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讲，李光地之所以向康熙智荐施琅成功，一多半的功劳还应归功于姚启圣。
首先，早在姚启圣上任伊始，就建议加强福建水师，启用施琅。
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朝廷与郑氏集团谈判失败后，姚启圣又再次感到，加强福建水师建设已刻不容缓，并且不避嫌疑地再次推荐施琅，且说：「臣（姚启圣自己）任藩司（布政使）时，闻知原水师施（琅）威名，郑锦（即郑经）畏之如虎」，且福建各界人士，「万口同声，皆知其堪任水师提督也」。
甚至，为解除朝廷的疑虑，他又直接指出，施琅有一子落入郑军之后，但还有六子及全家数百口在京城，岂有为一子而舍弃全家的道理。
随后，即便是听说朝廷已任方正色为福建水师提督，他仍坚持认为施琅是水师提督的最佳人选，于七月再次上疏提议，任施琅为靖海将军，总统福建水师事务。并毫不客气建议将方正色调往广东。
后来，更是在姚启圣的一再强烈建议下，康熙也才最终下了启用施琅的决心。
那么，话说到此，问题来了。既坚决以武力攻台的施琅上任后，为何姚启圣又很快成为武统台湾的反对者呢？
先说康熙
康熙作为满清皇帝，在攻台作战中虽然不得不用清一色的汉将，尤其是南方汉将，但对这些汉将，尤其是像施琅这种先抗清，后降清的汉将，他其实是一直怀有戒心的。他安排施、姚「同征」，就是要使二人互相监督，互相制衡。
但康熙也明白，攻台之事能否成功，主要还是要看施琅的作用发挥如何。但若以施琅为主将，姚启圣为副手，但姚是总督，二人的上下级关系便很难理顺。若反过来，施琅的作用必然要大打折扣。所以不如大而化之，故意不明确二人的主、次关系。
但是，也正是康熙的这一「精心」安排，才恰恰造成了施、姚二人间难以调和的矛盾。
也正是在这种复杂关系中，至康熙二十一年七月，致使施琅三次上疏，并向朝廷要求给予「专征」权，甚至立下「事若不成，治臣之罪」的军令状。
但是，康熙却一直不表态，到最后，才不得已交给议政王大臣讨论。议政王大臣讨论的结果，却是同意给施琅「专征」权。
康熙授予施琅「专征」大权后，身为总督，姚启圣自是失去了统兵征台的机会，内心很是失望。
或者进一步讲，自己为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出了这么大力气，甚至不惜以全家百口的性命作担保，岂料施琅上任伊始，便过河拆桥，排挤自己，实在是令他万分伤心，以致「不禁心中如焚如溺而不能自己」。
不过，话又说回来，姚启圣极力保荐施琅，其实也并非完全出于公心。而是想「特以其为（郑）成功故将，欲借为先驱」。攻台之际，「欲其相辅成功」。
说白了，其目的就是想借助施琅的才能和特殊身份，帮助自己成就统兵平定台湾郑氏的不世伟业。一来可报效朝廷的沐浴之恩，二来也可使自己建功扬名。所以，他也屡次上疏，坚决反对施琅「专征」，要求与施琅「同征」。
只是令他万没想到的是，一心想武统台湾的施琅，因为有过三次统台失败的教训，此时最担心的就是互相牵制，彼此掣肘，使自己的既定方略无法实施，妨碍攻台行动的顺利进行，因此极力向朝廷争取「专征」权。
而姚启圣呢，一见「同征」无望，态度也因此发生根本性转变，从主战变成主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