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作為中國古代一種重要文獻形式，因其突出的文物與文獻價值而深受中外收藏機構的珍視。自近代以來，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大量石刻及其他文物一同流出國境，散落於世界各地。正如羅振玉在【海外貞瑉錄】中所言：「嘗聞我關津稅吏言：古物之由中州運往商埠者，歲價恒數百萬，而金石刻為大端。」其中，東京國立博物館的東洋館就藏有很多中國古代佛教石刻造像，有著極大的藝術與史料價值。
豐富的造像形式
東洋館一號展廳共陳列著32件中國古代造像，其中佛教石刻造像27件，建造時間集中於北朝至隋唐時期。從造像的內容來看，或為單軀的菩薩、如來立像，或是一佛二菩薩的組合。從造像的形式來看，主要有三種類別。
第一，帶舟形背光的造像。如TC-375菩薩立像，屬石灰巖質地，建造於北齊天保三年（552）。長方形底座，四面鐫刻銘文。造像通高2.57米，舉身舟形背光，圓形頭光與橢圓形身光及四周刻有蓮瓣、蔓草及火焰紋飾，背光後面及側面線刻有千佛坐像。菩薩修長，肩寬腰細，亭亭立於圓形蓮台上。頭戴寶冠，面相方圓，細眉秀目，小口薄唇。右手施無畏印，左手結與願印。帔帛掩住雙肩，於腹前打結後垂至膝下，下身著裙，衣服輕薄貼身，衣紋線條簡潔。此造像擺脫了北魏時期的僵硬與古拙，更加體現了菩薩的柔美與慈悲形象，展示出精湛嫻熟的雕刻技法，實屬難得一見的北齊造像珍品。
第二，不帶舟形背光的造像。如TC-376觀音菩薩立像，隋開皇五年（585）建造，屬大理石質地，方形底座。造像通高3.02米，菩薩立於蓮台之上，頭披道巾，垂於肩後，面相豐滿圓潤，神態安詳。上身披肩袒胸，下身長裙，輕薄貼身，微有褶皺。頸佩瓔珞，懸至衣裙之上，復於腹部繞搭兩邊垂至腰下，背面亦然。遺憾的是，此菩薩造像雙臂殘缺，不過仍難以掩蓋其雕刻之精美。
第三，龕式造像。龕式造像數量最多，共15件，全部建造於唐代，其中，TC-719與TC-775為單軀龕式造像，而其他為多軀龕式造像。如TC-775十一面觀音龕，建造於武則天長安三年（703），屬石灰巖質，通高1.09米，寬0.34米，縱深0.13米。龕內立一菩薩，頭頂有十面，自下而上三層，各為五、四、一面。騰騰向上燃燒的火焰紋形成尖頂舟形頭光，頭光兩側各有一舞動的飛天。菩薩發髻高束，額上整齊盤起，絲絲可見。面相飽滿豐腴，雙耳垂肩，細眉長目，神情安詳。袒露上身，斜披聖帶，披帛繞肩纏臂自然飄下。佩瓔珞項圈、手鐲等飾品，赤足立於束腰蓮花寶座之上，右手上舉持蓮花，左手自然下垂持凈瓶，法相莊嚴，精致細膩，頗具唐代遺風。
又如TC-720彌勒三尊佛龕，建造於武則天長安三年，整體呈長方形，高1.07米，寬0.73米，縱深0.16米。上方為飾有寶珠、蓮花及飛天的菩提樹蓋，蓋下彌勒倚坐於台座上，面目慈祥，神情自如。右手舉於胸前施無畏印，左手掌心向下置左膝蓋上，雙足各踩一小蓮台，兩側各有一蹲獅。主尊兩側為二脅侍菩薩，裝束及身姿幾乎相同，均為束發結冠，袒上身，佩戴瓔珞項圈、臂釧、手鐲等飾品，下著貼身薄裙，赤足立於蓮座之上。
曲折的文物流向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中國古代佛教石刻造像十分精美，幾乎件件都是珍品。這些佛教造像原本存於中國西安寶慶寺、洛陽龍門石窟、大同雲岡石窟、太原天龍山石窟以及邯鄲響堂山石窟等處，清末民初時被一些不法之徒販賣劫掠，流出境外。
近人周肇祥在【琉璃廠雜記】中對龍門石窟中隨處可見的斷手殘足、支離破碎的石刻雕像慨嘆道：「河洛之郊，近禁石像出境，外人因變計購佛頭。於是，土人斫佛頭置筐籃走都下，雕刻精者亦值百數十金。龍門洛陽山壁間法像斷首者累累，且有先盜佛頭，後運佛身，以其殘缺，視為廢石，不甚禁阻。抵都，再以灰漆粘合，售巨價。殘經毀像，魔鬼時代不圖於民國新創見之，可悲也已！」
寶慶塔局部
光緒十九年（1893），日本人早崎幸吉遊歷陜西，發現寶慶寺佛殿磚壁以及塔上所嵌精美絕倫的造像（原屬光宅寺，明代因寺廢而移入寶慶寺）後，艷羨不已，立意攫取，遂勾結主管人員，最終在光緒二十八年將最為精美的25件盜購入手，其中15件至今仍陳列在東京國立博物館的東洋館內。
1936年拍攝：響堂山第一窟佛像
1936年，日本京都東方文化研究所的水野清一、長廣敏雄非法「調查」響堂山石窟、天龍山石窟與龍門石窟，次年又前往大同雲岡石窟。此類活動一直持續到1944年，共進行了八次，每次過後，總是伴隨著石刻精品被肢解、盜鑿，偷運出境。如東京國立博物館所藏TC-737菩薩頭部與TC-449如來倚像原存天龍山，如來坐像（未編號）與TC-408如來頭部原存雲岡石窟，如來頭部（未編號）原存響堂山，TC-465菩薩頭部原存龍門石窟。
重要的學術價值
東京國立博物館的中國古代佛教石刻造像不僅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還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如建造於武則天長安年間的TC-718、TC-720、TC-767、TC-768、TC-769與TC-775，都刻有造像題記，因其供養人分別是姚元景、蕭元昚、高延貴、韋均、李承嗣與德感，故又被稱為【姚元景造如來三尊佛龕】【蕭元昚造彌勒三尊佛龕】【高延貴造阿彌陀三尊佛龕】【韋均造如來三尊佛龕】【李承嗣造阿彌陀三尊佛龕】【德感造十一面觀音龕】。武周時期存世的史籍相對較少，故這對於該時期的歷史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具體來說，其文獻價值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借此考查武則天造字。一代女皇武則天雄才大略，稱帝後發起造字運動，創造了多個漢字，被廣泛地套用在該時期的碑石刻辭中。【蕭元昚造彌勒三尊佛龕】中有數個武則天所造之字，如「聞夫香風掃地」之「地」，原作「埊」；「寶花雨天」之「天」，原作「□」。【德感造十一面觀音龕】「昌平縣開國公」與「奉為國敬造十一面觀音像一區」之「國」，原作「圀」。【韋均造如來三尊佛龕】「聖人之德」，「聖」原作「□」。
第二，糾正文獻載錄訛誤。如【蕭元昚造彌勒三尊佛龕】載於王昶【金石萃編】卷六五、董誥【全唐文】卷九八七、陳尚君【全唐文補編】卷一三二與【全唐文又再補】卷九。筆者以原石為據進行勘對，發現其存訛誤：原石「粵以大周長安三年九月上五日」，而【全唐文】【金石萃編】【全唐文補編】【全唐文又再補】均誤「上」為「十」；原石「彌勒下生」，而【金石萃編】誤「彌」為「珎」（珍）；原石「六萬仙人之供養」及「奉為七代先人」之「人」，【全唐文又再補】誤為「生」；原石「前揚州大都督府、揚子縣令蘭陵蕭元昚」，【全唐文又再補】誤作「蕭元春」；原石「留犢三江，還鳧八水」，【全唐文又再補】誤「八」為「入」；原石「雕鐫就畢」，【全唐文又再補】誤「雕」為「調」；原石「無邊功德，即開方石之容」，而【全唐文補編】誤「邊」為「遏」，【金石萃編】與【全唐文又再補】誤「即」為「既」；原石「希證恒沙之果」，而【全唐文又再補】誤「恒」為「垣」。
【全唐文又再補】卷九【蕭元春造彌勒像記】後註雲：「日本細川護立藏寶慶寺石雕。轉錄自中國歷代紀年佛像圖典。」實際上，此石現存東京國立博物館，【全唐文又再補】之所以存有數處訛誤，可能是作者據【中國歷代紀年佛像圖典】識讀刻辭時因圖片不清而致。由此可見，文獻典籍中的石刻銘文或存有訛誤，我們在利用這些資料時，首先考慮實物或拓片資料，避免人為抄錄訛誤。
第三，了解武周時期的佛教盛況。武則天稱帝後極力扶植佛教，興修佛寺，鐫刻造像，【德感造十一面觀音龕】便是在如此背景下建造的。德感，太原人，奉召入長安，充任翻經僧，深得武則天的信賴。作為武周時期掌管全國佛教事務的最高僧官，德感於長安三年為女皇建造長安光宅寺七寶台。造像記中，德感題銜「檢校造七寶台、清禪寺主、昌平縣開國公、翻經僧」，正印證了史籍記載的真實性。德感懷著「伏願皇基永固，聖壽遐長」的願望，不遺余力地建造七寶台，召集了大批當世技藝絕倫的畫工塑匠參與其中，故所建造像個個精美絕倫。
武周時期是唐代佛教的黃金時期，在武則天崇佛的帶動下，社會上造刻佛像、開窟鑿龕蔚然成風。究其所發願心，或為國為民祈安，如【德感造十一面觀音龕】「伏願皇基永固，聖壽遐長」與【姚元景造如來三尊佛龕】「上下平安」；或為先人尊親、眾生萬物祈福，如【蕭元昚造彌勒三尊佛龕】「為七代先人，爰及四生庶類」，這都體現了佛教對當時社會影響之深。七寶台造像作為盛唐時期皇家雕刻作品的典型代表，是研究當時佛教造像藝術及佛教發展狀況珍貴的歷史資料。
轉自：帝陵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