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總理朔爾茨第二次訪華之旅備受關註。作為今年首位訪華的西方大國領導人，朔爾茨此行至少有三個突出特點：
一是對此次訪華之重視。與第一次不足24小時的旋風式行程相比，朔爾茨的此次中國之行為期三天，法德媒體均稱朔爾茨「從未對一國進行如此長時間的存取」。此外，此訪有三位部長隨行，這也是德國政治中不多見的。以上安排無疑釋放了強烈訊號：此次中國之行對德國有重要意義。
二是深化合作決心之堅定。雖然面臨來自一些西方國家及德國國內不同政見黨派的壓力，但朔爾茨在上任之初就公開聲明，將在任期內延續默克爾的對華政策。2022年，朔爾茨成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首位訪華的歐盟國家領導人，並在存取期間明確反對和中國經濟脫鉤斷鏈。時隔兩年，國際社會與德國國內形勢愈加復雜，但德國「經貿先行」的務實風格一以貫之。
這在存取城市的選擇上就可見一斑：朔爾茨此行存取首站為重慶，而重慶不僅是汽車、軌域交通、裝備制造等領域的知名德企在中國的落戶地，更是聯通中歐的鐵路大動脈「渝新歐鐵路」的起點，終點正是德國第一大港杜伊斯堡港。有德國媒體形容此次訪華的合作氣氛甚濃，「幾乎回到了默克爾時期」。
三是大國政治對黨派政治之超越。從代表團成員看，與朔爾茨同行的部長級政府官員分別是環境部長萊姆克（綠黨）、交通部長維辛（自民黨）和農業部長厄茲德米爾（綠黨）。
在德國本屆「紅綠燈」聯盟政府中，三位部長所處黨派與朔爾茨（社民黨）不同，但都是對華合作的積極支持派：2023年環境部長萊姆克在多個場合明確贊揚中國對氣候變遷做出的貢獻，並希望加強與中國的相關合作；交通部長維辛主張反對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征收關稅，同時在數碼通訊議題上反對拆除華為5G產品；農業部長厄茲德米爾近年來致力於推動重新開機對中國的生豬出口合作，以緩解德國國內農業市場的壓力。
須知，自2017年聯邦議院大選以來，德國國內政黨格局碎片化嚴重影響了德國政府的行政效率與對內對外政策的連貫性。本屆聯邦政府組閣之初，與朔爾茨所在的社民黨相比，綠黨、自民黨在對華議題上持強硬態度，各黨派在諸多議題上立場不一。但隨著近年來地緣沖突、市場波動等不穩定因素使德國國內經濟政治發展頻頻受阻，大國政治超越黨派政治的趨勢開始顯現。
有趣的是，雖然經貿合作是此行的重要議題，亦有包括梅賽德斯、拜爾等德國重要企業組成的商業代表團隨行，但對華一向持強硬態度的聯邦經濟部長（綠黨）與外交部長（綠黨）並未出現在代表團名單中。
在全球化行程遭遇逆流的國際背景下，朔爾茨政府明確釋放合作訊號，中德兩國堅定深化在經濟、政治、科技、教育等多領域的相向而行，體現了兩國合作的韌性與巨大發展潛力——
一方面，經貿合作仍是中德關系的壓艙石。盡管美西方國家大力鼓吹所謂「去風險」，但從數據上看，2023年，中德貿易額達2531億歐元，中國已連續八年成為德國在全球最重要的經濟夥伴；德國經濟研究所一項調查顯示，2023年德國對華直接投資總額高達119億歐元，對華投資占德國對外投資總額的比例擴大至10.3%，同比增長超過4%，達到了2014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與此同時，德國國內的經濟形勢不容樂觀，2024年經濟增長預計僅為0.2%。國內外發展趨勢的鮮明對比，進一步凸顯了中德經貿合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另一方面，與一些西方國家不同，2023年德國出台的「中國戰略」雖以「去風險」為焦點，但明確表示「接受與中國的競爭」，並強調公平競爭規則的重要性——無論拒絕追隨美國禁售華為的決定，還是朔爾茨此次訪華中「德國市場歡迎中國汽車」的表態，都印證了這一點。
從國家層面，中德兩國打破零和博弈的競爭敘事，無疑將為西方已開發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相處探索出一條具有啟示意義的互動之路。從企業層面，德國業界雖在技術密集型行業較為審慎，但向來看好中國市場，尤其是近年來中國數碼化變革持續推進、人工智能技術與套用迅速發展，最大的風險已經成為「因不在中國發展而失去全球競爭力」。
同樣需要關註的是，朔爾茨在行前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影片通話，發出了「重新平衡」歐盟與中國的貿易關系的共同呼籲，並認為這將「刺激歐洲的競爭力」；而在更大範圍而言，行程安排在2024年G7峰會召開前，這意味著朔爾茨此次訪華之行可能為中國帶來新的國際合作機遇，拓寬合作面，激發新潛能。
（作者單位：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家對外開放研究院）
來源：北京日報客戶端 作者：周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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