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0萬人參與「零元購」，拜登卻稱美國治安處於歷史最佳狀態？
1600萬人參與「零元購」，拜登卻稱美國治安處於歷史最佳？
在當今美國，治安問題的討論愈發激烈。引人關註的，是一幅來自五角大廈所在地阿靈頓縣的犯罪地圖，紅色標識的區域顯示出頻繁發生的暴力犯罪，綠色則代表相對安全的地區，而橙色則指一般。令人驚訝的是，犯罪率最嚴重的區域竟然集中在五角大廈附近，盡管這裏每日有兩萬名現役美軍進出，然而他們卻無法有效控制腳下的環境，導致每72分鐘就發生一起暴力犯罪。
這種現象聽起來似乎有些荒誕，但實際上情況更為糟糕。為了掩蓋犯罪率的上升，拜登政府甚至利用FBI的數據，透過重新定義「暴力犯罪」來制造虛假的安全感，以此有效降低表面上的犯罪統計。
事件的起因要追溯到上個月，白宮釋出了一組宣稱「今年上半年，美國暴力犯罪率下降10%，治安狀況達到50年來的最佳水平」的數據。發言人巧妙地將這一成就歸功於副總統哈裏斯，聲稱「打擊犯罪的指令是拜登下達的，由哈裏斯負責執行」。
但美國的實際治安狀況如何，民眾最有發言權。舊金山、芝加哥、紐約、費城和華盛頓等大城市，現已淪為現實版的哥譚市，毒品泛濫、劫案頻發、槍擊事件層出不窮。而本應是「首善之地」的華盛頓，治安卻倒數第二，每40分鐘就有一起暴力犯罪發生。
面對這樣的局面，連向來支持拜登的【紐約時報】都開始質疑，問道：犯罪率下降10%的數據究竟是誰提供的？發言人堅定地回答：這是FBI提供的。然而，當【紐約時報】向FBI求證時，FBI卻對此保持沈默。幾天後，FBI在其官網上悄然修正了2023年的犯罪率，從「下降2.1%」更正為「上升4.5%」，這似乎在無聲地暗示，聲稱「今年下降10%」的說法同樣值得懷疑。
接下來的調查報告顯示，去年大約有1600萬美國人參與過「零元購」，這一人數占到了美國總人口的5%。幾乎每個生活在美國的人都目睹過這一現象。報告中提到，一位五角大廈的高官在商場逛街時，碰巧遇見兩名蒙面劫匪洗劫一家卡地亞專賣店。作為「燈塔國」的高官，按理說應該挺身而出制止罪犯，但他卻在四名保鏢的保護下，迅速逃入停車場，駕車離去。更諷刺的是，劫匪搶完手表後也進了停車場，並支付了兩美元的停車費。
報告中進一步指出：「即使被抓，‘零元購’的罰款也極其低廉，絕大多數只需繳納不到1000美元的罰款了事。」極高的收益和極低的懲罰形成了鮮明對比，促使越來越多的人參與「零元購」。調查顯示，受訪者中有50%承認曾考慮過「零元購」，並認為這一行為並無可恥之處，甚至是對抗通貨膨脹的有效手段。
那麽，1600萬人參與了「零元購」，美國的犯罪率卻為何仍然下降？答案在於拜登政府對犯罪的重新定義。各州相繼提高了「零元購」的門檻，加州的「零元購」額度設定在950美元以上才算犯罪；華盛頓為1000美元；而紐約則為980美元。低於這些數額的盜竊行為，警方根本不予立案。
警方的無所作為，也使得情況更加惡化。面對日益增加的槍擊案，警察們已經忙不過來，根本無暇顧及偷盜這種「小事」。警察唯一能做的，就是向保險公司出具「商店遭受零元購」的證明，以便於商店進行理賠。
在「罪惡之城」芝加哥，由於「零元購」現象泛濫，87%的商店都遭遇過搶劫，這使得全美的保險公司都被嚇退，直接拒絕為商家提供保險。沃爾瑪在沒有保險的情況下苦撐了兩年，每年損失兩百萬美元，最終選擇關閉芝加哥的門店，這一決定引發了當地居民的大規模抗議，指責沃爾瑪「種族歧視」，認為其只關閉黑人社區的門店，而不影響白人區。
為何沃爾瑪只關閉黑人社區的店鋪，這不言自明。難道沃爾瑪一定要開著門，任由某些人無止境地參與「零元購」，才算是對「種族平等」的追求？
拜登的做法並非個例，特朗普在任時也曾采取過類似的策略。2020年疫情嚴重期間，特朗普為了阻止死亡人數上升，甚至反對美國人進行檢測，聲稱「如果不檢測，就沒有死亡」。確實，不進行檢測，就無法掌握真實情況，死亡人數自然也無法被統計在內。
此外，毒品問題同樣觸動了美國的神經。面對吸毒人數的激增，政府選擇了修改毒品的定義，宣布大麻合法化，瞬間減少了數千萬吸毒者的統計。紐約和舊金山等地還設立了「毒品註射點」，為吸毒者提供幹凈、衛生、合法的註射場所。官方解釋稱，這是因為「堵不如疏」，既然無法根治，不如將其合法化，以便於更好地進行監管。
這種睜眼說瞎話、將頭埋進沙裏的美式思維，實際上反映出的是一種懶政的現象。從總統到普通議員，皆已喪失了治理社會的熱情與動力，絕大多數精力只集中在如何保住自己的職務、贏得下一次選舉上。
原本，若總統未能連任，也無妨，未來還有機會；然而如今，失去連任的總統，極有可能面臨牢獄之災。美國的選舉已演變成一場誰都無法承受失敗的零和遊戲。如此巨大的壓力，使得雙方無不竭盡全力，動用所有資源與手段，誓要將對方打入絕境。
拜登四年的任期可謂一團糟，物價飛漲、邊境失控、犯罪率激增。他口口聲聲提倡的「美國制造」，如今的比例也從11%下降到9%。以政績贏得選舉已無可能，造假與重新定義犯罪、毒品則成為最簡單直接的手段。
至於進行更深層次的分配改革，勢必會觸動某些利益集團的敏感神經，風險極高且周期漫長，幾乎沒有對選舉產生積極影響的可能，為何要冒險呢？總歸，修改一些紙面數據，比深層次的改革來得快得多。
反正全球媒體均掌握在他們手中，輕易修改幾個數碼，就能隨心所欲地進行宣傳。謊言說一千遍，便成了真理，這並非無稽之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