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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北伐軍來講，江西是一個遲早必爭的地方。
從地理上看，江西處「吳頭楚尾，粵戶閩庭」的戰略地位，它的南部毗連粵北，梅嶺又是由廣東北上的孔道。
它同湖南一樣，廣東與這兩個省如唇齒相依。從軍事政治上講，出師北伐，如不能最後控制江西，北伐的根據地廣東就有後顧之憂，敵人隨時都可出贛南，而攻擊已經空虛了的革命根據地。
所以，攻下江西一直就成為北伐軍最初戰略中的一環，中立孫傳芳也好，警戒江西也好，為的是先打掉吳佩孚之後回過頭來更便於取得江西，這是北伐軍先吳後孫的戰略設想。
1、為何要開辟江西戰場？
長沙會議剛剛結束，蔣介石就給警戒廣東安全的東線何應欽軍長打電報，告訴何應欽：一當江西異動，北伐軍由警戒江西到轉攻江西時，何應欽所率的「第五師及贛東之獨立第一師協同攻取贛州、進占吉安」。
8月25日，即汨羅江戰役剛剛取勝之後，蔣介石給後方打電報，就述說了北伐軍對江西的作戰計劃。
這份電報是一個正式攻江西的作戰計劃。
電報中指出攻贛有三個時期，確切地表達是有三種時機，但當時電報重點是考慮第一種時機，即攻克武漢後就對江西舉行進攻，可見，其主導思想是：
不論福建的周蔭人是否攻江西或廣東，只要一當北伐軍攻下武昌就對江西轉入進攻。
但是，在10月10日北伐軍攻下武昌之前，孫傳芳即調兵遣將要進攻國民革命軍，這樣，蔣介石便決心對江西轉入進攻了。
孫傳芳也不是傻子，他並不是看不出北伐軍所采取的在政治上中立，他在軍事上警戒江西的策略。只不過他也在因勢利導，等待機會罷了。
孫傳芳的野心並不太大，他不像吳佩孚那樣一定要以武力統一中國。
鑒於吳佩孚、張作霖的勢力，孫傳芳只想保住東南五省地盤，做他的五省聯軍總司令也就滿足了。
北伐軍攻擊吳佩孚，對他並沒有壞處。他看不起北伐軍的軍事力量，希望北伐軍與吳佩孚兩敗俱傷，以便從吳佩孚的兩湖或北伐軍的廣東撈到一些地盤。
當吳佩孚在兩湖戰場上一敗塗地的時候，孫傳芳的野心增大了。他想奪取湖南、湖北而取代吳佩孚，而把北伐軍趕回廣東去。
2、蔣百裏的三策
當時，中國第一流的戰略家蔣百裏正在做孫傳芳的幕僚。
李宗仁說：
蔣百裏在北伐軍剛剛進行汨羅江戰役的時候，就給孫傳芳獻上援助吳佩孚的三個計策。
第一策是乘革命軍北進與吳佩孚鏖戰時，突出奇兵，自江西全力西進，腰擊北伐軍，占領長沙，以斷北伐軍歸路。
第二策是待北伐軍圍攻武漢時，以水陸大軍溯江西上，解武漢之圍，使吳佩孚與北伐軍相持於武漢以南，然後孫傳芳再待機而動。以上兩策均未被孫傳芳采用。
蔣百裏的第三策是讓孫傳芳把東南五省兵力向江西布防，以逸待勞，以待北伐軍來攻。
看來，這一策恐怕是蔣氏三策中的下策，但是孫傳芳在形勢逼迫下最後采此下策，因為吳氏已失武漢，革命軍已經底定湘鄂。
孫傳芳急忙把駐江蘇、浙江、安徽的各軍集中江西，以待北伐軍來襲。蔣百裏是否給孫傳芳出此三策是大可研究的問題。
但是當時孫傳芳對北伐軍的攻擊確實存在著這三個時機，而孫傳芳卻選擇了最下策的第三個時機。
這是和孫傳芳對吳佩孚和北伐軍之戰的基本態度有直接關系的。
3、孫傳芳為何選擇下策？
孫傳芳經營東南也有幾年了，江蘇、浙江尤其是上海地富財豐，糧餉充足，反奉戰爭後形成五省聯軍，實力比吳佩孚要雄厚許多。
北伐軍攻贛前，孫傳芳在五省的各省駐軍大體如下：
一、江蘇軍力：
陳代師 8000人；孟昭月旅 6000人；鄭俊彥師 8000人；謝鴻勛師 12000人；周鳳岐師 6000人；白寶山師 3000人；馮紹閔師 4000人。
二、浙江軍力：
盧香亭師 20000人；夏超部 15000人。
三、安徽軍力：
陳調元師 16000人；倪朝榮旅 1500人；馬祥斌旅 1500人；王普旅 3000人；畢化東旅 2000人；楊光和旅 2000人；彭德銓旅 2000人；楊振東旅 1000余人；顏景宗旅 3000人；張中立旅 2000人。
四、江西軍力：
鄧如琢師 7000人；唐福山師 5000人；蔣鎮臣師 5000人；劉寶題旅 2000人；賴世璜師 （已歸附國民革命軍）4000人；楊如軒師 2000人；楊池生師 2000人；張鳳岐旅 3000人；陳修爵部 1000余人。
五、福建軍力：
周蔭人師；李生春旅 3000人；劉俊旅 3000人；炮兵團 1000余人；孔昭同旅 4000人；蘇珽旅 3000余人；蔣啟鳳旅 2000人；衛隊旅 3000人；吳大洪旅；張毅師 6000人；李鳳翔師 3000人；張慶旭旅 3000人；林忠陸戰隊 3000人；王麒旅 2000余人；何麓昆部 1000人。
上列各部隊，以盧香亭、謝鴻勛、鄭俊彥的第二、四、十師戰鬥力最強，為孫軍中堅。
武漢遺失前，吳佩孚屢次要求孫傳芳出兵，孫傳芳都不認真援吳，有時只是裝裝樣子調動一下部隊。
孫傳芳抱定待武漢遺失、吳佩孚力量削弱後他再出兵。
孫傳芳的親信師長在記述孫的政策時寫道：
當1926年國民革命軍進攻武漢時，吳佩孚叠電孫傳芳請援。孫傳芳雖是直系大頭目之一，但孫當時的實力已超過吳佩孚的實力，確有尾大不掉之勢。
而且孫對部下公開說，他等革命軍攻占武漢後，再派大軍去收復武漢，這樣，武漢當然也就屬於他管轄之下，那時五省聯軍便可擴大為七省聯軍了，這是孫傳芳的如意算盤。
看過孫傳芳親信師長的這個披露就能夠理解孫傳芳的行動了。
為什麽在北伐軍同吳佩孚軍隊，在武長路上鏖戰時孫傳芳不出兵江西攔腰截擊北伐軍？為什麽在吳佩孚被圍於武漢時孫傳芳不與吳佩孚兩軍合力攻擊北伐軍？
原來孫傳芳是要親眼看著吳佩孚把武漢遺失後再動手，那時就不是幫忙的地位，而是以收復者的資格鯨吞兩湖了。
孫傳芳的用心，一目了然。
4、進軍江西的決策過程
由於北伐軍和孫傳芳都確定了各自的根本方針，由於雙方都想在適當時機決戰一場，因此雙方以後在江西的一場戰爭就不可避免了。問題是都在等待形勢的發展，等待最合適的時機。
雙方都在為這一天的到來，準備自己的條件，包括調兵遣將和施放和平的煙幕彈，也包括不斷的規模不大的交戰，它經歷了一個時間雖不算長，但內容卻頗為復雜的過程。
下邊，較為細致地、有時直接有時間接地敘述這個過程，從而了解北伐軍由主攻兩湖、警戒江西到轉攻江西這個戰略的轉變。
（1）孫傳芳派兵援贛的決策
北伐軍在8月20日取得汨羅江戰役勝利之後，孫傳芳大為震動，真正感到北伐軍的力量，開始布置下一步的軍事。以後的10天裏，接連發生吳佩孚在汀泗橋、賀勝橋的大敗，並被追逃到武漢。
孫傳芳看到形勢發展如此之速，在這10天中也加速了援贛的步伐。
8月23日，【申報】和上海一些報紙登載孫傳芳致蔣介石函、指責北伐是為外國人和過激黨所操縱，為其出兵援贛制造輿論。
孫傳芳在信中汙蔑國民黨和北伐軍執行的聯俄聯共政策，以此作為出兵幹預的借口。
中共中央當天就發出黨內通知，指示黨員透過自己所在國民黨內的工作，使各地國民黨省黨部、市黨部尤其是上海黨部「應速發表很嚴正的宣言，公開反對孫傳芳書函」。
25日，孫傳芳在南京召開軍事會議。楊文愷、周鳳岐、孟昭月、盧香亭等參加。
會議決定繼續運兵增援江西，分五路與國民革命軍作戰。
第一路司令盧香亭，所部入鄱陽湖轉至贛南；第二路司令謝鴻勛，所部由九江轉修水抵銅鼓；第三路司令孫傳芳自兼，由南昌向贛西；第四路司令周鳳岐，所部先開向吉安；第五路司令為王普，集萍鄉。
30日，孫傳芳頒發「援贛計劃」，在具體部署上較25日南京會議稍有變動。
即：以皖軍王普為第一軍，劉鳳圖為第五軍，以蘇軍為第二、三軍，浙軍周鳳岐部為第四軍，以盧香亭為援贛總司令，攻擊目標為通山、嶽陽、平江、瀏陽。贛軍攻醴陵、株洲、蓮花。孫傳芳並令福建周蔭人部攻廣東的潮、梅。
這一系列行動說明孫傳芳決心把外省部隊調往江西，這是一種軍事上的升級。
江西與湖南，在地勢上本是唇齒相依。這時的江西總司令鄧如琢，是在吳佩孚支持下趕走方本仁而坐鎮江西的，他由贛北鎮守使一躍為江西軍政首腦。
在北伐軍進攻湘南的時候，鄧如琢不論從地理上，還是從人事上，都不能坐視不顧，於是企圖派兵入湘，妨礙北伐軍的進展。
早在北伐軍在湘南進軍時，鄧如琢就派唐福山進兵醴陵，派謝文柄由蓮花向茶陵牽制北伐軍。但在7月下旬這兩支敵軍均被北伐軍擊退，謝文柄潰不成軍，唐福山部損失甚巨，於是退守萍鄉。就在這時，鄧如琢向孫傳芳乞援。
到8月中旬，知道孫傳芳將以實力援贛、鄧如琢也制定了贛軍自己的作戰計劃。
這時贛軍計有鄧如琢的中央直屬第一師，蔣鎮臣的江西第二師，劉寶題的中央第一混成旅，張鳳岐的江西第九混成旅，楊池生的滇軍第一師，楊如軒的中央第六師，唐福山的江西第一師，還有陳修爵、謝文柄等部共計3萬人。
到8月中旬，鄧如琢贛軍的進攻湖南計劃是：
第一路為張鳳岐、唐福山部，集中萍鄉、宜春向株洲、醴陵進攻。
第二路蔣鎮臣部，集中於永新、蓮花進攻湖南的茶陵、攸縣。
第三路謝文柄、陳修爵部，其中謝文柄為右翼，隨第一路前進。陳修爵為左翼，隨第二路前進。
第四路為鄧如琢、劉寶題部，集中宜春，撫州一帶為總預備隊。
第五路楊如軒、楊池生部集中贛南大庾一帶，進攻廣東南雄。
第六路為賴世璜部的江西第四師（已歸屬北伐軍），（賴世璜於9月2日尚收到鄧如琢的作戰計劃，鄧不知賴世璜久已不為其用了。)
協同閩軍進攻廣東東江地區。
（2）蔣介石的時機
如果說北伐軍汨羅江戰役震動了孫傳芳，使其加緊攻贛部署，那麽，汨羅江戰役同樣也使蔣介石頭腦發脹，作出了一些急躁冒進的軍事部署。
按照長沙會議第二期作戰計劃，及8月25日給李濟深、何應欽的電報，都講到如果贛敵或閩敵主動進攻國民革命軍時，北伐軍就向江西進軍。
但是事實上，蔣介石不是等到這種形勢出現的時候給以反擊，而是見到孫傳芳部署向江西進軍時就主動提前迎擊敵人。
從戰術上講，主動迎敵經常是可取的，但從戰略上，就要具體分析。
因為在8月下旬，孫傳芳還只是加緊部署，還沒最後下開戰的決心。
小的試探性、策略性的進攻會是有的，但決戰還不是現實。對北伐軍來講，當時的主要弱點是兵力不足，戰線太長，敵人力量過大。
采取主攻兩湖方針，借吳佩孚援兵到來之前可以取得勝利，但以後還有一個對付吳佩孚援敵的問題。
事實上就是在北伐軍完全收復了武漢之後，吳佩孚仍然有靳雲鵬、寇英傑、田維勤、魏益三等主力部隊可用，一直在計劃進攻武勝關，奪回武漢。
蔣介石部署攻贛是在汀泗橋、賀勝橋尚未取得勝利的前幾天，即關鍵性的戰役還沒有開始就想開辟第二條戰線，盡管後來陰差陽錯的機會和北伐軍的奮戰取得了一些勝利，也不能證明這次決策的正確，更何況過早地開辟第二戰線還造成了許多戰鬥的失敗。
加侖的一貫思想是反對過早地攻擊孫傳芳，不能在兩條戰線同時開戰。
1926年7月5日，加侖就向莫斯科報告：
「來華之後，我立刻提出並始終堅持修改這個方案，把作戰範圍局限於湖南境內。經多次磋商，6月23日我終於說服他們（指蔣介石）同意修改方案、放棄立刻出兵江西。」
汨羅江戰役的勝利，還僅僅是向武漢進軍的開始，絕沒有轉攻江西的條件。
但是：
「蔣介石迫不及待地要鞏固他在湖南已經動搖的地位，因此不讓加侖得知就決定主動進攻孫傳芳。他心血來潮，毫無準備就采取了行動。」
麥赫列夫於1927年夏寫道：
「在加侖未參與的情況下，蔣介石試圖舉行第二次江西戰役，結果正如大家所知道的那樣，失敗了。」
就是在以後的10月初，蘇聯駐第一軍顧問切列帕諾夫等，同何應欽主張對閩周蔭人部「積極進攻」時，加侖還是命令：
「禁止我們首先開始軍事行動。如果我們在福建轉入進攻，就同孫傳芳開始了軍事行動，這對北伐軍是極不利的。
吳佩孚尚未被擊潰，對武昌的包圍仍在繼續中，加上蔣介石和唐生智之間存在著嚴重的摩擦，但是關於這些我們當時都不知道，所以我們急著要投入戰鬥，不理解加侖的禁令是有道理的。」
蔣介石自北伐出師以來在軍事問題上的基本態度是急於求成，急功近利，缺乏戰略眼光，容易為一時一事所沖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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