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的说，我对冯导的印象一般，但【1942】是部好电影。当电影【1942】的画面在银幕上徐徐展开，观众们被带回到那个饱经沧桑的年代——1942年的河南，那一年，河南的天空干涸了，大地龟裂，收成几近绝收，漫长的旱灾将这片中原大地推向了绝望的深渊。 在不足一年的时间里，饥荒导致的死亡人数高达三百万，几乎相当于河南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
1942年，河南省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旱灾与蝗灾肆虐。 根据【河南省志】的记载，从1940年至1944年，河南人口减少了近600万，1942年，河南的人口由3067万下降至2789万，减少了约278万人。 在这场灾难中，饿殍遍野的景象成为了一种常态。而这一数字，仅代表了官方统计的损失。
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是最早向外界揭露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西方记者。他的报道首次将这场灾难的严重性引入了国际舞台。在他的文章中，白修德详细描述了河南的灾情，包括饥民的绝望、食物的匮乏，以及当地对灾情的无视。
当时，美国记者白修德深入灾区，记录了一些令人心碎的场景。他的报告中提及了两位传教士在灾区的真实见闻。
在郑州，传教士阿西克拉夫特描述了一幕令人心碎的场景。他写道：「在教堂前，有六个小孩被他们的父母绑在树上，以便让这些孩子在大人要饭时不会跟随着造成拖累。」这一描述深刻揭示了饥荒期间家庭的悲剧和绝望。
另一位天主教传教士保尔·于斌在洛阳见证了另一种生存的绝望。他描述道：「在洛阳，他看到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一个农民把一家人召集在一起，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然后告诉他们，刚才吃过的饭里已经下了毒药。」
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报道之一来自【大公报】。该报的记者张高峰撰写了一篇名为【豫灾实录】的报道，揭露了河南大饥荒的真实情况。这篇报道生动地描绘了河南内灾区的惨状，饥民的绝望，孩子们的饥饿，以及因无法承受饥荒带来的苦难而逃离家园的人们。这篇报道成为了当时国内少有的几篇敢于直面河南饥荒的新闻作品。
然而，张高峰的勇敢并没有得到当时政府的赞赏。相反，这篇报道引起了国民政府的不满，他们认为这篇报道夸大了灾情，可能会对抗战的士气产生不利影响。结果，张高峰被逮捕并监禁，遭受了严厉的打压。
【大公报】作为张高峰的所属媒体，因为发表了这篇报道，也遭受了政府的打压。在文章发表后，政府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作为对其「危言耸听」报道的惩罚。这种行为不仅暴露了当时政府对于灾难报道的敏感和不容忍态度，也反映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控制信息和舆论的强烈欲望。
然而，这场天灾并非灾难的唯一原因。正常情况下，政府应当减少税收，提供救济，但当时的政策却恰恰相反。尽管百姓已无余粮，国民政府却依然坚持征收军粮，使得河南的百姓陷入更深的绝望。
面对「横征暴敛」的指责，一名军官对白修德坦言：就算老百姓饿死了，这土地也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国家就会变成日本人的。
这逻辑看似那么合理却又那么荒诞，在面对灾难时的无情与冷漠。国民政府似乎更关注的是战略利益和政治稳定，而不是普通人的生命安全。
在这样的背景下，饥饿成为了河南人民面临的最大威胁。人们不得不吃树皮、野草，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这些事件的发生，彻底揭露了当时社会的无情和困境。
而当时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据称没有如实向中央政府报告灾情的严重性，而是以「收获尚好」来掩盖真相。这种隐瞒导致中央政府未能及时了解和响应灾情，错过了救援的最佳时机。
这场大饥荒不仅是一次自然灾害，更是一次由人为失策引发的社会灾难。在饥饿与绝望中，河南百姓被迫做出了艰难的选择，他们的苦难深刻地揭示了国民政府在灾害管理上的失败。
在中国历史的长卷中，战乱和饥荒不断重演，造成的痛苦和失落仿佛从未停止。饿殍遍野，家破人亡，这些深刻的悲剧，仿佛是历史的必然伴随。每一次灾难过后，国人的记忆又似乎都随风而逝，忘却了那些沉痛的教训。我们总是在历史的轮回中，重蹈覆辙，好似未曾真正铭记那些痛苦的过往。愿祖国强大！人民富足！不再有天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