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溫泉
編者按「誰在統治美國？」一代又一代的美國研究者給出了自己的答案。但無論是「大多數人的偏好」主導，還是精英或利益集團主導，都將「階級分析」這一關鍵維度輕輕放過了。而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者馬丁·吉倫斯的【財富與影響力】立足1964-2006年間的1779個政策議題做出了實證分析，揭開了財富差異可以傳導為政治影響力差異這一事實，為理解「誰統治」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在美國政治極化的當下，這本書的論點及圍繞它的討論，更促使人們在「誰統治」之外，進一步思考「如何統治」的重要。
誰在統治美國？
文 ｜ 吳溫泉
（【讀書】2024年9期新刊）
二〇二四年的美國總統選舉即將到來。比「誰會當選」更重要的問題，恐怕是「他們代表誰統治」，觀察競選人背後的階層基礎，我們發現，似乎美國政治鬥爭的「陣營亂了」。民主黨作為美國的「福利黨」，其政策的重大受益者群體之一——所謂「老白窮」——卻是特朗普的核心選民，而金融資本家們——共和黨減稅、去管制等政策的重大受益者群體之一，給希拉里/拜登的捐款卻遠遠超出給特朗普的捐款——以二〇一六年選舉為例，金融、保險、地產業給希拉里的選舉捐款是給特朗普的約三倍。總之，似乎美國的經濟上層和下層都顯得「忘恩負義」，以怨報德。
這個悖論，引出美國政治研究中的一個經典問題：到底誰在統治美國？如果金融資本能夠透過他們的捐款優勢掌控選舉結果，那麽特朗普在二〇一六年似乎就不應該贏；如果白人中下層能夠透過他們的人數優勢主導選舉結果，那麽特朗普二〇二〇年似乎就不應該輸。到底美國政治運轉的基本邏輯是什麽？其權力核心在哪裏？
關於這個問題，一代又一代美國學者給出了他們的答案，而普林斯頓大學的政治學者馬丁·吉倫斯的【財富與影響力】則是對這一問題的又一個重磅回答。數年之間它就成為美國政治研究的「新經典」。理解這部作品以及圍繞著它的相關討論，是理解美國政治的一把鑰匙。
馬丁·吉倫斯【財富與影響力：美國的經濟不平等與政治權力】（來源：book.douban.com）
一、一個經久不息的理論問題：誰在統治美國
在介紹這本書之前，有必要梳理一下「誰在統治美國」這個理論問題。
首先，曾經最經典的回答莫過於唐斯的「中位選民」理論。根據這一理論，在一個兩黨體系中，如果民眾偏好是正態分布的，為了最大化其選票基礎，政黨或者政治家往往會使其政綱向中間選民靠攏。這種靠攏的後果，就是公共政策會依據「大多數人的偏好」制定，這似乎也合乎民主「多數原則」之要義。
「中位選民」理論示意圖，候選人通常靠近中位選民M的偏好C以實作選票基礎最大化（來源：en.wikipedia.org）
不過，「中位選民」理論也受到很多挑戰，其中最重要的有兩點。第一，民眾的政策偏好未必正態分布，而可能呈現兩極化趨勢——在政治極化的當今美國，這一可能性更加顯著。第二，或許是更重要的一點，則是政策議題的多重性：在移民問題上的「中位選民」，未必是在稅收問題上的「中位選民」；在外交政策上的「中位選民」，未必是醫療政策上的「中位選民」。正如阿羅所指出的，經過各種議題的切割劃分，一個民主社會完全可能選出一個在眾多問題上違反「多數意誌」的政府，其政策也未必符合「多數人的偏好」。
中位選民理論的一個變體，是斯提姆森的「動態代表性」理論。他認為，僅僅因為美國尚存在一些不符合主流民意的公共政策而斷定「美國的民主是虛假的」，是不公平的，原因在於它沒有考慮到公共政策的「現狀偏見」以及民眾的偏好強度因素。事實上，一旦民眾的政策偏好發生改變，並且這種情緒變化強烈到能夠推動某種社會運動，公共政策往往會隨著民意變化而變化，這個「風吹草動」的過程，被他稱為「動態代表性」。不過，或許由於詳盡數據的欠缺，斯提姆森等學者僅僅是用案例分析或者「政策情緒」這樣的指標去論證其觀點，說服力依然有限。
對「誰在統治美國」的第二類回答，或特許以被稱為「精英互動」理論。達爾的「多元政體」理論，是這一觀點的代表。在其經典政治學著作【誰統治】一書中，達爾對紐黑文這個小鎮的政治過程進行了詳盡的分析，並得出結論：美國的民主本質上是一個「多元政體」。一方面，這種觀點承認美國政治的精英主義色彩——相對於普通人，精英對公共政策具有不成比例的影響力；但是另一方面，這種視角又認為，這種精英結構是開放的、多元的——人們可以因其金錢優勢成為政治精英，也可以因其知識優勢、組織優勢甚至僅僅是政治參與的熱情而躋身於治理精英層。
羅拔·達爾在【誰統治？】一書中，闡述了其「包容性精英主義」的觀點（來源：book.douban.com）
這種「包容性精英主義」觀點的問題在於，能否將一個小鎮的治理模式直接套用到對美國政治的理解之上？因為規模是政治的要害問題，在一個小規模政治體中可能克服的集體行動困境，在一個大規模範圍上卻未必能夠克服。此外，將不同類別的精英打包對待，也忽略了其內部的權力結構和等級秩序，事實上，就其方法論而言，達爾式分析很難深入到對這一結構秩序的分析當中。
「利益集團」視角則是理解「誰在統治美國」的第三種常見觀點。這種觀點傾向於將有組織的壓力集團、遊說集團當作美國民主的「綁架者」：這些利益集團以其組織和金錢優勢將其「私心」滲透到各級決策者當中，從而使得普通公眾的意誌在政治過程中被架空。費格遜的「政治投資理論」和海克爾/皮爾森對某些產業的研究都是這一視角的經典之作。不過，也有研究得出不同的結論，比如，霍爾和威曼的研究發現，利益集團未必向政客輸送利益，而是透過對特定領域的深耕成為相近立場政客的「資訊源」，以此推動公共政策的調整。
透過回顧對「誰在統治美國」這個問題的一系列經典回答，我們發現，一只「房間裏的大象」有意無意地從學者們的研究視野中消失了，那就是「階級分析」。盡管從比爾德到林德布羅姆，再到巴特爾斯，無數學者都曾談及經濟不平等對政治不平等的影響，但這些研究往往是以特定案例或歷史時期為物件的質性分析，缺乏以大規模政策數據為基礎的系統量化分析，因而其說服力有限。換言之，盡管美國政治中的「階級幽靈」始終揮之不去，卻又難以在學術研究中留下堅實的腳印。
二、【財富與影響力】：老問題的新答案
這種缺失，或許有美國學者們意識形態偏見的因素，也和美國社會被視為是一個橄欖形的「中產階級社會」有關，但或許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學者們很難在操作層面上研究階級政治。雖然美國的社科研究具有極強的實證主義傳統，但如何以一種實證主義的方式「證明」美國政治是一種階級統治，卻並非易事。
所謂「民主」，就其本質而言，即「依民意治理」。如何判斷治理是否依據民意展開？判斷的標準是什麽？在吉倫斯之前，走得最遠的實證研究，往往也只是測量選區內民眾的政策偏好和議員在國會投票方向的一致性程度，據此分析政府是否「依民意治理」。問題在於，某項政策能否進入國會議程，本身就存在一種篩選機制，這種方法會遺漏許多無法進入國會議程而又為選民所關心的政策議題。
2008年、2012年、2016年和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各選區結果統計：紅色表示共和黨在四次選舉中都獲勝，淺紅色表示共和黨勝三次，紫色表示兩黨各勝兩次，淺藍色表示民主黨勝三次，藍色表示民主黨在四次選舉中都獲勝（來源：en.wikipedia.org）
吉倫斯的突破在於，他直接使用各個民意調查中民眾對於某一特定政策的看法作為自變量（測量「民意」），同時又使用了這一特定政策在四年內是否被國會透過來作為因變量（測量「政策」對民意的回應性）——換言之，他將因變量從政治家的投票方向推進到了政策本身，而政策——相對於議員的投票記錄——顯然更接近政治產出，也就是說，它更能揭示美國政治的最終內容。當然，搜集民調中的政策偏好和政策出台數據，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因為要從各家民調機構、新聞報道和國會政策報告等五花八門的來源中整理數據——最終，吉倫斯的團隊整理出了一九六四至二〇〇六年間的一千七百七十九個政策議題。所以，這本書的研究方法，可以說既簡單又復雜，簡單在其框架的明晰性，復雜在其背後「一支小型助研軍隊」的艱苦努力。
透過這支「軍隊」的數據整理以及回歸分析，吉倫斯推出了一系列的重要發現。其第一個發現並不新奇，甚至某種意義上證實了唐斯的傳統「中間選民」理論：盡管稍有起伏，但美國的政策制定總體上反映了美國主流民眾的政策偏好。同時，政策偏好受到美國民主政治中的「否決點」限制，民意數值總是高於政策透過率，即使民眾的偏好達到100%，政策透過率也僅僅是60%。
不過，這僅僅是吉倫斯研究的起點。他接下來追問：在民眾的不同階層之間，是否存在影響力的顯著差異？換言之，當我們討論「依民意治理」的時候，誰才是這個「民」中的執牛耳者？即使能夠確證美國的公共政策的確隨著民意支持率的變化而變化，這依然不能否證美國政治的階級統治色彩。
於是，他將民意來源按照收入水平拆分為低收入（10%收入水平）、中等收入（50%收入水平）和高收入（90%收入水平）三個群體，分別分析他們對政策的影響力，結果就呈現了一定的異質性：高收入群體的政策偏好更容易被采納，低收入群體的政策偏好更不容易被采納，中等收入群體則和低收入群體差距不大。具體來說，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情況下，當三個群體對某一政策的偏好都是80%人數贊成時，高收入組的政策偏好被采納的概率為46%，而低收入組的政策偏好被采納的概率為41%。
不過，即使不同階層的影響力出現了分叉，46%和41%的差距也談不上「懸殊」，所以，仍然很難據此去得出美國存在「階級統治」的結論。但是，在吉倫斯看來，這種比較意義有限，原因在於：在很多問題上，三個階層的觀點相似。比如在減稅、廢除遺產稅、恐怖主義等政策問題上，不同收入水平的群體都具有相同的政策偏好。當這些具有相同偏好的政策數量很大時，可能會掩蓋不同群體的異質性。也就是說，當 A、B、C 都同意某個政策改革時，政府采用了這一觀點改變政策，很難辨析政府到底是聽了 A、B、C 中誰的意見。只有當 A、B、C 觀點不同時，政府選擇了其中誰的意見去推進政策，才能說明 A、B、C 中「誰是老大」，而這正是吉倫斯的第三個追問。也正是在這個追問中，吉倫斯挖到了其研究中的「炸彈」。
下圖的左右兩個部份都顯示，在政策偏好相差大於10%的那些議題中，不同收入群體的政策回應性呈現出明顯的異質性。在第一個圖中，當低收入群體（10%收入分位點）和高收入群體（90%）對於某一政策的偏好相差10%以上時，高收入群體的政策偏好和政策采納呈現出顯著的正相關，與上文總體層面的趨勢無異；而當低收入群體「獨自」偏好某種政策時，政策的回應性如何？一條水平線——也就是說，政策的回應性不會因為低收入群體的支持率上升而上升。換言之，當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出現明顯的偏好分歧時，高收入人群的聲音聚集往往能夠推動政策變化，而低收入人群的聲音聚集卻不能沖擊公共政策。
更糟的資訊在第二張圖（下圖右）：即使是所謂「中產階級」，當其意見與高收入階層發生明顯分歧時，他們的影響力也微乎其微，甚至與低收入階層無異。如圖所示，在中等收入群體和高收入群體的政策偏好相差10%以上的政策議題中，高收入群體的支持率上升與政策采納率仍呈現正相關趨勢，而中等收入群體的政策推動力則與低收入群體的趨勢無異。這張圖中的那條水平線，可以說是吉倫斯研究中最大的發現。美國的窮人靠自身力量無法影響政治，這一點並不奇怪，符合人們對於美國民主政治的「直覺」，但是連中產階級居然也是「局外人」，這就讓人大跌眼鏡了——畢竟，在人們心目中，美國是一個中產階級社會，「中產階級是美國政治的主人翁」這種觀點深入人心。可以說，右圖中的這條水平線像一道閃電，直擊美國民主的心臟。難怪無數主串流媒體根據此書的發現，發出美國政治是「寡頭政治」的哀嘆。
美國富人、中產階級、窮人獨立的政策影響力對比（來源：【讀書】雜誌2024年9期）
然而，即使如此，吉倫斯仍然認為，美國的公共政策對中低收入群體偏好的回應性仍被高估，原因在於，醫療、教育等領域恰好存在強大的利益集團在推動政策變化，比如全國醫院聯盟和全國教育協會。這些利益集團傾向於增加該領域的開支，而這剛好和中低收入群體的偏好不謀而合。換言之，中下階層有限的影響力，也很可能只是因為他們搭上了利益集團的「便車」。事實上，吉倫斯透過計算「凈利益集團聯盟指數」，將其加入回歸分析發現，利益集團的政策偏好整體上與政策被采納的概率呈現正相關，即，如果某項政策被利益集團強烈推薦，那麽這項政策被采納的概率確實會顯著提高。不過，他的研究也發現，利益集團的聯盟物件沒有明顯的階層性，它們忽左忽右、忽東忽西地和不同階層聯盟，其影響力來自其自身而不是其聯盟物件。
三、對【財富與影響力】的進一步思考
【財富與影響力】出版後，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在此之前，「美國的民主是假民主、真寡頭制」這一說法還只是許多人模糊的直覺和情緒化的抱怨，此研究出版後，這一直覺似乎被「坐實」了。不過，學術發展永遠是一條螺旋形上升的「否定之否定」道路，吉倫斯的著作也存在可商榷之處。
首先，當富人、中產階級、窮人在絕大多數政策議題上偏好一致時，聚焦於他們之間的有限分歧，是否構成一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因小失大？正如布蘭納姆等學者所指出的，在吉倫斯數據庫的一千七百七十九個政策議題中，「富人多數」和「中產階級多數」在一千五百九十四項議案上偏好一致，即，這兩個群體在89.6%的議題上偏好一致，只在一百八十五項議題上出現偏好分歧——即使在這些議題上，偏好程度的差距也不大，兩組人的平均意見差異為10.9個百分點，也就是說，中產階級可能有45%支持一項議案，而富人有55.9%支持它——所謂的「獨自支持」，其實反映的只是這10.9%的差異。即使是把三個群體放在一起比較，窮人、富人、中產階級的政策偏好都一致的概率也有80.2%。忽略這些階級共識，聚焦於他們之間有限的差異，並將關於美國政治的結論建基於此，顯然有失偏頗。
其次，如果換一個測量標準——不以各組政策支持率的變化如何帶動政策的變化為標準，而以各個群體的主流多數意見發生分歧時「誰能得逞」這個指標去衡量「誰是執牛耳者」，得出的結論就不再是「富人斜線、中下層水平線」，而是「各有得失」（吉倫斯以「不同收入群體間對某一政策支持度相差10%」來篩選偏好不一致的政策，而布蘭納姆則透過「不同收入群體對某一政策各自的支持度是否超過50%」來二元劃分不同收入群體的政策偏好，從而篩選出偏好不一致的政策。因此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結果）。布蘭納姆等的研究發現，在一百八十五個「富人多數」和「中產階級多數」發生分歧的議題上，富人和中產階級的「得逞率」分別為53%和47%，並不存在天壤之別。不過，加入「窮人多數」這個群體，窮人和其他兩個群體的影響力的確拉開差距：當他們三者意見不一致時，富人能夠獨自「得逞」的概率是38.7%，中產階級能夠獨自「得逞」的概率是37.5%，窮人能夠獨自「得逞」的概率只有18.6%。換言之，在中產階級面前，富人未必能夠一意孤行，但是在富人和中產階級面前，窮人卻常常孤掌難鳴。
再次，或許也是最重要的，映像式地反映中下層民眾的政策偏好，是否是衡量民主質素的最好尺度？正如薩布爾在【民主理論的兩種文化】一文中所指出的，就在政治理論家試圖擺脫「映像」標準去判斷民主的優劣時，實證主義的政治科學家卻堅持這是民主的最高標準。問題在於：中下層的政策偏好一定更加理性，或更符合他們自己的「階級利益」？
比如，吉倫斯的數據揭示，富人比中產階級更支持競選的「公共籌款」制度，也就是說，作為最有能力「購買選舉」的階層，他們卻最不願意「購買選舉」——如果在這個議題上采納了富人的政策偏好，那麽，這是維護了富人的還是中下層的階級利益？吉倫斯自己也在書中承認，高收入群體在各個維度上都偏向於更自由化的政策，在對外政策上支持自由貿易、在宗教議題中允許胚胎實驗、在經濟政策中支持降低政府管制，而中低收入群體則偏向於保守化政策，在對外關系上更支持貿易保護主義、在經濟政策中更主張政府管制等。也就是說，如果讓「底層民眾」對政策更有影響力，那麽，美國的公共政策可能會更加反移民、更加懷疑全球暖化、更反對貿易自由……一句話，右翼民粹主義可能會更加擡頭，而這是吉倫斯等知識分子心目中「更好的民主」嗎？有趣的是，在吉倫斯書中的研究時段裏（並沒有包括特朗普時期），美國公共政策對民眾回應性的最高點恰恰是偏右翼的小布殊第一任期，而最低點卻是開始開展扶貧專案、針對老弱病殘的醫保的莊遜時期，如果映像式的回應性是民主的最高標準，那麽，我們能否說小布殊是這一時期美國最民主的總統，而莊遜是最「寡頭」的總統？
1999年，來自雨林行動網絡（Rain Forest Action Network）的抗議者在西雅圖市中心懸掛反世貿組織的橫幅（來源：seattletimes.com）
最後，錯置的焦點可能導致錯置的藥方。在得出吉倫斯最主要發現的模型中，只有7.4%的政策結果差異來自窮人、富人和中產階級的偏好分歧。換言之，寡頭統治即使是事實，它所能解釋的政策結果依然有限。的確，美國政治今天存在各種問題，使其政策常常不能代表中下層民意，但是，改革的阻力是來自財富寡頭，還是美國極其復雜的「否決制」政體、利益集團對政治的綁架或政黨極化引發的政治僵局？對其根源不同的診斷，往往會推出不同的藥方。
當然，這些疑點不能否定吉倫斯研究的價值。畢竟，即使是吉倫斯的批評者也承認，在政策影響力上不同階級的差異或多或少存在，由這些差異未必能引出「美國的民主是寡頭統治」的宏大結論，卻真實地反映了財富差異可以傳導為政治影響力差異這一事實。隨著美國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拉大，隨著美國政治極化的進一步加劇，這一傳導機制很可能進一步惡化。
2024年7月15日，特朗普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與代表們互動（來源：latimes.com）
雖然今年距此書的最初出版已有十二年，但它的價值——尤其是它引發的討論——可以說歷久彌新。過去十年，正是「特朗普主義」崛起的十年，而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大量來自中低收入階層。某種意義上，特朗普身上更多地體現了對中下層的政策回應性：他的反全球化立場、他對全球暖化的懷疑、他的反移民立場、他機會主義的反墮胎態度等，都更加機械地反映了「反精英主義的民意」，但是，他所代表的民主未必是理想的民主。或許，波普爾曾經的告誡是對的：思想者們一直在苦苦思索「誰在統治」「誰應該統治」這樣的問題，但是更重要的問題，或許從來不是「誰在統治」，而是「如何統治」。研究者們更應當在意的，或許不是哪個政治家更能映像式地反映某個階層的民意，而是誰更能有效地引導紛雜沖突的民意走向理性和溫和。
（【財富與影響力：美國的經濟不平等和政治權力】，[美] 馬丁·吉倫斯著，孟天廣、郭鳳林譯，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二一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