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市場資訊
原創 李亞琦、何文翔
引言
2024年6月27日，美國前總統特朗普與現任總統拜登就一系列關鍵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兩位候選人在這些問題上的立場形成了鮮明對比，尤其是在處理國際危機和全球戰略布局上的差異顯著。其中，特朗普反復強調的「美國優先」貫穿其外交觀點始終。它既是一種動員選民的簡單口號，又可以理解為一種正在設計的政策路線和一種脈絡悠長的觀念譜系。隨著特朗普在辯論和民調中漸占上風，越來越多人開始思考「美國優先」究竟是什麽，又不是什麽。可能的「美國優先」復歸將會給世界帶來哪些影響？
2024年6月27日，前總統特朗普參加總統競選辯論（來源：GETTY IMAGES）
無獨有偶，被譽為「特朗普預備政府」的智庫「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於5月釋出的專著【美國優先：美國國家安全的方法】（An America First Approach to U.S． National Security）系統地梳理了「美國優先」的理論和實踐路徑，試圖為未來的新政府提供一份轉型路線圖。該書由曾擔任特朗普政府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的弗萊德·弗萊茨（Frederick H． Fleitz）編輯，凝聚了一批跟特朗普關系密切的前官員和學者的看法和政策主張。
2024年5月發表的文集【美國優先：美國國家安全的方法】集中描繪了「忠實於特朗普」的外交路線（來源：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
如果特朗普在11月的總統選舉中獲勝並於明年1月20日重返白宮，他將在橢圓形辦公室的桌上有一份可遵循的劇本。盡管特朗普競選團隊一直表示只遵循並承諾其自己的提案，但考慮到這些保守派智庫與特朗普及其團隊的密切關系，審視他們提出的倡議，反思「美國優先」的概念變遷和政策進路變得極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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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優先」從何處來，到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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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優先：
經久不衰的政治口號與其使徒
2016年4月，特朗普最早在競選演說中使用「美國優先」一詞，將其稱為他領導的政府「壓倒一切的重要主題」。次年，他在就職演說中承諾「一個新的願景將指引我們這片土地。從今天起，只有美國優先——美國優先」。之後，他頻頻用這句口號來描述他的外交和國內政策方針。
這幾個字自然不是特朗普的獨創，它幾乎和美國的歷史一樣古老。早在1850年代，一支名叫「本土美國人黨」的政治勢力使用了這一口號。他們宣稱，天主教徒正在策劃一場旨在顛覆美國民間和宗教自由的「羅馬主義」陰謀。因此，他們尋求政治上組織本土出生的新教徒，以捍衛他們傳統的宗教和政治價值觀。這一歷史形塑了「美國優先」的民粹、宗教及排外色彩。
1850年代「本土美國人黨」的一面旗幟
（來源：Flags of the World）
而「美國優先」與孤立主義的聯結則要追溯到一戰，那時日益強大的美國正面臨是否深度介入國際沖突和歐洲事務的抉擇。1915年，美國總統伍德羅·韋遜（Woodrow Wilson）在討論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中立立場時，首次在公開講話中運用了這一口號。韋遜和其他人對「美國優先」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別，韋遜的看法基於國際主義以及蒙路主義，強調美國要在英國霸權衰竭的狀態下，傳播自己有關正義與和平的理想。
在1920年代，尤其是1924年卡爾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總統的競選中，「美國優先」成為了一種強調國內政策優先於國際義務的政治口號。此時的美國經濟正蒸蒸日上，即將經歷「柯立芝繁榮」，民眾自然難以共情戰後雕敝的歐洲，並施與援手。
到了20世紀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美國優先」被極右翼團體和孤立主義者采納，成為反對美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標語。尤其是美國優先委員會（America First Committee），該組織主張美國應避免卷入歐洲戰爭，而這一立場後來因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的支持而聲名大噪。這位知名的飛行員曾因完成飛躍大西洋的壯舉而為美國大眾所熟知。他發揚光大了具有陰謀論色彩的反戰觀點：1941年9月，林德伯格在致辭中說，英國、猶太人和羅斯福政府是要求美國參戰的「三個最重要的團體」。他還說，資本家、高知識分子、英裔美國人都在鼓動參戰。
1941 年 10 月 3 日，超過 4，000 人聚集在印第安納州韋恩堡的福音會堂，聆聽林德伯格在「美國優先委員會」集會上發表演講（來源：NPR）
如今，反對者將這一口號視作種族主義、反猶和排外主義的回潮，認為「美國優先」在歷史語境下，已經有了一些令人極為反感的內涵。支持者認為這只不過是「國家利益至上」的返璞歸真。這種分歧源於對歷史經驗的不同解讀。美國歷史學家莎拉·丘奇韋爾（Sarah Churchwell）在【瞧，美國】提出，與其將「美國優先」視同於孤立主義，不如將其視作包括孤立主義者在內的政治勢力使用過的口號，這一口號的號召力取決於政治結構的變動。
她認為，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戰爭陰影的擴散，美國高層意識到不可避免要卷入與德國、日本、意大利的決戰，而這離不開白人以外的其他種族成員的參與。所以美國精英以強調多元共生的「美國夢」代替了「強調種族和本土純凈」的「美國優先」，並以國際參與促進國內融合，對於美國利益是實質上有利的。
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會高級研究員卡拉法諾（James Jay Carafano）則宣稱，盡管美國優先運動在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前一直是美國反戰政治的核心，但它並非一個單一思想的團體，囊括了和平主義者、共產主義者、自由派和保守派等諸政治勢力。他還稱，林德伯格和其他「美國優先」領導人雖然被指責為納粹同情者，但實際上他們更關註的是為美國民眾的利益尋找最佳方案。
可以說，「美國優先」是一種美國國內政治生態的國際投射，實則體現了基於美國國力消長、國內政治生態和國際參與價值的評估。「美國優先」對內是對以主流群體的國家利益代替個別族群的認同利益，攻擊進步主義者基於階級、族群、文化和性別的議題設計；對外則是以消費國際公共產品的單一國家利益替代維持國際體系的復合國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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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美國優先」：
孤立主義還是現實主義？
特朗普外交團隊裏最聲明卓著的反對派，後與其決裂的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認為，「美國優先」等同於孤立主義和無知主義思潮。博爾頓認為，孤立主義雖然從未完全從共和黨消失，但在特朗普的政策環境下得到了加劇。
弗萊茨和【美國優先】主筆人之一的前特朗普政府官員凱洛格（Keith Kellogg）則提出反駁，強調這一政策強調的是「有目的、務實的國際交往」，旨在優先考慮美國人民的利益。他們指出，在特朗普政府期間，美國采取了「強有力」的領導，透過外交、經濟壓力和資訊戰等非軍事手段處理國際沖突，盡可能避免使用軍事力量。特別提到的例子包括對北韓的政策，透過「強有力」的總統領導和與盟友的合作，透過制裁和外交手段降低了與北韓的緊張關系。
辯護者將「美國優先」視作一種「現實主義」。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9月的政策檔中表示，「美國優先」外交政策強調按照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價值觀行動-即「原則現實主義」，這指在美國的國家利益框架內進行外交決策，而非單純基於意識形態。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則給出以下詮釋：「當美國將美國人民的安全、繁榮和整體福祉放在首位時，美國就處於最佳位置來領導世界並維護和平與穩定。」
綜合而言，這一政策的原則包括：
強化國家主權：強調建立強大的主權國家對維護國際和平至關重要。
結果導向：外交政策決策應基於具體成果，而非空泛的意識形態。
共擔國際責任：雖然美國保持領導地位，但全球各國應共同承擔公平責任。
非孤立主義：推崇與國際社會的合作，但合作必須服務於美國利益。
德克薩斯A&M大學阿爾布烈頓大戰略中心的非常駐研究員拜爾斯（Andrew Byers）、俄亥俄州立大學的政治學教授施維勒（Randall L． Schweller）更將特朗普描述為「一位真正的現實主義者，他認識到美國力量的局限性」。
他們聲稱，「對於大多數將美國視為規範性力量的外交政策精英來說，這一趨勢看起來是可怕的。但是前總統的「美國優先」議程是一個在知識上具有辯護性、從根本上是現實主義的方案，旨在確認並按照美國的國家利益而非其他國家的利益行事。這一議程源於一個不可避免的前提：美國不再擁有曾經的力量，它正把自己攤得太薄。美國需要區分其基本的國家利益和可取的利益。它必須將更多責任下放給其富裕的盟友。它必須停止試圖無所不在、無所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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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幕僚的「美國優先」
與具體的外交政策藍圖
在美國優先的外交思想下，「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美國資訊安全中心的主席凱洛格和副主席弗萊茲等人進一步為特朗普可能的第二任期提供了具體的「美國優先」外交政策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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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問題：有條件性支持
首先，在烏克蘭問題上，弗萊茲支持美國透過對烏援助的立法，並認為這是對烏克蘭強化防衛能力的一種戰略性支持，以防止烏克蘭在戰事中「迅速失勢」，直至俄烏雙方出現可能的外交解決方案。6月25日，弗萊茨向路透社表示，他為特朗普制定了一份「旨在迅速結束烏克蘭戰爭」的外交計劃，其中明確提出了烏克蘭繼續獲得美國武器援助的條件：與俄羅斯方面展開和平談判。一些歐洲媒體如西班牙【國家報】認為，這一方案實際上是側面敦促俄方盡快與烏克蘭談判，否則美國便進一步加大援烏力度。同樣曾任特朗普的國家安全顧問，如今的退役中將基思·凱洛格也曾表示，美國將警告俄羅斯當局，任何拒絕談判的行為都將導致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增加。
基思·凱洛格，美國前副總統國家安全顧問，退役中將
（來源：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
弗萊茲表示，根據「美國優先」的外交計劃，烏克蘭問題需要盡快解決，最終烏克蘭不需要正式將領土割讓給俄羅斯，但短期內烏方不太可能重新有效控制其所有領土。為了保障烏克蘭的安全和持久和平，「將烏克蘭武裝到牙齒」可能是其中的一個關鍵因素。「我們擔心這已經成為一場消耗戰，將殺死整整一代年輕人。」
然而，由於美國已向烏克蘭援助超700億美元援助，一批共和黨內保守政客不願為烏克蘭提供更多資源。美國外交關系委員會高級研究員卓思·庫普坎（Charles Kupchan）表示，支持特朗普的許多選民想要做的就是減少援助，「甚至關掉水龍頭」。特朗普本人此前曾表示，他若上任後並不會向烏克蘭派遣美軍，而是將迅速采取行動削減對烏當局的援助。相比之下，拜登政府一直在推動為烏克蘭提供更多援助，G7峰會期間拜登與澤連斯基簽署了一項為期十年的雙邊安全協定。
一些分析人士還擔心，凱洛格和弗萊茨的「美國優先」計劃可能會讓俄當局在俄烏談判中占據上風。負責涉俄政策的前助理國務卿丹尼爾·弗列特（Daniel Fried）表示，「美國優先」計劃所描繪的俄烏停戰方案「似乎像是一個讓烏克蘭放棄被俄羅斯現在占領的所有領土的行程」。
作為可能的特朗普第二任期幕僚，弗萊茲對烏克蘭問題的表態也不免具有黨爭色彩。弗萊茲批評拜登政府對結束烏克蘭戰爭「缺乏有效的外交政策」「缺少領導力和戰略引領」，尤其是拜登對於對烏軍事援助的態度前後矛盾。弗萊茲也進一步表達了特朗普回歸能迅速結束烏克蘭戰爭的信心。關於援烏法案這一拜登任期內難能可貴的成果，弗萊茨認為法案的透過主要依靠民主黨的支持力量，因此這一成果既不屬於特朗普所鼓吹的「民主的重大勝利」，也不是對共和黨或特朗普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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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盟友關系：捍衛盟友
對於美國的全球聯盟問題，弗萊茲始終強調盟友合作與集體行動的重要性與強大力量所在，並表示特朗普第二任期將會推動美日韓進一步深化三邊合作。弗萊茲強調還曾前往日本向包括國家安全顧問秋葉武夫（Takeo Akiba）在內的岸田政府官員保證，「特朗普將認識到與盟友合作的重要性」並「捍衛盟友的利益」。
7月5日，弗萊茲與日本駐美國大使山田茂夫（Shigeo Yamada）會見
弗萊茲強調全球盟友對於促進國際安全的作用，並認為美國與盟友的合作能夠保衛自身安全和促進全球安全。但凱格洛中將也表示，「美國優先」也意味著對於軍事力量的謹慎使用，在訴諸武力之前應盡可能地嘗試和平手段解決全球沖突。他還以特朗普任內應對北韓核威脅為例，認為特朗普透過強有力的總統領導力和透過外交手段與盟友合作、結成聯盟，對北韓發出強力且有效的制裁，以非暴力手段成功遏制住了北韓的核實驗。
然而，特朗普競選所放出的訊號是收縮國際聯盟，並對不符合美國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的部份大加批判，例如此前對北約成員的國防開支要求。對於弗萊茲的言論，特朗普競選團隊高級顧問，克里斯·拉奇維塔（Chris LaCivita）表示：「無人有權代表總統候選人特朗普與外國政府交談並做出承諾」。同時，特朗普競選網站的政策部份也並未討論這個話題。弗萊茲表示，他並非「代表特朗普發言」，而是根據他與特朗普的經歷提供政策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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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華關系：國內問題中國化
2024年6月6日，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中國政策研究所所長葉望輝（Steve Yates）（左）和美國資訊安全中心副主席弗雷德·弗萊茨在東京接受采訪。（來源：Japan Forward）
主筆【美國優先】對華戰略部份的葉望輝宣稱，「美國優先的對華政策建立在擊敗中國影響的努力之上，力求使其政策無法影響美國人的正常生活。」他宣稱，「中國的影響」已經觸及到美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影響到政府的每個部門以及總統及其政府必須處理的所有活動。」
葉望輝稱，其總體目標是「辨識、抵抗和遏制這些惡性影響，並改變我們對這個不穩定行為體的依賴模式」。葉認為關鍵在於反思中美接觸的政治效應：「我們在做什麽能夠將財富、技術和機會轉移給一個企圖傷害我們的實體？我們又做了什麽來減少這種情況？特別是疫情期間我們了解到，美國對一個市場的依賴過於嚴重。」
不難發現，葉設計的「美國優先」對華政策以國內政治為出發點，力求開辟本土的「清除中國影響力戰線」。將國內問題歸咎於中國因素的「中國政策國內化」，將可能導致中美在經貿、文化、教育、環境等諸方面「泛安全化」，走向全社會脫鉤的路徑。除此之外，這一政策也根植於「美國優先」中對外界影響的不信任和「保持文化純凈」的宗教沖動，可能對中國公民、美國華人和亞裔居民在美國的正常生活造成沖擊。
葉更將中國因素註入黨爭，他表示「中國的問題在於，其‘侵略性的政治戰’現在與技術結合使用，這為在日本、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影響行動和試圖影響選舉或播種分裂創造了問題，」試圖抹黑中國「介入美國選舉」。這亦與弗萊茨的言論呼應，其煞有介事地宣稱中國「介入選舉支持拜登」。他宣稱，「中國幹預美國選舉」的目的是保持對「美國政策的有利影響」，並避免特朗普對中國采取更嚴厲的政策，如加征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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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優先」何以塑造美國對外政策？
弗萊茨表示，「美國優先」派已經向特朗普提出了他們的外交戰略部署，特朗普也作出了「積極的回應」。「我並不是說特朗普同意它，甚至是同意這份戰略檔的每一個字，但我們很高興，我們所做的戰略部署收到了反饋。」
路透社分析稱，弗萊茨、凱洛格等「美國優先」派人士所呈現的外交戰略是「特朗普的助手迄今為止最詳細的計劃」。盡管特朗普在競選時一再強調，擊敗拜登便能迅速解決俄烏沖突，但卻並未闡明他將如何去做。因而其具體的外交政策仍需依靠貫徹其思想路線的幕僚團隊加以轉化與落地。
2019年，特朗普在美日貿易協定簽署儀式上發表講話。（來源：路透社）
在美國政策界的語境下，「特朗普主義」絕不僅指特朗普本人的所思所想，還包括深受特朗普影響、緊隨特朗普動向的保守派各界智囊人士所提出的方針。「美國優先」派人士也並非與特朗普亦步亦趨，但他們的政策主張將被直接或間接地轉化為（可能的）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實踐，進一步形塑了美國的「美國優先」政策。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刁大明曾在2019年撰文指出，在不違背大國競爭框架的前提下，特朗普政府「美國優先」的強烈導向使得政策目標明顯優先於政策路徑，政策流程缺乏嚴格控制、甚至陷入漂流，進而也為建制派精英創造了實作某些其他目標的空間。
然而，5年之後，如弗萊茲這樣的高舉更純粹、更忠實特朗普路線的前官員卷土重來。他們的觀點雖然在專業性和連貫性上不及博明、科爾比等共和黨安全問題專家，但在理解和講述特朗普主張時卻更為真誠而專註。因此，特朗普若上台，其在官僚系統的選用空間將會更大，「美國優先」將從一種政策目標變成一種篩選官員的基礎條件。
事實上，弗萊茲等人已經躍躍欲試。其在書中坦言，特朗普應為過渡方案做好充分準備，提前布局官員人選。他們指出，2016年競選期間，民主黨的過渡團隊已送出了超過1000個未來供安全審查的官員任命名單，而特朗普的團隊只送出了25個。根據他們的說法，新特朗普政府應該準備好用堅持「美國優先」方法的特朗普忠實擁護者來填補大約1200個與國家安全相關的職位。與之對應，博明、科爾比和奧布萊恩等另一批前特朗普政府的外交精英近日也頻頻刊文或演講，為特朗普可能的新政府出謀劃策。只是他們的論述更集中在華府內圈，拒絕「美國優先」這樣的大眾政治口號成為政策設計。
然而，「美國優先」本質上是一種作為選舉工具的政策，因而兼具宣傳性和功能性。它已成為美國政治話語中一個分歧點。對支持者來說，這代表著一種實用主義的復興，強調在全球事務中保護美國的利益和資源。然而，批評者則視之為一種退回到孤立主義的危險訊號，可能削弱美國與其全球盟友的關系，並損害其在國際舞台上的領導地位。正如當前的政策討論所示，特朗普政府期間的「美國優先」策略雖然在某些領域取得了成效，例如透過重新談判貿易協定來嘗試修正貿易不平衡，但在其他方面，如對外關系和環境政策，則引發了廣泛的爭議和批評。
作為一種「轉型期」的外交路線，「美國優先」也不免陷於語焉不詳的困境，往往在孤立主義、現實主義、保護主義等概念間打轉，並在精準術語的缺乏下成為一種「四不像」的「縫合體」。然而，更重要的是，應該透過充滿矛盾的「美國優先」所體現的政策辯論動態和歷史淵源，深刻理解當下美國社會復雜的內外政治脈絡，進而體會這一政策的學理價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