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何以值得「永远纪念」？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之际，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新中国的诞生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让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1949年的最后一天，著名民主人士、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在【人民日报】发表了2900多字的【永远纪念着的一九四九年】一文，对上述问题给予了颇为深刻的回答。新中国成立是「中华有史以来天大的大事」，中央和各级人民政府都把「‘人民’两个字大书特书起来」。1949年「是每一个人抬头的第一年，是群众抬头的第一年」。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以黄炎培所见所闻的事实为根据，遵循他毕生信奉的「理必求真，事必求是」的座右铭，从三个方面呈现了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气象。
少讲自己进退荣辱 多说人民翻身解放
文章开门见山地说：「自一八七八年以来，我曾度过七十二个年节，为什么单独地对着这一九四九年要永远纪念它呢？」接着，文章讲述了1949年黄炎培所经历的大事、喜事：在上海地下党和家人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经香港来到北京；参加了新政协筹备会议、二次会议和正式会议，并「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工作」。黄炎培低调谦虚，没有提自己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同时，他也说了「我的儿子竞武到底被惨杀了」的悲痛欲绝之事。在他看来，这些国事家事刻骨铭心，肯定是要永远纪念的。但身为国家领导人之一的他，认为其经历的上述事件，是「个人的行动，不值得多说」。他「不得不说」的是，他获得的「若干新的基本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成立，「这都是中华有史以来天大的大事」。文章把这两件大事置放于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来考量，给出的评价相当高。读者本以为文章会顺着这个「天大的大事」来展开宏阔的论述，没料想话锋再次一转，却认为「新认识」不在乎「这些形式上边」，而在乎要「大书特书」的「人民」内涵，即「在这个年头发见了‘人’认识了‘人’。就从这里起，人的生命宝贵起来了，人的生活被重视起来了，人的言论和行动的自由，被重视起来了」。直到这里，文章才回答了开头的提问：「为什么单独地对着这一九四九年要永远纪念它呢？」答案是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
为了证明「新认识」的真理性，文章列举了两个「证据」。第一个「证据」是黄炎培来北京后，「很少听到政府的杀人布告」「在十来个月中间，大约不过五六次」。同时，作者发现对于「普通国特分子」，即没有大的罪行的国民党特务，经过公安机关调查清楚后，在政府批评教育后有「悔悟」表现的，便不加拘捕。对此，有人「还批评政府太宽大了」。殊不知，这些做法完全符合共产党新政府「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1949年4月2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合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强调「兹特宣布约法八章，愿与我全体人民共同遵守之」。第五条规定：「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其他的国民党政府各级官员、「国大」代表、立法和监察委员、警察和区镇乡保甲人员等，「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一律不加逮捕，不加侮辱」（【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8页）。黄炎培的文章反映的就是【布告】严格执行的结果，给予犯过小错但有所「悔悟」者的改过机会，充分体现了共产党新政权对人的生命的高度尊重。第二个「证据」是黄炎培看到所有的解放军「对人最客气」。他「所见到的所闻到的，所间接又间接闻到的，几乎没有一个人，对某一个解放军不佩服的」。解放军军纪严明、和蔼可亲，堪称威武之师和文明之师。【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是总结解放军接管沈阳、北平等城市的经验教训形成的，是指导解放和接管全国城市的铁的纪律。实际上，1948年12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布告】「约法八章」就已经公布，并传达到连、排、班基层，要求认真学习、执行。【布告】张贴在北平的大街小巷，请市民予以监督。它强调要「保护各城市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业商业」，并指出：「本军纪律严明，公买公卖，不取民间一针一线，望我全体人民一律安居乐业，切勿轻信谣言，自相惊扰。」28日，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签发了【北平市军管会关于做好入城准备工作通告】。其附件规定的「入城纪律十四条」，是对「约法八章」内容的细化。实践证明：对于不管是北平、还是上海等城市，解放军的入城纪律，就是人民军队接管城市给广大市民的最好「见面礼」。他的文章还提到了警察对走错路的人力车夫「谦和诚恳」处理、北京饭店工友拒收小费，以及互称「同志」等人人平等的新鲜事。由此，文章认为「每个老百姓都在把自己身份提高」的风气，「一天天在发展」，充分彰显了共产党新政权对人的生活和人格的高度重视。
打破桎梏建立民主 尊重群众创造奇迹
黄炎培对1945年他在延安5天的访问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但他仍在【延安归来】中强调，「不要单听人家怎样说，还得看人家怎样做」。他亲身经历了1949年新政协民主讨论国是，目睹了共产党「怎样做」。黄炎培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言说，新中国是「一所新的大厦，是用钢骨水泥的许多柱子撑起来的。这些柱子是什么？第一是中国共产党」，这些柱子还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他比喻道：「这所新的大厦，有五个大门，每个门上两个大字，让我们读起来：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文章对这些载入史册的大事没有赘述，而是侧重讲述了新政协从筹备到正式开会过程中，代表们畅所欲言的体会及其结果。文章指出：「几百个人，前后开会时间那么长，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复杂、那么重要，他们不是大家唯唯诺诺地不说话的，说话的特别多。」文章更强调了民主讨论的「妙处」在于「从来不曾把多数来压倒少数」「绝对尊重每一个人意见」，在于人民政协通过了「许多空前重要的文献。最后结果，得到皆大欢喜，没有一个人还保留一些儿不痛快的心理」。这个「惊人的收获」，在他看来，充分反映了共产党新政权对民主建设的高度重视。
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驳斥美国艾奇逊的【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说：「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黄炎培说自己在1936年就开始阅读「【马克思传】三本，【列宁传】一本」，由此「初步打下了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些基础」。1945年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的「窑洞对」及对延安整风文件的学习，让黄炎培的马列主义水平有所提高。此时，通过学习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文章，他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更加深刻，认为，因为新社会推翻了旧社会的种种压迫，扫除了对底层民众的「重压」和轻视心理，人的生命和生活有了保障，人格得到了尊重，言行有了自由，所以群众的聪明智慧和创造力量都奇迹般地爆发出来。他列举的第一个「实事」是两个孩子的思想变化和聪颖智慧。轻工业部副部长龙饮冰到朋友家看见一个可爱的七八岁女孩，对她说：「你跟我去吧！做我的女儿，不好么？」女孩的回答出乎意料：「我是国家的女儿，不愿做谁家的女儿。」在今天看来，这个女孩小小年纪，似乎就没有「小家」——「私」的观念，只有「大家」——「国家」和「公」的观念，实属不易。黄炎培带六岁半的女儿黄当时回家，对她说：「你快去见妈妈，说你已经回来了。」女儿回答说：「我看见了妈妈，妈妈已经知道我回来了，用不着说的。」对此，黄炎培深为感叹：「小孩子脑海里，会有这样正确的辩证法，我简直碰了一个大钉子，今后大家把不合理的轻视人们或重压人们这种心理都去掉，我相信人类的进化快得很。」
第二个「实事」是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新的学习方法」。在中共的影响下，各党派、各机关都开始了新的学习。具体做法是「一个小组指定了一种文件，今天是学习某一段，从文字中间一点一滴地分析出若干问题，小组围坐着，由分别研究而相互质问，最后提出总结」。黄炎培以他亲历的学习，认为通过「相互质问，越问越深刻」，其结果是「深刻得了不得」，是「单独研究所万万得不到的，三个臭皮匠，真可以合成一个诸葛亮」。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优良学习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933年11月，毛泽东写的【才溪乡调查】里面讲，才溪乡的读报团活动由一位主任负责。为了不过多耽误农活，利用农民5天赶集一次的时间来读报，每次参加者50到80多人不等。大家阅读和讨论的材料有【斗争】【红色中华】和各种文件通知等。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读报运动更是开展得有声有色。1949年全面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当然要继续发挥读报学习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既是政治活动家也是教育家的黄炎培，受此学习方法的启发，在12月23日的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上倡导「教学革命」，「放弃过去惯用的旧的教学方法而采用现在盛行的新的学习方法」。中小学的教科书「大大地可以采用民主评选」方式产生，由「编书者提出草本」，让有教学经验的教师「试教」，让采用学习制的学生「批判」，最后「令大家就其中挑选」好的教科书。在他看来，这样就可以集思广益，创造奇迹。
告别任人唯亲旧习 迎来制度管理新风
黄炎培说，他过去乐于以「八行荐书」为亲朋好友介绍工作，但「从一九四九年起，不生效力，尤其是坐在现地位上，不相写八行荐书」。「八行荐书」就是我国古代比较流行的推荐书信，恳请对方关照，「旧式信纸大多用红线直分为八行，因此称书信为八行书」。到了晚清和中华民国时期，八行荐书依然存在，甚至成为官场仕途的一种社交方式。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方面建章立制，特别是「用人有制度，预算有限制」。黄炎培身处高位有能力写，过去也习惯甚至乐意写，今天因为制度和接受的教育不能写，存在矛盾和痛苦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最后，他以国家大事为重，对这些革故鼎新的新气象，很快就由痛苦转为理解甚至称赞有加。文章指出：某个人能否录用，不是「一二人」的领导说了算，而是由已经被重视和觉悟起来的人民群众把关。退一步说，「如果这人不为群众所认识，不了解，即使录用进来，也无法安于其位」。
黄炎培的四子黄大能回忆父亲时说，短短5天的延安访问，「成为吾父一生中的重大转折点」，他「从解放区铁一般的事实中认识了真理」。此重大转折的最突出表现是黄炎培成为新中国开国建政的重要领导者之一，此真理就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黄炎培在1949年写的这篇文章运用唯物史观，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观，聚焦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气象，既丰富了毛泽东庄严宣布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内涵，又生动回答了他向毛泽东提出的「窑洞之问」，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全面执政伊始，就交出了努力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份优异答卷。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认为其「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经过百年苦难而辉煌的奋斗，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两个答案：人民监督政府、党的自我革命。思昔抚今，我们要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伟业中交出人民更加满意的历史答卷。
（作者：刘耘姝 徐尚思，单位分别为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