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的肥瘦盡管存乎其人，但大勢卻是在兩極之間迴圈往復，這一規律無疑受到人們審美觀念的制約。任何一種事物一旦流行，肯定有不少追隨者推波助瀾，逐漸擴大，最後蔚成風氣。而達到極致，久而生厭，又必然向相反的方向轉化。
周而復始，無有底止。
流行，於是有追隨者，追隨者眾，於是行成風氣，風氣發展到極致，於是生厭，於是轉化，又流行，又追隨，又行成風氣，又達極致，再行轉化……
宋代魏泰在【東軒筆錄】中所記的一段話，很值得思考：
唐初，字書得晉、宋之風，故以勁健相尚。至褚、薛則尤極瘦硬矣。開元、天寶以後，變為肥厚，至蘇靈芝輩，幾乎重濁。故老社雲「書貴瘦硬方通神」，雖其言為篆宇而發，亦似有激於當時也。貞元、元和己後，柳、沈(傳師)之徒，復尚清勁。唐末、五代，宇學大壞，無可觀者。其間楊凝式至國初李建中妙絕一時，而行筆亦主於肥厚。至李昌武(宗諤)以書著名，而不免手重濁。故歐陽永叔(修)評書日：「書之肥者，譬如厚皮饅頭，食之味必不佳，而每命之為俗物矣。〞亦有激而雲耳。江南李後主善書，嘗與近臣語書，有言顏魯公端勁有法者，後主鄙之日：「真卿之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叉手並腳田舍漢耳！」
我們最經常說的杜甫名言「書貴瘦硬方通神」是有他的語境的，不能一概而論當作最高標準，因為杜甫說這句話，不但是針對篆書而言，而且是在唐代天寶之後，書壇滿目肥厚的情境之下發出的感慨。歐陽修對肥厚的「厚皮饅頭」之評，也不能當成最高定論，因為他這段議論，也有他的語境。再有，李後主對顏真卿的字看不慣，並不是顏真卿的字不好，而是李後主有他自己的審美觀，這些觀點，都不能當成絕對的定論。
如上篇所言，宋朝初立，徐鉉、李建中、李宗諤都是肥字。而同時代的陳堯佐，更有「堆墨書」之評。
陳堯佐（963-1044），字希元，號知余子，閬中（今四川省南充市閬中市）人，享年八十二，追贈司空兼侍中，謚號「文惠」。因為他曾是宋初宰相，因此，他的字達到了「凡天下名山勝處，碑刻題榜，多公親跡，世或效之，而莫能及也。」的地步。
他的字肥厚到什麽程度呢？有宋人記有一則軼事，頗值一樂：
陳文惠善八分書，點畫肥重，自是一體，世謂之「堆墨書」，尤宜施之題榜。鎮鄭州日，府宴，伶人戲以一幅大紙，濃墨塗之，當中以粉筆點四點，問之：「何字也？」曰：「堆墨書‘田’字！」文惠大哂。
世人效仿權貴之字，在歷朝歷代都是風氣，而宋代尤甚，關於這一點，米芾在【書史】有記載稱：
本朝太宗挺出五代文物已盡之間，天縱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書無對，飛白入神，一時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學鍾、王。至李宗諤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學其書，肥扁樸拙，是時謄錄以投其好，取用科第，自此惟趣時貴書矣。宋宣獻公綬作參政，傾朝學之，號曰「朝體」。韓忠獻公琦好顏書，士俗皆學顏書。及蔡襄貴，士庶又皆學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學其體，自此古法不講。
以米芾的觀點，宋太宗的字是不錯的，太宗之後，從李宗諤開始，人們開始「趣時貴書」，就是當權者的字成為士俗競相跟風的物件。李宗諤當權，大家都學他的字，宋綬當權，大家都學宋綬，然後是韓琦、蔡襄，再然後是王安石。
並不是他們的字好，而是他們「當權」，學他們的字，可以獲得較好的「行卷」效果（關於「行卷」，本盛於唐朝，指應試舉子，試前將所作詩文寫成卷軸，投獻禮部主考官或公卿名士，求向主司推薦，以利於及第）。
李宗諤（965-1013）字昌武，深州饒陽（今屬河北）人。雍熙二年進士及第，這一年他21歲，自這一年開始，直至他49歲去世，他始終在朝為官，並且作為替皇帝記錄言行並撰寫詔令的親信。想想，這樣的地位，儼然文壇領袖啊，這樣一個操縱文柄的人，門前舉子自然趨之若鶩。只可惜「趨時貴書」都隨著李宗諤身謝道銷而灰飛煙滅了。
李宗諤的書跡，現存只有【送士龍詩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如圖：
李宗諤是屬於「肥厚」類的，米芾貶為「肥扁樸拙」，似刻畫出了他的書風特征。
宋綬（991-1040）字公垂，平棘（今河北趙縣）人。大中祥符元年賜同進士出身。歷知制誥、翰林學士兼侍讀。同修【真宗實錄】、國史，知應天府。明道二年拜參知政事。罷知河南府，召還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謚宣獻。
宋綬的書法，在北宋頗得佳譽，除了蘇軾「清而復寒」並表示不理解之外，其他人地他幾乎有口皆碑。
【宣和書譜】稱：「國初稱能書者，惟李建中與綬二人，而建中之字，或為時輩所譏評，謂有五代以來衰亂之氣，至綬則無間言，蓋其書富於法度，雖清臒而不弱，亦古人所難到者。」
黃庭堅對宋綬的書法頗為傾心，認為：「宋宣獻富有古人法度，清秀而不弱，此亦古人所難。」「近世士大夫書，富有古人法度惟宋宣獻公耳。」「常山（因平棘在漢代為常山郡所轄）公書，如霍去病用兵，所謂‘顧方略如何耳，不至學孫吳。’至其得意處，乃如戴花美女，臨境笑春，後人亦未易超越耳。」
宋綬的書學淵源，來源於蕭誠，蕭誠學褚遂良、薛稷。蕭誠的書法今已不存，但宋綬的「清臒」或「清秀」則顯然得之於蕭誠。
因為宋綬書跡已不存於世，我們只能從這些評論中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宋綬的書法，屬秀美一路。而且，結合流行趨勢，他的字，屬於「勁瘦」一類。是對李建中、李宗諤書風的反動。
或者，他的書法實際如何，只能從他的學生蔡襄的身上獲得一些直觀感受了。好在蔡襄的書法，我們會有專篇討論，這裏不再多說。
還有，因為宋綬的書法在他炙手可熱的時候，滿朝的公卿都在學他，今天尚能見到比宋氏年輩略晚、與蔡襄年齡相近的名公墨跡，如孫抃的【名藩帖】、
(呂公弼【子安帖】)
王素的【陜右帖】等等，
都具有比較接近的竦瘦體貎，他們顯然受過宋綬的深刻影響。這就是米芾所謂「朝體」的標本。
事實上，對李建中、李宗諤的反動，並非從宋綬開始。如果說林逋作為隱君子只算一個特例的話，那麽熱衷於仕進的士人其實早有走向肥厚反面的趨勢。範仲淹約作於乾興元年的【道服贊】即已清勁之極。
周越可以看作李宗諤向宋綬過渡的橋梁。
周越，字子發，一字清臣，淄州鄒平（今山東鄒平東北）人。為三門發運判官。景祐三年以國子博士為膳部員外郎知國子監書學，歷知州，終主客郎中。有【古今法書苑】二十九卷。
周越生卒不詳，依資料推算，周越年歲可能比宋綬要長十歲以上。
真、草二體是周氏擅長的。【宣和書譜】稱：「天聖、慶歷間以書顯，學者翕然宗之。落筆剛勁足法度，字字不妄作，然而真行尤入妙，草字入能也。」
周越的草書，今日能見到的只有【懷素律公帖跋】刻本。如圖：
朱長文評此為「俊士半酣，容儀縱肆」，雖有失態，但無失真於俊，這還是毀譽參半；米芾的「周越如輕薄少年舞劍，氣勢空健而舉刃交加」就不免全是貶意了。
評論最為激切的是黃庭堅，他說：
予學草書三十余年，初以周越為師，故二十年抖擻俗氣不脫。
錢穆父、蘇子瞻皆病予草書多俗筆。蓋予少時學周膳部書，初不自悟，以故久不作草。數年來猶覺湔祓塵埃氣未盡，故不欲為人書。
他甚認為他書中的俗氣，都來源於周越，於是追悔痛惜。
米芾十歲時學過周越，但他晚年批評起周越來，卻毫不留情。凡是被他鄙夷的草書，最佳的歸宿就是市井的去處，周越與唐五代的高閑、辯光的待遇無不如此：
今人畫亦不足深論，趙昌、王友、鐔黌輩得之可遮壁，無不為少。程坦、崔白、侯封、馬賁、張自方之流皆能汙壁，茶坊酒店可與周越、仲翼草書同掛，不入吾曹議論。
周越的小楷，今存【洛神賦十三行跋】刻本和【王著千字文跋】真跡。前者整飭而扁，又作於大中祥符八年，晚於李宗諤逝世後兩年，尚帶有李氏遺風。後跋是同越存世的惟一真跡。如圖：
顯然，周氏晚年的小楷，字形已易扁為方，而印象最深刻的，即是豎畫起筆的偏頭和長捺中間的波折。前者乃出於【神龍蘭亭】，而後者據李敖先生揭示即是黃庭堅「戰筆」之所本。
關於周越的書史地位，曹寶麟先生的論斷可謂中肯：
在上承晉派而下開唐風的交匯點上，褚遂良是一位代表人物。我覺得周越的歷史作用有些與褚遂良相似。如果說，褚氏書風承繼了東晉至初唐的瘦勁，而結構改變了初唐的緊長為寬方，以至使顏真卿得到創新余地的話，那麽周越是同樣處在自宋初崇王過渡到中期尚顏的交匯點上。他對書法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例如【古今法書苑】是對書法傳統的清理和總結，又如他把即將湮滅的唐人段季展的書跡介紹出來，使米芾得到「八面出鋒」「轉折肥美」的借資等等，都說明周越已具有褚遂良般的潛力，只可惜因其官位和資質阻礙了他發揮褚氏般的作用。
「宋四家」中，蔡襄、黃庭堅、米芾三人都受惠過周越的遺澤，而周越卻又在「尚意」運動中成為蘇、黃、米三人的靶子，那麽這到底是周越的幸運還是不幸呢？
宋初的書壇，可以這樣簡單總結，即在「肥」與「瘦」的往復中，追學「朝體」。因此呈現出來的是隨波逐流的紛亂局面，直到歐陽修的【集古錄】問世和蔡襄的出現，宋代書法才「復興」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