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和中國之間的沖突正在加劇，即使明年新一屆政府上任也無法改變這一點。這一切都表明，中美之間的對立在未來很有可能透過戰爭來尋找解決辦法。
這種中美之間的對立，會發展成全球絕大多數國家參與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嗎？
老莫發現，最近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校長講座教授鄭永年在「大灣區評論」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及其亞洲「火藥桶」】的文章。
文中清楚指出亞太地區將不可避免地成為下次世界大戰的戰場。
原因是什麽？
我們需要先明確一個概念：戰爭是由國家引發的，但這並不是幾個政治野心分子或政治集團單憑自身力量就能實作的。
國家是由人構成的，無論是主動參與還是被動卷入，戰爭的本質表現為個體之間的較量，並且這一鬥爭關系到整個國家的每一個人。
真正意義上的全面戰爭中，盡管某些政治野心家確實能夠發揮重要作用。
但其根本驅動力必定是各國內部的主流社會階層，也就是大多數人的利益，具體來說就是在利益分配過程中出現的矛盾。
法國哲學家托克維爾指出，貧窮並不一定導致革命，實際上一個社會從貧窮向富裕轉變的過程才會引發變革。
第一，國內不同社會層次之間的利益分配不平等，導致了民粹主義的興起。
第二，各國在國際合作和分工中出現了利益分配不公，從而引發了民族主義的上升。
在領悟了這一切之後，當我們重新審視當前環太平洋國家時，會很容易發現，美國正是最符合關於引發世界大戰條件的描述的國家。
在國內，美國的大富豪與普通民眾之間的財富差距早已眾所周知。
這種狀況導致了底層民眾的焦慮加劇和攻擊性增強，他們無法忍受任何反對意見，既對精英政治表示不滿，又對比自己弱小的群體進行攻擊。
其具體體現是特朗普所引導的那部份既帶有種族主義情緒的美國底層白人群體。
在國際層面上，盡管美國確實是亞太地區全球分工與合作的受益者。
但仔細分析後會發現，底層的白人群體實際上並未從中獲益——前往亞太地區投資的是美國的大型資本，而購買亞太產品的主要是中產階級。
而這些底層的白人群體又不可能接受與亞太地區同等的低薪金，從事這些產品的生產。
基於這種局勢的演變，美國的低收入白人群體應該同時擁有反對國內資本階級和亞太地區低成本勞動力競爭的動力。
如果能夠對這種動力進行有效引導，這將成為美國邁向社會變革的一個契機。
目前的關鍵在於，美國的資本階級早已意識到這一風險，因此故意支持特朗普，讓他引導這些社會底層的白人，將他們所有的憤怒和攻擊目標指向中國。
這就是為什麽在政治圈內毫無背景的特朗普。
能夠如此輕松地從紐約的房地產商躍升為美國總統的真正原因——特朗普歸根結底，是大資產階級的一部份，他所代表的，其實是美國大資產階級的真實心聲。
最終，最為重要的一點是，美國的大資本家們也采取了雙重應對策略，並在民主黨內部形成了「一切都要歸咎於中國」的思維模式。
如此一來，大資產階級需要更多利益，而占多數的社會底層則急切希望透過外部沖突來解決問題。
因此雙方在反華問題上形成了一致，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美國的國家走向必將加速向與中國的戰爭靠近。
鄭永年教授是基於什麽理由得出這場戰鬥終將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深淵的結論呢？
這裏有一個至關重要的點：認為自己遭遇了不公正對待，未能獲得足夠利益的，不僅僅是美國，在亞太地區，類似的國家屈指可數。
例如，在南韓，這個國家一方面內部財富分配差異明顯、社會階層分化嚴重，民粹主義有所擡頭；
另一方面則普遍視中國為主要競爭對手，社會各個層面均彌漫著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緒。
在經濟相互依賴的表象之下，亞洲國家之間的競爭實際上空前激烈。
而這種結構性矛盾恰好成為美國如今能夠深入介入南韓及其他亞太國家事務，將這些國家變為其附屬的深層動力。
那麽可以想象，當美中之間的沖突不斷加劇時，美國會否拒絕推動南韓參與到這場與中國的沖突中呢？而南韓方面，那時還會拒絕嗎？
這就是全面戰爭開啟的方式。
不過老莫發現，沿著這個思路，美國當前為與中國全面對抗所做的籌備。
實際上比我們設想的要可怕得多——美國人打算透過北約這個冷戰時期的軍事聯盟，來把歐洲國家卷入其中。
顯然，從美國的角度來看，既然選擇與中國進行徹底對抗，那麽把北約拉攏過來就是一個從一開始就必然要實施的決定。
面對中國這個龐然大物，美國自然不會覺得自己的軍事夥伴數量過多。
目前，美國的全球戰略展現出一種同時追求多重目標的明顯特點，因此將這些地區的矛盾和沖突集中統一地加以解決，自然是最高效的方式。
美國也非常擔憂如果與中國爆發一場大規模戰爭，最終歐洲人反而會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考慮到這些因素，鄭永年教授指出，我們可以確實認為，以中美之間的沖突為中心；
一場從亞太區域起始、迅速蔓延至全球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成為一種高概率的可能性。
置身於這場旋渦中心的我們，應該如何迎接這場幾乎不可回避的重大挑戰呢？
老莫認為，這確實是一個在未來時日中需要我們格外關註的議題，對於第三次世界大戰不會發生的僥幸心理絕不可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