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政教於愛情：繼承與創造·】——»
「政教」在中國歷史文化傳統裏存在好幾種理解：一是具體的歷史實踐，二是【管子·侈靡】裏提到的「政令」和啥啥，第三種理解為「政治思想教育」。
在咱中國傳統的文學文化這個領域裏，「政教」不但有著政治方面的訴求，還和道德的教化有關系。
在中國古典文學裏，把社會成員個人的生命故事放進治國平天下的宏大構想當中，還賦予其跟世界整體秩序有著神秘呼應的作用，使個體的生命情愛故事承擔起民族興旺、國家昌盛的重大責任。
這種寓政教於情愛的傳統到了國勢即將破碎的清朝末期變得特別明顯。救亡圖存成了全國輿論的核心，青年知識分子大力宣揚理想，把國家和英雄看得很重，而把男女之間的感情之事看得很輕。
哪怕是寫言情小說，也努力讓它和時代風雲、國計民生有所關聯。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那種「革命+戀愛」的文學創作模式，還有三十年代的左翼電影，像夏衍的【狂流】和【風雲兒女】，都能被看作是在愛情當中融入政教的實踐。
這一系列的文藝作品，給「十七年」愛情 - 喜劇電影的創作攢下了大量的歷史資源。
1958 年，文藝理論家林默涵在電影躍進會上發言說：「過去那些現實主義作家寫愛情，可不是單純就為了寫愛情，而是借愛情來反映社會問題。」
塑造咱們這個時代英雄的形象，得在鬥爭裏深入刻畫正面人物的精神狀態，探尋正面人物的內心世界。「希望觀眾淺淺地笑，臉上在笑心裏也在笑，在微笑裏認可咱們這兒的一切都是美好的。」
謝晉期望電影【大李小李和老李】能喚起觀眾「熱愛生活、樂觀、健康」的情感，把這種想法傳遞給觀眾，讓觀眾產生共鳴。
「十七年」愛情-喜劇電影想要達成的「情緒教育」不只是讓觀眾笑，而是更「落地」地面對生活，期望觀眾能因為對新生活的認可笑著跟過去告別，進而給自己確定新時代的主要情緒：信心滿滿，幹勁十足，充滿希望。
可以講，正是因為認同了「寓政教於情愛」的這種意識形態的教化功能，才有了「(1)把被愛的人看得比自己重要；(2)忠誠；(3)愛人之間平等；(4)給予和接受相互作用；(5)具有排他性」。
他覺得在十八世紀的法國，私己愛情不再屬於危險、變態的那種激情了，而是變成了有著獨特道德的自然情感。
愛情是婚姻美好的根基，而有愛情的婚姻是新出現的一處「情感避風港」。
這是在法國感傷主義的歷史情境當中對於理想愛情的闡釋，道馬斯的總結沒考慮金錢這類物質因素以及階層差異等現實因素產生的影響，從個人道德的層面把愛情變得崇高了。
這種理想化的表述，也成為了現代西方世界看待理想愛情的基礎。
不過，「感傷主義&34;人的心靈的秘密」，這也只是陰暗心靈的自我展現罷了。
感傷主義對於愛情的那種理解，新中國當然是不接受的。所以把它和法國十八世紀「理想的愛情」對比著來看，咱們能夠發現，在「十七年」那個時候的愛情喜劇電影裏，「正確」替代了「理想」，變成了愛情的前置修飾語，「正確的愛情」成了銀幕上表達愛情的首要準則。
在社會主義的中國，愛情也是生活的一塊兒，是人類美好情操和復雜情感的一種展現。
在咱們這個社會中，真正正確的愛情，首先得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人們是在為了共同理想而奮鬥的生產勞動以及社會活動裏產生愛情的。
這是陳荒煤於【論正面人物的塑造】中給「正確的愛情」下的定義。
愛情得把政治一致當作前提，這不光是所屬階級得一致，還得是政治思想認識處在相同水平。
同樣作為農民，在【金鈴傳】裏，政治思想水平比較落後的蘭英，得接受教育，在思想認知上跟滿倉一致了，才能收獲正確的、真正的愛情。
同時，愛情跟理想、勞動、生產還有集體這些意義範疇構建起了關聯。真正正確的愛情是有社會意義的，是經過政治衡量的，也只有這樣的愛情才有一直有效的教育意義。
在思想層面搞懂「」的一連串特點。
所以呢，青年生活裏確實有愛情，可這並非生活裏唯一要緊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