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加沙走廊成為全球矚目的政治焦點，以色列正經歷著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軍事和政治集結。特拉維夫的求援之聲此起彼伏，而西方對這場以色列戰爭的支持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些支持占領國的國際聯盟，已習慣於迅速響應並提供援助，卻往往忽視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采取行動的道德後果。西方在持續六個多月的種族滅絕行為後，仍未對長期支持加沙戰爭的策略進行深入思考。
盡管全球範圍內對巴勒斯坦的支持運動正在增強，國際輿論也在轉向對以色列的譴責，但與以色列結盟的國家在直接施壓方面顯得無能為力。這些國家未能采取有效措施來制止戰爭，反而限制和鎮壓了支持巴勒斯坦的社會運動，甚至在美國知名大學中逮捕了參與此類運動的學生和教授。
這種無能反映出西方政治精英內部的復雜糾葛。這使得像美國這樣的國家在對以色列施壓時顯得力不從心。例如，提出的對以色列某陸軍營實施制裁或阻止其接受美國援助等建議，都顯得象征性而非實質性。這反而加劇了公眾對制止以色列行動的渴望，導致局勢進一步緊張。
西方政客已經感受到他們在支持種族滅絕行為上面臨的全球壓力，也意識到他們無法透過施壓來停止戰爭，從而阻止自身的道德淪喪。但他們最大的困境在於無法擺脫與傷害自身的實體的關系。這揭示了政治制度的現實，即它受到一種可怕的忠誠網絡的束縛，使西方在關鍵時刻無法捍衛其基本的憲法價值觀，如言論自由這一冷戰時期的西方旗幟。
以色列遊說團體與西方政治精英之間的利益糾葛，並不足以解釋這種道德和人道主義的衰落。在全球接連不斷的危機背景下，還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自二戰以來，主導國際體系的西方國家現在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領導危機。世界已經習慣了與那些與其全球角色相稱的有影響力的領導人打交道。
美國雖然在該地區仍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但其身份和全球安全形色之間存在著制度和意識形態上的沖突。這從特朗普作為共和黨提名人的重新崛起，以及民主黨難以找到新的接班人中可見一斑。在英國，政治領導人的更叠頻繁且難以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加沙走廊逃離家園
歐洲在安格拉·默克爾和雅各·希拉克之後缺乏重要領導人。在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的陰影下，歐洲正在掙紮，而法國似乎已接受非洲前殖民地軍事政變的現實。歐盟作為一個主要的經濟機構，其外交政策卻屢屢失敗。它似乎無法在大多數中東問題上，特別是在巴勒斯坦問題上，發揮其應有的政治作用。
聯合國的政治影響力正在下降，因為其對沖突和動亂地區的幹預已不再是單純的專業性或人道主義非政府組織的角色。聯合國機制在平衡國際互動方面的能力受到限制，因為國際互動越來越受到安理會五大國利益的制約。否決權的過度使用反映了全球隔閡的加深，特別是在中東沖突方面。在加沙戰爭期間，美國行使否決權清楚地暴露了國際組織的危機，這是當代國際體系最顯著的特征之一。
西方普遍的領導危機與其對加沙戰爭的立場密切相關，執政黨、政治精英與群眾基礎、輿論之間的裂痕日益擴大。盡管民主價值觀明顯受到沖擊，但西方領導層仍未尋求解決方案，只是溫和地指責以色列，並希望這場耗盡所有人精力的沖突能夠早日結束。
免責聲明：本素材來源於網絡，僅代表個人觀點，請謹慎閱讀，與釋出平台無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