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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打仗為什麽這麽亂?

2024-07-06軍事

如果要用一個字,來形容國軍的指揮,那只能是一個「亂」字。

無論是在德國還是蘇聯顧問的眼裏,國軍指揮層的混亂和拙劣,都是近代軍隊中少見的。淞滬會戰期間,沒有任何一個國軍的司令部,建立了正常的輪班制度,敵我態勢圖都沒畫,師部很容易受轟炸影響,導致驚慌失措、喪失指揮能力,而且經常失聯幾小時、甚至一整天以上。

炮兵不跟步兵搞協同,步兵不知道引導火力,結果對虹口據點,打了很多150炮彈,一發也沒中,讓黃浦江上的日軍艦船來去自如。空地協同更是稀裏糊塗,1939年,空軍出動去襲擊北海的日軍艦隊,結果飛去了廣州灣;去南寧轟炸,飛到了梧州;昆侖關戰役的關鍵階段,地面上聯絡板都擺好了,結果全部的重型轟炸機,都飛到了南寧。

國軍飛機從內地轉場到前線,竟然要花驚天動地的13個晝夜,不知道,還以為它們是馬車呢。

俗話說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計劃、組織和指揮的混亂,讓國軍總是損失大、戰果小。對此,蔣公也是認賬的,早在1938年1月就說:「各級司令部的參謀人員……不加訓練,一切業務,任令廢弛,毫無準備,到了戰時,甚麽事情都沒有把握」,11月又表示:「第一件事就是要改造指揮部或司令部」。

在【抗戰檢討和必勝要訣】中,他就更謙虛了:「 我自己即深深感覺到,當統帥的學問、技能等,都不如人,我們作總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個團長,我們的軍長、師長,只當得人家一個營長和連長 」——其實心裏還挺有數的。

但是,公平的說,從1927以來,老蔣在軍事教育方面其實挺舍得砸錢,除了陸軍軍官學校、陸軍大學。騎兵、炮兵、輜重兵學、工兵、測量……等等的兵種學校也搞了一大堆,按理說是思路還比較先進,那麽,為啥事倍功半呢?

首先,是個數量問題。

國軍的師、旅以上參謀長,主要來自於陸軍大學,由於教學質素很好,同學、師兄弟之間通聯順暢,抗戰期間,各級長官都愛用陸大學生當參謀長,往往人還沒畢業,就被預訂一空,當時,以上尉軍銜進陸大,出來就能升上校,簡直是坐了火箭。

沒辦法,按郭汝瑰的回憶,當時的國軍指揮層過於文盲,連霍揆彰這種主力師的師長,都不知道還有圖上作業、作戰標圖這個概念,全靠郭汝瑰引入了標準化的指揮方法,物以稀為貴,陸大學生對抗戰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然而,好是好,人太少。

陸大一開始就是仿效日本陸大的模式,搞精英化教學,招生很少。

八年時間,正規班總共只畢業了807人,根本無法滿足國軍的龐大需求,至於所謂的將官班、特別班,就純屬鍍金班,比如張靈甫同學到陸大將官班後,就只上第一節課,其他的課讓參謀上,既然逃了課,也就無法加強指揮能力,最後在孟良崮付出了腦袋的代價。

而且,陸大畢業生的層級太高,畢業就是上校、少將,當的就是師、旅以上參謀長,而司令部建設需要的各類初級參謀,就更加稀缺。直到1936年,陸大才辦了第一期初級參謀補訓班,招生名額只有100人,抗戰爆發後,參謀補訓班和特訓班的招生額擴大到200人,實際每期招生200至480人不等,抗戰期間總共培養了5000多人——看上去人數倒不少,但是,國軍在抗戰期間,也擴編為124個軍、354個師、81個獨立旅、112個獨立團,上面還有軍令部、幾個戰區和一大堆集團軍,個個都缺人,每個司令部至少需要4-30名參謀——5000多人想填滿編制都困難。比如1942年,陸大參補班第八期總共只畢業 350人,幾百萬國軍指著這350人,哪裏分的過來?

反觀我軍,拿新四軍來說,這支由南方八省遊擊隊整合的部隊,全面抗戰爆發之前根本談不上什麽參謀、司令部建設,比國軍的起點更低,但人家動作快——同樣是1942年,新四軍主辦的華中抗大總分校參謀訓練隊,就招了56人,抗大八分校第四期參謀訓練班,更是招了140人,由於各個參謀訓練班招生多、畢業多,1943 年,抗大九分校給新四軍1師分配參謀時,一下子就給了20多人,讓1師光是偵察參謀,就擴充到十幾個人,並且個個能文能武、各有特長,屬於專家型人才。這與國軍一個參謀掰成兩半用的窘迫局面,形成了鮮明對比。

其次,國軍參謀培訓的課程,也是讓人不知說啥好,先來看訓練時間。

1936年時的陸大參謀補習班,學制是一年——這個時間肯定是夠的。但抗戰爆發後,由於人才緊缺,培訓時間縮短為6個月,最後一個月還要實習,也就是說,上課時間只有5個月——5個月就訓出來的參謀,恐怕連基本業務都整不太明白。

有人可能會說,戰爭期間,沒那麽多講究,但還是拿條件艱苦得多的新四軍做對比,拿抗大五分校參謀訓練班來說,原定學習時間是1940年11月到次年5月,後來看時間不夠,又延長了兩個多月,而新四軍其他參謀培訓班的集訓時間,普遍都在8個月至10個月以上。在課程方面,雙方的差距就更大了。

本來嘛,初級參謀培訓,主要是學參謀業務、戰術、築城、兵器、地形、交通、衛生、戰史、測繪等科目,但國府軍令部這時候的眼光突然又長遠了,參謀集訓不光要解決部隊急需,還要「兼顧將才的培養」。增加了兵役、軍制、軍隊教育、交通設施、軍需儲備、軍隊整備、部隊動員科目,還把數學、經濟學、政治學、中國近代史也要插了進去,甚至還要學「外國文語」——這外語嘛,人人都想學,抗戰期間搞點日語普及,用於審問俘虜、閱讀繳獲檔是可以的,但非要把德語和英語搞這麽大比重,就完全是有點大病了。

同樣,從考試題來看,在戰術教學方面,陸大參謀補訓班遵循的是兩個原則:第一,火力壓制,以炮兵火力壓倒敵方;第二,把握態勢,態勢好的就是勝利者。從理論上來說這都沒錯,問題是,國軍沒那麽多炮,也缺乏勝過日軍機動能力,真正要研究的是怎麽在劣勢裝備條件下打贏敵人,按陸大這種思路培養,參謀們能得出的唯一結論就是:咱們蹲坑吧,反正跑也跑不過、打也打不過。

在軍事理論教育方面,陸大以歐洲戰場、日俄戰爭、普法戰爭、拿破侖戰爭的經驗為主,而且教官都是沒怎麽帶過兵的終身教官。一旦開始培訓,參謀學員就和部隊脫離,名義上是最後一個月組織實習,但以西南參謀補習班為例,所謂的實習,不過是舉行一場高等司令部演習,以考代習,兩難自解,照本宣科教出來的參謀,對部隊就很難有啥幫助。

反觀新四軍的參謀訓練,完全就突出「實際」兩個字。

軍事理論課程的重點是【論持久戰】、【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戰術課程以進攻戰、遊擊戰、夜戰為重點,特別強調夜戰、近戰的組織指揮,把遭遇戰強調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同時也學習兵器、築城、地形等專題課。

而且,教員都是從部隊抽調有實戰經驗的幹部來擔當。教學方法上也很先進:課堂上研究情況、自由討論、進行總結;然後拉到野外,結合行軍、宿營、戰鬥演練,練習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偵察、警戒,如何繪圖、如何組織通訊聯絡和戰鬥隊形,而每天下課後的自習時間,是搞戰鬥回憶晚會,讓學員們介紹自己參加過的戰例,互相交流實戰經驗,把實戰經驗提煉出來,和理論原則有機融合,經驗值那是蹭蹭的漲。

各個師也自己組織短訓隊,比如2師,就成立專門的俱樂部,布置沙盤,讓參謀人員和連以上指揮員來研究戰史戰例,這樣訓練出來的參謀人員,理論和實操都得到很大提高,到了部隊就能獨立工作,對部隊的指揮能力和行政管理能力提高,都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相比這些技術性的對比,更重要的是國軍根深蒂固的體制問題。

近代軍隊一個最重要特征,就是「普魯士式總參謀部」的建立,參謀長、參謀的地位空前強化。只有具備高度專業能力的司令部深度參與決策,才能讓軍隊的決策有科學依據,各部隊才能默契的做到行動統一。

而中國自清末建立新軍以來,一直延續著「八大處」分立的指揮體系,沒有建立統一的司令部,所謂的參謀處,只是和八大處並列的部門,既管不了運輸,也管不了補給,參謀和參謀長,也僅僅是長官的私人幕僚,大哥說啥我幹啥,你說咋打就咋打,在國軍部隊裏毫無獨立地位,郭汝瑰剛剛當師參謀長時,經常被旅長為難,師長逃命時帶都不帶他—— 俗話說參謀不帶長,放屁都不響,國軍可不同,那是參謀帶了長,放屁也不響。

反觀我軍,早在1941年就明文要求,參謀長必須直接參與大方針的決策。不僅明確規定參謀不是幕僚,參謀長是主官的第一代理人,可以用主官的名義直接釋出命令,還規定任何軍事決策,都要有參謀長的副署。在新四軍2師,作戰命令要經過軍事主官、政治主官、參謀長、作戰參謀四個人簽名蓋章,才算有效,專業參謀人員有了強大的參與和決策權,科學、規範的組織指揮,作戰就不容易出簍子。

在生活待遇上,也規定參謀享有夜餐夥食費,按夥食費的0.5倍發放。見習參謀與排長同等待遇,旅級司令部的股長、團作戰參謀、資深參謀和營長同待遇,師部各科長、團參謀長和地方縣委書記同待遇;給偵察參謀發化裝費、雇探費,出發時給五元至十元的預備費,也從物質上保障了參謀人員的利益。

因此,相比國軍,我軍參謀在作戰中發揮的效果也是明顯的。

比如1945年4月的三垛伏擊戰,目標是蘇中地區偽軍中的戰鬥機——汪偽第5集團軍獨立團,不僅這個獨立團裝備相當好,還有日軍兩個中隊壯膽,前進時交替掩護,警惕性很高。而新四軍參戰兵力只有9個營,一半左右為地方武裝。但各部參謀人員效率驚人,動員了高郵地區情報站,分區的作戰科長帶著各團參謀長和營、連幹部視察地形,繪制詳圖,召集連以上幹部份解任務,進行伏擊戰教育與演習,還建立了專門的偵察所,對方一舉一動都能順暢通報傳達。

由於準備充分、算無遺策,戰鬥如同行雲流水,從下午四點開打打,僅僅三個小時,就斃傷敵偽840人(其中日軍260人),俘虜965人,不但繳獲了一大堆重機槍、步兵炮,從步槍繳了1122支、電台都繳了三部來看,肯定是基本全殲了敵人,而我軍總傷亡還不到200,犧牲僅七十多人,不但吃得快、吃得飽,還打出了一比九的戰損比。

反觀國軍參謀人員:

郭汝瑰當師長時就說,自己貴為師級主官,只是因為不吃空餉,就連溫飽都無法解決。那些沒有兵血可喝的參謀是個啥生存狀況,也就可想而知。因此,國軍裏沒人想當參謀,尤其不想去當低階參謀,軍令部開設的情報參謀訓練班,原定每期招一百人,開辦五期之後,平均每期缺額一半以上,而陸大西北參謀補習班特三期的86名學員(均為尉官)中,分配第一誌願為:「軍令部14人,集團軍司令部以上44 人,軍部20人,師部8人」——根本不願意去加強作戰部隊的指揮,與戰場的實際需要完全背道而馳。

因此。國軍的各級的司令部,由於長期缺員,嚴重缺乏專業人才,管理和指揮的混亂也就愈演愈烈。

這樣拖到1944年,豫湘桂會戰爆發,直到這時候,第一戰區還是只有個參謀處,沒有脫離清末新軍的水平,而且就這個參謀處,也處於「極不健全」的狀態,連電台、密碼本都能丟了,與各部進行聯絡,居然還用三年前的呼號,和空軍失聯更是長達一周。在日軍瘋狂推進期間,美國空軍占據著空中優勢,但天天都只能在機場上等,沒有發揮什麽作用。

湯恩伯作為 集團軍群 級別的指揮員,指揮方式還停留在拿破侖戰爭期間,帶幾個人、幾部電話到處亂跑,別人根本找不到他,他自己倒是微操到團,把指揮搞得一團混亂。

到了解放戰爭期間,蔣軍這種糊裏糊塗的慘敗和潰散就更是隨處可見了。

南京政權的這支國軍,是個「前現代」軍隊,這種「前現代性」體現在它的所有細節中,加強參謀長和司令部的職權,看上去改個規定就行,但這涉及到分主官的權,在兵為將有,將領以兵權為命根子的國軍裏,這又談何容易?同樣,我軍作為遠遠先進於國軍的現代軍隊,這種「現代性」也是體現在所有環節的,因此,兩軍戰鬥力的天壤之別,也就是理所當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