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人们热捧的电视剧【繁花】中出现了游本昌，我故意把这位老戏骨说成是曾与我同座同窗的尤本林之老哥（参见下列截图）。
【繁花】里面还有我所耳熟能详的虹口区四川路、黄河路，以及「叫差头」这个说法。"差头"在申城方言中指的是计程车即出租车。这种用法可能与上海地区长期以来将「使唤」称为「差」的习惯有关。不过有人说，「差头」这个词汇源自英文单词 "charter"，意为「租车、包机」——我当年担任全程导游期间常常碰到 "charter plane"（包机）这个叫法。
据说，强生（Johnson & Johnson ）早期的老司机外出接一单生意被称为「出一差」，其中的「差」作为量词使用，而出租车就被称为「差头」。还有一种附会的解释则是，「差头」原意指差遣前面的人，即指黄包车的车夫，因为那时黄包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所以差遣车夫也就是差遣前面的那个人（比如老舍小说人物骆驼祥子之流）。
说到骆驼祥子，我想起自己从就读于南京教师进修学院的老乡陈建国那里翻开他的语文课本，首次瞥见其中所选课文【骆驼祥子】时的情形。我大概由于眼神不好同时也因孤陋寡闻而没读过老舍多少文学作品，所以把「祥子」错看成了「样子」。亏得建国兄及时提醒和指正，才让我弄清楚「骆驼」后头跟着「祥子」而非「样子」！
事后，我一是羞愧难掩，二是发现北京人习惯把少年儿童甚至小伙子唤作什么什么「子」（如喜子、虎子、郭子等），其实上海也有类似叫法。譬如，我在堂舅舅所住的天水路一带就认识「华子」、「道子」……那就相当于我们这里的「儿」字（如我那唐洪杨港舅舅家就有「晶儿」、「粉儿」，其邻居家还有「泉儿」、「狗儿」（他好像是明全舅舅的外甥）——到了南通崇川、港闸、兴仁、平潮一带则习惯在乳名后头加个「侯」字，譬如作家黎化的通剧【瓦匠女人】中就有个「倪瓦侯」。
现在回到前文的「差头」，"差头"这个词在上海市民的语言中使用频繁，它是典型的洋泾浜英语之一。我猛然想起1998年在世贸商城参加国际旅游交易会间隙叫了一部「差头」去往梧桐花园探访姨表妹小玲（或「林」）的情形（参见当时日记），听别的亲戚讲，此次前去向毛毛阿哥送行的就有她和她二姐以及她四哥金元。
而我表姐男友与【繁花】司机同名，记忆中的我初踏上海滩好像是1968年（而1960年那次我却因年幼而毫无印象），那时尚未行时出租车，大字不识几个的母亲事先把信封将一个旧信封揣在兜里，一到十六铺下了船，就向涌来揽生意的三轮车夫出示要去的地址。后来，我再去上海就敢坐公交车了。
但是，我记得有一次从上海返回南通后，由于恰逢兴仁庙会（农历3月25），城里的公交车行过草庙子就堵住不前了。而那里距四安的南三官殿还远得很，我和母亲又走不动那么长的路。就在这时，就有好些踏二等车的把我们围住揽生意（当时还有揽生意的相互争夺乃至恶语相向呢）。
那时交通运输业非常落后，乡村与城镇之间公共汽车很少，在农村只有少数镇上有停靠站点，人们出远门或到城里，都要到有公共汽车站点的镇上去等车。与公交车相比，只能被列为第二等级。此外，被称为「二等车」的，其后座必须要有一个载物架子，在后轴两侧安装简易的脚踏板，中间还得系上个与三角架同样大小的布袋，以便存放车主的随行小物品。没有这个载物架的自行车，不能称为「二等车」。载物架通常是给客人坐的，真正的「二等车」还会在载物架上铺上一块木板，并用螺丝固定。更高级的还有用棉花垫垫在上面，这就是软座了，乘客坐久了也不会疲劳。我在童年时代往返兴仁，每次坐的「二等车」都带有软软的棉花垫子。
「二等车」随着自行车的普及而流行起来后，承担了短驳或长途载客的任务。平日里，走亲访友、办公出差的旅客先乘公共汽车到大集镇的车站下车，然后再转乘「二等车」去目的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南通地区就开始有了「踏二等车」的新行当。在乡村土话中，把骑自行车载客称作「踏二等车」或「拉二等车」的，乘客自然而然就是「坐二等车」的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年前后，「踏二等车」，随着工人下岗的增多，渐渐成了人们谋生的职业。当年的「二等车」，大多数是永久牌或者凤凰牌，也有飞鸽牌，这类车子经久耐用，骑行平稳，深受老百姓喜爱。当然主要还是看「二等车」师傅的车技了。顺便一提，我的明全舅舅和佩珍舅母1970年从上海来我石南老家探望「投亲靠友」的知青女儿之后要返沪那天，应托骑车载着老两口颠簸辗转送到南通港的是 邻居顾德明和另外一位小伙子（惜哉顾德明早已作古）。
那些专业从事「踏二等车」的，须经考试合格后领取「派司」才能上路，他们的硬牌照白底红字：「自行车搭客证」。无证无牌的自行车载客就被叫作「野鸡车」，野鸡车载客，经常会受到专业管理人员的拦截。时代在前进，科技在改进，农村集镇和交通路口的「二等车」渐渐被摩托车乃至电瓶车和电动三轮车所取代，被称之为「摩的」，真可谓载客工具上了一定的层次。
虽然我的老家隶属于 石港镇，但由于我通常出行是朝南而非往北，所以我对四安镇、兴仁镇的人力车之兴旺、变迁、转型就有着一定的了解。我就发觉，踏「二等车」的人也会转型拖猪子（帮农户把生猪绑在脚踏车后座上拉到集镇的食品站），于是，人们就称他为「拖猪子的」，而 不叫「踏二等车的」了。我就认得几位这样的人，其中有个阚万圣（或「胜」、「盛」？），起初是「踏二等车的」，后来他就帮人家拖猪子上街卖。
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年中后期的某天下午，我刚从通大附属医院宿舍（此处曾被我戏称「名古屋」）走到健康路上，忽见一个年近六十的老汉停下了吃力前行的脚踏车，同时向我招手求助。我定睛一瞧，那不是四安公社的阚万圣么？他早年以代农户拖猪子为业，后来还踏「二等车」载人，我不看则已，一看大惊，只见他自行车后架上坐着一个白布蒙脸的死尸。老阚之所以喊我帮忙，是因为死者跨坐的双腿长及路面，必须找来砖块垫起。此前已有路人逃也似的谢绝了老阚的求助，就在这时，我责无旁贷，给他捡起路边的砖块，使之顺利地将那具死尸载往即将举办丧仪的主家而去。总而言之，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所有的二等车师傅都是车技高超的绝顶高手。
话得说回来，无论是踏「二等车」的，还是拉黄包车（北方叫「拉洋车」）的，都属于出卖苦力的劳动者，可被称作人力车夫。写到这里，我忽然记起在中美国合资醋酸纤维公司有些美国专家在离开南通前夕纷纷购买人力三轮车托运回国的趣事。
原创 王雪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