很快送到了日土宗軍營。幾個和美的家庭在這裏團聚了，駐日土的二連連長謝元生見到他從河北老家來的妻子時，只知儍笑，不知說啥好，倒是張俊英大方的拉住他的手，說起了夫妻間的悄悄話。當安支隊長把王君植和小兒子迎接進自己住房，急不可待地抱住妻子親吻時，小進軍嚇哭了。他大喊：「我要媽媽！」安誌明趕快抱起兒子親吻時，小家夥不認他，哭得更厲害了，因為他是第一次見到這個不認識的爸爸。
家屬隊又走了一周，才到達阿裏首府和騎兵支隊駐地。噶爾昆沙軍營沸騰了，第一次出現了女軍人和一批衣著華麗的婦女兒童。當她們被引進那簡陋的土房子，甚至是地窩子中，一家人團聚的歡樂難於言表。在這裏，不僅後勤處主任、曾在延安為毛主席站過哨的左風山和他的妻子程英、女兒相會了，而且先遣連連長曹海林和妻子馬桂芳也相聚了。當然，周奎琪參謀、司馬義獸醫、白轉譯和孔排長等都高興的把自己的妻子，有的還有兒女一起帶進了自己地窖子家中。是的，高原環境很艱苦，大家情緒很樂觀，幹部們看到了成家的希望，廣大戰士也很高興，因為軍營中出現花朵，生活不再苦燥了。
高興的時間不長，問題就來了。阿裏氣候不好，又缺蔬菜水果，家屬孩子得病的多了。特別是到了冬季，天寒地凍，大雪茫茫，日子更不好過。說來也怪，上來的女孩子大多能適應，男娃娃就差多了，有的常得病。首先是司馬義的小兒子，路上就消瘦，到了昆沙也不見好，沒度過那個冬天，首先病死了。安支隊長和王君植的小進軍身體也很虛弱，不再大聲哭鬧了，他得的病和先遣連許多烈士的病一樣，全身浮腫，接著潰爛流黃水。醫生建議送下山，但冰封雪裹的昆侖山不可能逾越，眼看著小進軍的生命消失，夫妻倆只有痛哭。當他們用何師長夫人傅兆南送的那件小鬥篷包好小進軍，埋到一個大紅柳沙包中時，一起上山來的阿姨和小朋友們都哭了。不到兩歲的小進軍、阿拉木汗的小兒子，這些還未開放的花朵，竟為祖國邊防事業獻出了他們幼小的生命。
冬天過去，春天來臨。給幹部戰士上文化課，帶女同誌參加勞動，還組織她們學射擊、練投彈，並兼管圖書室的宣傳幹事王君植又要生小孩了。安支隊長為保證她的營養，不僅從印度商人那裏買來奶粉、曲奇，而且從藏胞那裏買來一些土雞下的小蛋。幸虧有衛生隊長劉廣益接生，總算安全生下了個女兒，小名就叫「阿裏」。為了養好這個孩子，夫妻倆想盡辦法，但發育總不正常，時有疾病出現。這時，安誌明的病情加重，心臟不好，呼吸困難，牙痛得常睡不著覺。盡管西藏軍區已定他為副師級幹部，仍任阿裏騎兵支隊支隊長兼政委。很快，中共西藏工委也派來一批幹部，組建起了阿裏分工委，並任命他為分工委書記。他雖日夜操勞，盡心竭力，做好各方面工作，但身體已不允許長期待在高原了。1953年夏，安誌明被任命為南疆軍區副參謀長，王君植也調至南疆軍區文工團工作。這樣，他們在新任的支隊政委、分工委書記孫德富到來後，交待了工作，才帶著小女兒，跟隨駱駝隊，騎著馬下山，離開了那永遠難忘、生死相依的阿裏高原。
小阿裏到喀什後，不僅保住了生命，而且健康地成長起來，長大後起名安娜。接著，王君植又生了一個兒子叫安疆，他們在南疆軍區大院內，過著安寧幸福的生活。我們同住在一個軍營，文工團又和文化科聯系密切，王君植寫的文章也常見報紙。所以，我們雖無深交，也算認識。但是，到了1956年，她的厄運來了。一封檢舉信說她是個「特務分子」，在那極左思潮泛濫的政治運動中，她有口說不清，被送到農場中勞動改造。安誌明無法挽救，被迫離婚，造成了一幕人間悲劇。使人更生氣的是，他們在阿裏生的女兒、喀什某醫院護士安娜，因缺少母愛和教養，竟犯了罪，被判了勞動教養。當我看到那法院的布告時，心中難過極了。如果她的父母不離婚，安娜就不會有這樣的悲慘下場。
王君植被打成反革命，心中當然不服。經她一再申訴，案件復查，真相大白，原來是曾經追求過她的一個男人，知她已婚，心生嫉恨，誣告了她。為此，南疆軍區為她公開平反，並恢復了工作。時年46歲的王君植恢復了自由，到【阿克蘇報】社當了編輯。當她到烏魯木齊，又見到已任新疆軍區步校教務長的安誌明時，安早已和另一位女醫生結婚，並生育有兩個孩子。王君植悲愴難忍，只好找到南疆軍區文工團時的戰友王洛賓處訴苦。王洛賓也是剛從監獄中出來，對她自然產生同情，鼓勵她振作精神，過好晚年生活。這樣書信來往，產生了感情，但遺憾的是王洛賓多次追求，而王君植放不下在勞改中又婚，生下的那個殘疾兒子。接著王洛賓數次出國，陰差陽錯，兩人沒有走到一起。最近，我見到王君植，她還是那樣開朗樂覌，看來生活得瀟灑。她說她早已離休在家，正在寫書，書名是【我和王洛賓的黃昏戀】。我說：「您算了吧！王洛賓已死多年，何必再給他加這麽個故事。」她說，我有他的十幾封信，舍不得丟掉，何況出版社聞風而至，向我要稿子。面對這位曾稱雄阿裏高原，又備受坎坷的老同誌，我只能說：「您慎重點吧！」
2016年我聽說王君植同誌去世了。那年由新疆拍攝的反映進藏先遣連解放西藏阿裏的電視片【雪浴昆侖】上映時，請來了安誌明和王君植在阿裏生的女兒安娜（小名阿裏）前來參加了座談會。我曾問安娜，你媽媽寫的書稿還在不在？她說：「被那個殘疾的兒子全燒了。」以後安娜和她丈夫又來了兩次烏市，因家庭貧困，想要點父親遺產，連新疆軍區的大門都進不去，是我把她的報告寫信送進去。但新疆推南疆，南疆推地方，誰也沒有管！我曾先後為她倆夫妻付路費3000元，並關照她丈夫的單位農三師，給予照顧。還不錯，最後答應解決他倆住房問題，但又說還缺2萬元，我便寄給安娜2萬元。次年，我到喀什見到安娜，已經住進新房。房中空空無物，我又給了她5000元買家具，這才算建起了一個家。以後，安娜又打電話給我說：「兒子考上了農業大學，但交不起學費。」我說你讓他來找我，結果他兒子王安遠來我家，我給了他3800元去農大報了到。以後，新疆新聞社長李德華召開了一個記者會，讓我講了安娜一家的悲慘不幸生活，一位企業家當場表示：「王安遠上大學的事，我包了，以後畢業我給他安排工作。」這樣，安娜的貧困危機才算度過。2019年，我又到喀什時，見她兒子已回喀什在電力部門工作，兩人總算過上了安寧幸福的生活。我想老首長安誌明和老戰友王君植如還活著，也會得到一些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