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我偶然想到一个问题，虽然有些血腥和震撼，但我认为值得深入探讨。据中国人口史统计，公元300年左右，西晋的人口数量达到了3500万，其中内迁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不超过500万。然而，在永嘉之祸后，神州陆沉的50年里，华夏大地上的人口数量锐减到了约2700万，其中外族人口从500万减少到了400万，损失了约100万人，而汉族人口从3000万减少到了2300万，损失了约700万人。
内迁的外族之间也存在激烈的相互杀戮，然而令人疑惑的是，为什么这少数的外族能够控制北方汉人？为什么在五胡乱华时期，汉人之间的团结如此之弱？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科在【华夏边缘】一书中提到，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这里的「想象」并非虚构，而是群体形成共同认知的过程。以一个出生在魏晋时期中原小地主家庭的人为例，他从小学习汉语，书写汉字，掌握农耕技术，偶尔阅读儒家经典。当他与身边的人聚在一起，发现彼此有如此多的共同标签时，他们就会产生认同感。而且，他们相似的地方越多，这种认同感就越强烈。这些标签涵盖了习俗和文化两个维度。
习俗是具体、可执行的行为，如山岳会断发纹身，拓跋、鲜卑会编织头发。这些行为操作简单，因此执行成本很低。而文化则是比较抽象的概念，包括诸子百家的思想、诗词歌赋的规律、雕像建筑的形制等等。由于学习这些事物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因此执行成本非常高。在习俗与文化之间，存在一些内核抽象但又能被具体表现出来的事物，例如节日。自汉代以来，每逢春节人们都会放爆竹。这是一种具体的行为，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然而在这个行为背后，却有着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深层原因。
各民族为了突出自己的独特性，往往会采取一些与周边其他民族不同的行为。像山岳、拓跋等实力较弱的民族，只能采用低成本的习俗如断发、纹身、编织头发等来区分自己。而华夏大地地域辽阔，气候条件差异大，各地百姓习惯各异。例如，中原人民在农耕时需要保持规矩，否则会损害秧苗，因此难以产生舞蹈。而北方人民有较多的自由时间，面对广袤的草原，更容易产生歌舞。为了治理岭内民众，一些如善歌善舞等习俗标签被淡化。因此，汉民族的共同标签在文化方面更为突出。
自两汉、魏晋以来，中原王朝将周边外族迁入内地，使他们的生活方式由游牧逐渐转变为半农半耕。这些外族在内地交流不便，因此使用汉语作为共同语言。同时，由于没有文字，他们在发布命令时只能使用汉字。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文化的标签逐渐增多，使他们最终完全融入汉族。举个例子，曾经在东北地区称雄的乌桓，被迁徙到内地后实现了完全同化。总的来说，民族是一个基于共同标签的想象共同体。这些标签分为习俗和文化两个维度。
习俗是具体的行为，执行成本较低；文化是抽象的概念，执行成本较高。如果一个民族想要扩张领地，必须减少习俗含量较高的标签；而如果一个民族想要吸收其他民族，必须增加本民族文化含量较高的标签。但观众可能会问，如果某外族在加入华夏后既学习中原文化又不减少其习俗含量较高的标签，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那他们岂不是可以既依靠本族的力量武力压迫中原百姓，又可以利用华夏的旗号消除中原百姓的防备心吗？从五胡16国的历史进程来看，那个向西扩张并最终覆灭的匈奴，其背后的驱动力是建立伟大基业的理念。这个理念也深深影响了与匈奴生活方式相近的羌族，使他们也加入了这个事业。
同时，匈奴还以汉国的名义来迷惑中原的百姓，从而占据了华夏的半壁江山。然而，尽管匈奴政权在文化上的普及加深了游牧民族之间的割裂感，但赵国的君主石勒在总结匈奴政权覆灭的原因后，开始学习中原的文化，过中原的节日，以此增强汉文化含量较高的标签。他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稳住汉人，而且希望国内能传播更广的外来宗教，建立起统一的狐族认同。如果结合这些措施，胡族文化含量较高的标签会逐渐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汉民族就有可能被这个新构成的狐族同化。然而，石虎作为截胡号召的第三任国主，他自作聪明，带头穿着奇装异服，给狐族国人特权，大力推广外来宗教。这些行为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引发了国内汉人的强烈不满，最终导致整个羯族几乎被屠戮殆尽。说了这么多，外族统治者为了团结本族人民，会给自己放入一些本民族特有的标签。理论上这会带给汉人百姓的认同感低于中原正统王朝。但为什么汉人百姓不能团结一致，击败胡芦，恢复中华呢？我认为这是由于中原王朝的统治阶层、士族阶层与百姓之间的生活差异太大，导致数量庞大的汉人平民产生了民族认同危机。
自黄巾起义爆发以来，天下离乱近百年。直到公元280年，西晋灭吴，黎民百姓才终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然而，司马炎在统一天下后开创的太康之治局面，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奢靡生活，不惜公开买卖官爵，所得钱财全归个人。这种行为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和汉人平民的民族认同危机。私隶的校尉刘意补充说，昔日汉桓帝、灵帝卖官，所得财物归国库所有，由此可见，陛下在这方面的做法恐怕连桓帝、灵帝都不如。这种现象在朝中大臣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争相效仿。
例如，太尉和曾每天的伙食费高达万钱，他却抱怨没有地方可以放筷子。棋子和邵更是沉迷于奢侈消费，家中有很多上好的衣物，因为穿不过来，被虫蛀咬破后扔掉了。贵族们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甚至到了一种钱财太多花不完的地步。他们炫富斗富，比如石崇、王凯等人，一言不合便砸碎贵重宝物。然而，与此同时，百姓们却生活在极度困苦之中。农民每天辛勤劳作，遇到丰年勉强维持温饱，一旦收成不好，便面有饥色。如果碰上大旱等灾异，米价飞涨，他们不得不以草根树皮为食。这种情况导致广大百姓或者成为路边的饿莩，或者沦为达官贵人的家奴。
由于边户的大量减少，国家不得不将塞外诸部迁入内地，以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胡人与金人同为底层劳动者，都要受到地方官吏和贵族的压迫，因此反而产生了同病相怜的感觉。在灾荒严重时，荣禁病困。为了谋生，各族人民不得不背井离乡，跑到金域等州去寻求食物。洛阳的亭台楼阁壮丽无比，一度万顷的美食佳肴诱人至极，流光溢彩的四尺珊瑚炫目夺眼。然而这些都不是胡人和普通人的贵族所能享有的。
他们只能享受着安定富足的生活，而底层的平民百姓却不得不为填饱肚子而四处流浪。这种几乎割裂般的体验终于使一些人产生了疑惑：那些吃穿不愁的达官贵人和同样为活命而奔波的底层胡人，到底谁才算是自己人？夏桀曾把自己比作高高在上的太阳，饱受压榨的百姓便高喊道：「你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我们愿和你同归于尽。」晋朝时期，汉人百姓的心态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当祖逖率领北伐军队经过中原地区时，这些地方的百姓纷纷归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祖逖的车马同行，而是因为他对待老弱病残的态度，以及他与士兵分享药物和粮食的行为。这显示了祖逖的仁慈和关怀。
同样的，刘裕在北伐时能够得到北方百姓的热烈支持，也是因为他关心民间疾苦，对百姓宽仁，对将士厚赏。这种公平和公正的态度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孔子曾经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们最担心的不是物质贫乏，而是分配不公；不是贫穷，而是不安定。因此，汉人豪强贵族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差异，甚至超越了不同族属之间的差异，这可能是汉人百姓不能团结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