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最开始是登在【方圆杂志】上的，原来的题目是【中国体坛高层触目惊心的腐败】。
最高检主管的内刊【方圆杂志】，曾经披露过中国体坛高管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真相。
文章提到，在中国体育界有各种各样的腐败乱象。有些体育官员呢，他们一方面能带着队员在国内外赛事里取得很棒的成绩，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有权威，说话有分量。由于没人监督，他们对运动员有很大的决定权，就像掌握着运动员的「生杀」大权一样，甚至还会操纵比赛，把腐败行为藏在金牌的光环后面。在一些优势项目里，长期有这样的情况：让你上场就能拿金牌，不让你上就没机会出名；在那些水平一般的项目中，因为选拔机制存在垄断、不透明的问题，也有「不花钱就难入选」的这种潜规则。
这篇文章提到，每一届国家足球队队员的大名单都饱受是非争议，中纪委网站都发过文章批评中国足球管理乱得很。这几年，一些项目有好成绩，就把一些问题给掩盖住了。少数体育官员借着自己的影响力和权力，成了重要比赛结果的操纵者。而且在赛事管理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利益链」，赛事审批权变成了捞部门灰色利益的手段。姚明在「全国两会」的时候提过一个提案，建议「取消赛事审批」，因为赛事审批费怎么收、怎么用，外界根本没法监控，这是个灰色地带，很容易产生腐败现象。
中国体坛高层的腐败令人触目惊心。
从早期中国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再到「金哨」陆俊入狱，还有现在国家花样游泳领队俞丽、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被提起公诉，中国体坛在过去30年里成绩确实很辉煌，可各种腐败乱象和有关体育「能人」的争议从来没断过。
在中国体育界，好多金牌项目背后都有像俞丽这样的人。
一方面，他们带着队员在国内外的赛事里取得了很牛的成绩，给竞技体育的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而从另一方面来讲，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有很高的权威，说话也很有分量。由于缺少监督，他们能决定运动员的「命运」，甚至还操控比赛，把各种腐败的事都藏在金牌的光环背后。
中央巡视组进驻国家体育总局之后，俞丽是第一个被带走调查的官员。随后，在2015年5月的时候，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马术协会副主席沈利红被带走调查了。
2015年8月4日，国家体育总局排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潘志琛，因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组织调查了。到了2016年4月，检察机关针对潘志琛的受贿罪进行立案侦查。
2015年9月的时候，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存在严重违纪的问题，中纪委对这个事儿进行了立案审查。到了2016年9月1日，肖天受贿这案子在河南省南阳市中级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
检察机关指控，肖天收受相关人员财物，折合人民币总共796万多元。
肖天1957年出生，是安徽蚌埠人。他以前是安徽省击剑队的运动员，1977年考进北京体院（也就是现在的北京体育大学），1981年被分配到当时的国家体委工作。他当过老山自行车击剑中心击剑处处长、老山自行车击剑中心主任（正厅级）等职务。2005年8月开始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党组成员。
2016年12月26日，国家体育总局原副局长肖天受贿案在河南省南阳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肖天被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还得交罚金50万元人民币。肖天受贿得来的财物要被追缴，然后上缴国库。
法院审理后查明：1997年到2014年期间，被告人肖天在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竞技体育司司长、局长助理、副局长这些职务的时候，他利用职务带来的便利，或者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地位产生的便利条件，借助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在职务上的行为，给相关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包、赛事承办、工作安排、职务晋升等事情上提供了帮忙。他自己直接或者通过别人索要、非法收受相关人员给的财物，总共折合人民币796万多元。
有分析指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换人之后，中国体坛说不定就要开启反腐大幕了。
其实呢，早在2009年的时候，中国足球有赌球、假球之类的好多黑幕。最高检就指定辽宁省检察院搞个专案组，在中国足坛开展了一场为期3年的「反赌打黑」专项行动。当时好几百人被带到辽宁去协助调查，最后有57个人被法律制裁了。这次整顿的效果很不错，在一段时间里把职业足球里的「假」「赌」「黑」现象给遏制住了。
在咱们国家的体育界，现在存在着腐败现象。这腐败一方面是社会上不良风气延伸到体育这个领域的一种体现，另一方面呢，也是我国体育在职业化发展进程里自身就有的那些「潜规则」所导致的。
清华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体育法学研究会理事田思源表示，体育领域的行风行纪问题存在好长时间了，形式也有不少。像这些年出现的「假球」「黑哨」「赌球」「使用兴奋剂」「运动员选拔有黑幕」「选手年龄造假」「操纵比赛」「明星运动员商业代言有纠纷」之类的事儿慢慢被大众知晓。体育界的违纪违法情况，不但让很多官员被腐蚀了，从国家的角度看，也极大地阻碍了中国体育改革和体育事业的发展。
让你参赛，你就能拿金牌；不让你参赛，你就没名气。
2014年7月28日的时候，中央第十一巡视组进入国家体育总局开始巡视工作。这一轮巡视完了之后，从俞丽开始，总局有不少官员一个接一个地被查，好多地方的一些裁判员、教练员也被带走去协助调查了，很多体育方面的「潜规则」就一个个地暴露出来了。
我发现，巡视组给体育总局反馈了不少巡视意见，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运动员、裁判员选拔选派不规范、不公开、不透明的问题。田思源分析说，中国竞技体育发展了这么多年，在一些王牌优势项目里，有这样一种情况：「让你参加就能拿金牌，不让你参加就没名气」，这是一种诱惑；在水平一般的项目上，由于选拔机制存在垄断和不透明的情况，也有「不花钱就很难入选」这样的潜规则。
俞丽利用职权影响队员进国家队这种事不是个例。【体坛周报】报道过，当时和俞丽一块被中纪委带走的还有国家举重队的一位王牌教练，这个教练跟2012年伦敦奥运会中国举重队的一桩丑闻有关。
中国举重队向来是奥运会上拿金牌的「大户」。不过在伦敦奥运会女子53公斤级的举重比赛里，湖北有个没什么名气的选手叫周俊，她三次抓举都失败了，这让中国举重队创下了在奥运会历史上最差的成绩。在周俊之前的13名举重选手，总共拿到了12金1银呢。
当时，国内成绩比周俊好的选手有不少，那周俊怎么就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了呢？周俊抓举失败后，很多媒体就把核心问题指向了中国体育深层次的那些问题，像选拔机制、省市平衡、利益照顾等等。
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中国派出了4名女举运动员，结果这4个人都拿了金牌。女举的实力特别强，所以只要能进女子举重国家队，还能代表国家参加比赛的话，那就差不多能拿到金牌了，这样一来国内的选拔竞争就特别激烈。
在这种地方争利益、有纠葛的情况下，湖北体育局觉得周俊训练比其他运动员强，就坚持「保送」周俊去参赛。国家举重队高层呢，为了照顾湖北这个「奥运名额」，结果就出意外了。
周俊「交白卷」，这被看作是不透明选拔机制产生的「恶果」。
有业内人士透露，在竞技体育里，实力虽然是最关键的，不过在很多具有绝对优势的项目上，不管派谁去都能拿到奖牌时，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拔就变成了一个关系到很多利益的问题，这样就更容易出现一些私底下的权钱交易了。
哪怕像中国足球这种「丢人」的项目，也腐败到了极点，每一届国家队队员的大名单都满是是非争议，就连中纪委网站都发过文章批评中国足球的管理乱相。
乒乓球选手唐娜13岁就进了国家青年队，1996年还拿了全国青少年锦标赛的冠军。她在国家队的时候没机会参加世界锦标赛和奥运会，后来就改了国籍，跑到韩国打球去了。再后来在韩国乒乓球锦标赛上，她一场没输，10战全胜，女单排第一。
在中国我根本不会有机会。中国乒乓球协会不是搞选拔赛，而是事先就指定那些有潜力的选手集中培养。唐娜代表韩国队参加国际比赛之后，就「炮轰」中国国家队选拔制度不公平，还说「现在韩国是我的祖国……希望能在奥运会上拿第一名」，这让国内外舆论都炸开了锅。
体育总局里，各个项目中心的选拔机制和规定都有差别。有些项目是主教练定国家队名单，有些项目则是中心主管领导作主，选拔过程不公开，结果也不公示，乱得很。田思源对比说，国外竞技体育就全看运动员自身实力了，像搞职业联赛或者由第三方组织公开选拔比赛那样，不管平时成绩如何，要是在选拔比赛里进不了决赛或者拿不到好名次，那就参加不了奥运会。
中央巡视组以前也点名提到过「运动员、裁判员选拔选派不公开透明，寻租现象比较严重」的情况。专项巡视完之后，体育总局制定了【国家队运动员、教练员选拔与监督工作管理规定】。体育总局要求各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依据这个规定去制定各项目的实施细则。要按照项目自身的特点，把各项目国家队运动员、教练员以及全国体育竞赛裁判员选拔选派和监督工作的操作办法、程序还有违规处罚措施进一步细化，经过体育总局审核之后就公布施行。
「重要的是，选拔过程得公开透明，结果得公示，还得接受社会监督。」田思源说道。
比赛被操纵、金牌「内定」。
在体坛，圈内人士觉得操纵比赛是腐败现象中的第二大「恶疾」。
近些年来，在一些项目取得好成绩的光环掩盖下，有少数体育官员借助自身的影响力和权力，变成了重要比赛结果的操纵者。
在第十二届全运会的时候，为了让东道主辽宁队能完成「金牌任务」，国家花样游泳队以前的负责人俞丽，先后收了辽宁游泳中心主任给的20万贿赂，就因为这个，花样游泳项目出现了很严重的打分争议。
在这场风波里，有不少证据都指向俞丽，大家觉得她有「操控比赛」的重大嫌疑。
后来，在跳水界特别有名的国际级裁判林某跟媒体说：「跳水裁判就跟傀儡似的。上头要是想让谁拿金牌，就会暗示裁判多给这人打分，把其他对手的分压低。只要上面有暗示了，想整人那太容易了。比赛的时候有不少替补裁判呢，你要是不听话，就不用你了，好多人都在那儿等着呢。」
【方圆】记者从一位体育界知情人士那儿得知，像跳水、花样游泳、体操这类主观打分的项目，没有统一计量的客观标准，裁判的主观判断占比很大。而且部分项目的内部人员影响力非常大，这就使得「暗箱操作」有了更多可能。
一提到体坛的腐败现象，中国足球常常被视作反面例子。要是说起操纵比赛的腐败情况，中超足球联赛肯定是最严重的。「贿赂高层官员，收买裁判，有时连对手也收买，去踢假球、黑球，这都是一些足球俱乐部常用的手段。」
谢亚龙、南勇、杨一民这三位中国足协前主(副)主席，都因为操纵足球比赛、收受他人贿赂而被抓进监狱了。还有那个有名的「金哨」裁判陆俊，被刑拘之后他交代，从2011年全运会足球比赛的时候就开始跟足协的官员勾结起来吹假球了。
还有些省份，为了多拿金牌，私下里搞利益交易。知情人士举了个例子，在某年冬运会男子速滑比赛时，两队的四名选手按顺序一圈圈地滑，根本看不到短道速滑那种冲刺、追赶的刺激画面，现场观众都喊「太假了」。
冬运会男子速滑赛场上出现的这一「奇景」，被业内人士理解为「金牌内定」。为啥呢？因为这场比赛内幕复杂，依照比赛规则，领先选手夺冠对两队都有好处。
好多比赛都有很明显被人操纵的迹象，这既不符合体育道德，还在挑衅观众的智商呢，可大众对这种情况也没啥办法。所以得组建专门的体育行风监督队伍，这支队伍得脱离体育主管部门的管控，完全采用社会监督的方式，这样比赛才能干净纯粹。」田思源提议道。
赛事的审批和经营都很混乱。
在中国体育的发展进程中，当下还存在着一个特别大的体制方面的阻碍，这一阻碍就是赛事审批。不管是大型的运动会、锦标赛的举办，还是民间那种小型的商业赛事，都得经过体育主管部门审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在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表示，只要有赛事，体育主管部门就会收取不少的审批管理费，可又不给予实质性的服务，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变了样的「权力寻租」。
乔新生说，企业办个三人篮球赛都得让篮协审批，这太荒唐了，国外可没这种事。国际上像奥运会、NBA这些赛事都是非政府机构办的，体育赛事就靠市场化运作，哪有官方审批这一说。他还对比说，这么多年了，体育总局和各地体育主管部门在赛事管理这块儿已经有了很大的「利益链」，赛事审批权都成了部门谋取灰色利益的工具了。
篮球明星、全国政协委员姚明，曾在「全国两会」上针对赛事审批提出提案，建议「取消赛事审批」。
姚明觉得，赛事审批费咋收、咋用，成了外界没法监督的灰色地带。各个运动项目的管理中心常常收取管理费，收费标准也各有不同，这里面可能就会产生腐败现象。体育管理部门用行政手段干扰了资源配置，这些资源原本是可以让市场来调配的，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垄断，抑制了一些市场主体办赛的积极性和良性竞争，严重打击了社会力量办体育的热情，实际上就是人为设置了办赛的「门槛」。
姚明觉得，到了现在这个发展时期，体育赛事审批已经没有必然存在的理由了。姚明的这个提议被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所采纳，不过业内人士表示，各级体育部门实行赛事审批制度好多年了，要从内部进行改革，把这块「利益蛋糕」拿掉，肯定会非常困难。
中央巡视组指出「赛事审批不规范、不透明，部门利益凸显」这些问题后，体育总局才不得不整改表态：「把商业性和群众性体育赛事审批取消，除了全国运动会、全国冬季运动会、全国青年运动会等全国综合性运动会，还有涉及国家安全、政治、军事、外交等少数特殊类型的体育赛事之外，剩下的赛事都不用审批了。」
除了赛事审批，业内人士还提到，有些商业赛事经营得也特别乱。就像在中国足球的一连串腐败丑闻里，足协官员在和赞助商洽谈的时候搞利益输送这种事一直传得很厉害，体育赛事经营都成了部分官员捞钱的手段了。
乔新生建议，要想防止赛事审批和经营时出现腐败，就得从改革体制这块儿开始，体育部门得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权力要是下放到市场了，体育官员就没寻租的空间了。
根本因素：「四不像」的体制，还有权力集中。
【方圆】记者采访了多名业内人士和专家，他们都表示，不管是赛事审批、经营里的「猫腻」，还是运动员、教练员选拔时的乱象，又或者比赛里各种弄虚作假的情况，说到底，根本原因就是现行体育管理体制让权力太集中了。
在现行体制里，体育总局下属的各个项目中心，既是行政机构，又是事业单位，还身兼社团角色，部分中心甚至还运营企业，这简直就是个「四不像」的体制。乔新生打比方说，这种把行政、事业、社团、企业集于一身的管理体制有很大的行政权力，从行业法规条文的制定，到运动员、教练的选拔，从体育赛事的审批，到体育活动的举办，从赛事纠纷的判定，再到体育奖金的发放，竞技体育发展得很快，这给各个项目中心带来了不少潜在的可观收益。
乔新生觉得，处在「四不像」体制里的各个项目中心，有着行政机构和社团等多种身份。它们不断加强自己在行政权力、经济利益这两方面的控制，而这恰恰是体坛滋生腐败的温床。
记者发现，在国家这一层面，体育总局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是两块牌子，人员却是同一套。记者登录体育总局的网站后看到，总局下面设有很多协会。其中，奥运项目的协会有篮球、田径、乒乓球、摔跤、网球、体操、击剑、射击、排球等数十家；非奥运项目的协会有飞镖、壁球、电子竞技、航空运动、钓鱼、武术、龙狮、摩托、台球、龙舟、门球、信鸽、桥牌等数十家。
乔新生介绍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里，那些受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管的单项体育协会，都是社会团体，不是政府机构。有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章程明确规定，各国单项协会在运作时不许有行政干预。中国的体育管理体制有自己的特殊之处，从计划经济时候开始，为了发展国家体育事业，各项目协会直接归体育行政机构管，在一起办公，集中行使权力，到现在就形成了「政企一家、管办不分」的情况。
中国足球搞职业化发展都二十年了，市场运作走的是商业化路子，可管理却是行政体制那一套。这种行政管理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双轨制」，让足球联赛里难免出现「官商勾结」「假球黑哨」这类丑闻。有评论指出，这么大一个国家，足球水平老是提不上去，就是这种体育体制有「先天性缺陷」。
「管办不分」还有一个体制上的毛病，就是体育官员兼职的情况很严重。就像出了事的体育界大人物肖天，他除了是体育总局副局长之外，还兼任着中国奥委会副主席、国际击剑联合会终身荣誉委员、中国击剑协会主席、中国滑冰协会主席、中国马术协会主席、中国体育战略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体育法学研究会会长、国际篮联副主席等好多职务呢。
这就给官商勾结、钱权交易留出了空子。要是体育经纪人或者赛事主办者在体育商业活动里赚钱，那没什么不对的；可要是一个兼职的体育行政官员干这些事，那他拿酬劳的行为肯定是违反纪律和法律的。乔新生分析说，只有改革体制、转变职能、简政放权，才能够彻底解决问题。
中央巡视组组长张化为针对体育腐败也提过建议：在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上要有新突破，好好解决行政、事业、社团、企业界限不清的问题，做到政事、政社、政企分开，管办分开，把干部在协会、企业大量兼职这类问题规范好。
改变「金牌至上」这种错误的政绩观。
田思源觉得，要想杜绝体坛腐败，除了体制方面的因素外，从体育总局到地方体育局，都得扭转「金牌至上」这种错误的政绩观。
我国现在竞技体育的运行模式还有考核体系都是奔着金牌去的。金牌数量的多少，和地方体育官员的升迁、运动员的前途、教练员的奖金这些利益方面直接相关，这种把金牌看得最重的政绩观已经把顽强拼搏、追求卓越的体育精神严重扭曲了。」田思源告诉【方圆】记者。
中央巡视组指出过，金牌能带来政治荣誉和经济利益，就因为这个，有少数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完全错了。他们只看运动成绩和金牌数量，却不重视对运动员、教练员的教育、引导，管理也不严格，还可能给了错误的政策方向。这样一来，少数运动员、教练员在赛场上为了出成绩就啥手段都用，公然不遵守体育精神和体育道德，甚至冒险去违反国家法律法规。
拿全运会来说，田思源发现，全运会一直都是各个体育局竞争的主要地方。一块奖牌背后关联着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体育局价值好几个亿的「利益大蛋糕」。每到全运会快要开始的时候，有些省份，特别是举办全运会的东道主，就会开始给下面布置「金牌指标」，从省体育局到各个项目中心，再到教练和运动员，一级一级往下传。因为金牌带来的政治荣誉和经济利益，有些地方的体育部门常常会使用各种不正当手段，所以赛场上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黑幕怪事」和不良风气。
浙江省前体育局局长陈培德，他被大家誉为体坛的「反黑斗士」。他以前很犀利地讲过：「体育界存在一种腐败，这种腐败只有体育界才有，其他领域都没有，说的就是竞赛方面的腐败。竞赛中的腐败不是某一个人的事，常常是集体、组织，甚至是政府层面的行为。」
田思源表示，体育精神追求的是更高、更快、更强，不过这得在公平、公正、阳光的条件下才行。在赛场上，金牌从某种意义上讲能体现一个国家的体育水平，可公平正义更能代表国家的体育形象。要是为了金牌就出现体坛腐败现象，这不但和体育最初的精神价值相悖，还抹黑了中国的体育形象。
民众讨厌的不是金牌榜，而是为了拿金牌出现的各种腐败行为。重要的是改变以金牌为方向的体育考核和发展模式，只有构建起科学、全面的体育发展评价体系，「金牌至上」的观念才会消失。田思源表示。
让体育的改革发展步入法制轨道。
法治建设对防止和遏制体坛腐败特别重要。田思源觉得，我国现在的体育法治状况有「四化」的不足，就是立法迟延、执法带着利益目的、监督只是走形式、司法被边缘化，「构建一个能有效防范和治理体坛腐败的体系是当务之急」。
【体育法】是行业根本法，里面大多是原则性的规定。像操纵比赛、仲裁纠纷、运动员和裁判选拔这些事，都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规定。现有的体育法律体系，还不能有效止住体育腐败现象的蔓延，离依法治体还差得远呢。田思源提议，立法机关得赶紧修改【体育法】，制定【职业体育条例】【体育竞赛反不正当竞争条例】之类的法律规范，这样就能明确职业体育里违纪、违法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把职业体育管理体制也完善一下。
乔新生说，现在体坛的腐败大多出在竞技方面，所以得从利益导向、利益分配、利益惩罚这些方面构建起竞技体育反腐的约束机制。一方面呢，要重点解决运动员选拔、裁判打分、赛事审批等环节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要在体育事业「去行政化」上多花些心思，从全民体育、群众体育等多个角度制定体育发展的科学评价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