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訊息網7月22日報道美國世界政治評論網站7月18日刊登題為【極右翼民粹主義背後的激情無法用理性解釋】的文章，作者是該網站主編朱達·格連斯坦。全文摘編如下：
法國最近提前舉行的議會選舉存在一種難以理喻的悖論。一方面，民眾對馬克龍總統的不滿主宰了選舉；另一方面，不少觀察人士指出，馬克龍在一系列經濟指標上的表現相當不錯。
類似情況也出現在美國總統競選中，民眾的憤怒和不滿也主宰了這次競選。
民眾和民粹主義者強烈反對建制派政黨，出現這種局面的西方民主國家遠不止法美兩國，盡管其中許多國家的經濟基礎相對堅實。這就引發了疑問：為什麽這種現象如此普遍？為什麽它出現在當前這一時期，盡管當前從傳統指標來看，經濟增長、就業、甚至薪金增長與通貨膨脹的對比，情況並不太差？
首先，經濟指標可以反映一個國家經濟情況的概貌，但它們可能掩蓋或完全忽略了廣大民眾或具有政治權重的那部份群體的實際感受。
此外，正如我在2016年上一波民粹主義浪潮、尤其是在英國脫歐公投期間所指出的，政治不能被簡單等同於經濟理論，這種理論假設的都是「理性行為者」會作出的反應，而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很少這樣理性行事。
當時這種「火熱」的情緒政治在英國脫歐和隨後的美國大選中占了上風，後者表現為特朗普在2016年的大選中獲勝，但這兩種結局所引發的混亂產生了警示效果。在隨後的法國、荷蘭、西班牙和其他極右翼民粹運動威脅要取得類似突破的國家的選舉中，中間派、溫和派和建制派人物（包括馬克龍）成功擊敗了他們。包括我在內的許多觀察人士當時指出，所謂民粹主義浪潮的消退是對技術官僚治理模式的緩刑，而不是赦免。
如果技術官僚治理模式想要重新獲得信譽和合法性，就必須化解一些針對它的批評，最重要的是，拿出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馬克龍和拜登確實做到了，歐盟也做到了。然而很明顯，美國和歐洲的選民並沒有收到這種「情況又好起來了」的資訊。觀察家已經在很多方面質疑，選民的反對情緒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出於對經濟的不滿。
完全忽視經濟因素對政治行為的重要影響是錯誤的。但如今，無論在歐洲還是美國，基於身份認同的社會文化訴求在政治話語中如此突出，這要求我們重新考慮這種訴求的重要性。
在許多方面，這種敘事的吸重力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21世紀的頭15年裏，似乎興起了一種後國家時代的全球秩序。主權向歐盟和聯合國等地區性和全球性治理機構的微妙轉移，以及由全球化貿易和旅行推動的文化同質化，確實威脅到人們長久以來對國家認同的依附。
從2016年貫穿至今的另一個明顯主題是，移民問題在大西洋兩岸政治辯論中的突出地位。當時和現在一樣，民粹主義運動的反移民訴求是為偏執者、種族主義者和仇外者量身客製的，也為他們所接納，盡管我們不能把民粹運動的追隨者等同於這幾類人。
與八年前相比，當前的不同之處在於一種公開狀態：更廣泛的運動以及這些運動的主要支持者炫耀甚至陶醉於上述仇恨刻板印象。這體現在大量社交媒體貼文和播客采訪中，也體現在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呼籲「立即大規模驅逐！」的標語上。
盡管存在種種缺陷和不足，冷靜的技術官僚治理模式的優勢在於，它抑制了在20世紀上半葉令歐洲墮落到殘忍的原始激情。但是，認為這些激情可以永久地塵封於歷史，也許是這種模式最大的錯誤。（編譯/朱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