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力差距与战略失误
日本在二战中虽被视为强国，但与超一流强国存在明显差距。首先，从军队规模来看，二战期间日军总数为 970 万，而德军正规军达到 1700 万，美军 2200 万，苏军 3440 万，英军也有 1200 万。日军精锐撑死一百多万，且到后期多为老弱病残，战斗力大打折扣。其次，在装备方面，日军机械化水平和火力续航能力远不如苏、美、英、德四国。例如，陆军装备差，被德国人评价为仅限于一战水平；空军在大型机制造上主要依靠进口，主力机几乎全是改装的 「零式」 机；海军造船能力也不及美、英、德，虽比苏军稍强，但当苏联开始发展海军时，实力远超日本。再者，战争后勤补给方面，日本更是无法与其他四国相比。美军吃着丰富的食物，而日军只能靠精神支撑，这在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表现得尤为明显。
日本在二战中还存在诸多战略失误。其中，偷袭珍珠港是最致命的战略错误之一。日本面对美国封锁海上石油运输线路，选择先发制人打击美国，结果美国迅速恢复并加入二战，加速了日本的战败。退出国联也是一个重大失误。日本因九一八事变遭到国联要求撤军的表决，却抗拒并退出国联，导致在国际上长期被孤立。在盟友选择上，日本也缺乏远见。本想与苏、德站在一起，却因苏联与德国关系紧张而未能如愿，后来即使日本、德国二带一，意大利也没能崛起。这些实力差距和战略失误，注定了日本在二战中难以取得最终胜利。
二、军部少壮派的狂妄
（一）打破战略平衡
日本军部少壮派在战争中扮演了极为激进的角色，他们的狂妄之举打破了战略平衡，极大地影响了战局走向。1932 年，日本少壮派军官暗杀首相犬养毅，同时还策划了对其他重臣的刺杀行动，甚至连正在日本访问的著名谐星查理卓别林也在暗杀名单上。他们企图通过刺杀达到政治诉求，这种激进的行为引发了日本国内的动荡。
1936 年的 「帝都不详事变」 更是将这种激进推向了高潮。一批日本青年军官以刺杀 「天皇周围的坏人」 为名发动兵变，多名重臣被杀。这次事件是日本 「皇道派」 和 「统制派」 之间的权力争斗，「皇道派」 的少壮军官因不满被调往中国东北，夺取武器开始刺杀所谓的 「敌人」。他们的行动虽然没有成功杀害时任日本首相冈田启介和占领皇居，也未争取到高级将领的支持，但却使得 「皇道派」 在军中影响力削减，统制派彻底掌握了陆军实权，确立了对陆军的绝对控制，军方对于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也大增。
这些少壮派军官的行为使日本的战争扩大，补给线不断变长。例如在侵华战争中，日本原本计划的是在数月之内灭亡中国，所以一开始就投入了重兵。然而在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之下，日本数月灭亡中国的野心被打破，随着战线越来越长，补给问题日益严重。日本被拖入到了无尽的消耗战之中，这为日本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二）未得国际承认
日军在战争中不仅得不到沦陷区人民的支持，其扶持的傀儡政府也未获得国际承认。在侵华战争中，日本扶持建立伪满洲国，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但国际社会普遍拒绝承认伪满洲国。1932 年 3 月 8 日，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来到长春，宣布就任伪 「满洲国执政」。四天后，伪满洲国的 「外交部长」 向英美等十七个国家发布通告，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一个月后，伪满洲国再度向 36 国发布公告，然而依然没有得到回应。1932 年 10 月，国联发布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指出日本的行动是侵略行为，伪满洲国是日本扶持的傀儡政权。
在当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伪满洲国是日本侵略的产物，不具备合法性。日军虽然在一些地区占领了大片领土，但由于得不到当地人民的支持，他们不得不依靠大量的伪军来维持统治。伪军对待中国百姓甚至比日军还要狠毒，这更加深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情绪。同时，日本在战争后期，由于其战争罪行和战犯没有得到彻底的清算，日本政府依然不愿意正视历史，这使得中日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无法得到化解，日本在国际上的形象也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三、历史背景与民族意识
（一）国际环境制约
抗日战争发生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当时世界局势错综复杂，各国利益相互交织。日本的侵略行为不仅仅是对中国的侵犯，也触动了众多国家的利益。美国、苏联等大国出于自身战略考虑，对日本的扩张行为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制约。
美国在经济上对日本实行了石油禁运等制裁措施，这对严重依赖外部资源的日本来说是沉重的打击。日本为了获取资源，不得不冒险发动对东南亚的侵略，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战争范围，也将更多的国家卷入战争，使自己面临多方压力。苏联在远东地区也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存在，对日本形成了威慑。同时，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逐渐形成，使得日本在国际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世界各国对法西斯国家的共同抵制，让日本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难以集中力量继续对中国进行全面的侵略。
（二）民族意识觉醒
日本的侵略战争彻底唤醒了中国的民族意识。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时刻，中华民族爆发出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抗争精神。中国人民深刻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外敌，才能保卫自己的国家和民族。
中华文化历经数千年的传承，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韧性，难以被日本侵略者所消灭。中国人民对自己的祖国、对本民族的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和坚定的信念。在抗日战争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的民族责任感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投身到抗战的洪流中。无论是在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中国军民都以顽强的意志和不屈的精神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着殊死搏斗。
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还体现在全民族的团结抗战上。各阶层、各民族的人们摒弃前嫌，携手并肩，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工人、农民积极为抗战提供物资和人力支持；知识分子以笔为武器，宣传抗战思想；民族资产阶级踊跃捐款捐物；海外华侨也纷纷伸出援手，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全民族的团结一心，使得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难以实现其侵略中国的野心。
四、经济与资源限制
（一）国力不足
1931 年日本侵占东三省后，并未立即全面侵华，经济原因是重要因素之一。当时的日本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危机中，国内经济濒临崩溃。1932 年日本进攻上海，藏相高桥是清坦言军费连三个月都无法支撑。日本军队裁掉了将近一半，仅有 23 万人，从军事和经济上都无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依靠占领东北，攫取东北的资源和财富才渡过了经济危机。东北资源丰富，尤其是煤铁等重要战略资源。此外，东北兵工厂产量全亚第一，可以武装数十万日本军队。日本需要时间消化东北，巩固在东北的统治，为全面侵华做准备。
（二）资源匮乏
二战时期，日本资源匮乏的问题在战争中愈发凸显。日本本土面积相对较小，资源有限，随着战争的持续，资源消耗巨大。
在侵华战争中，日本为了支撑战争，不断搜刮中国以及周边财富。然而，中国当时仍处于农业国，工业经济发展极为落后，无资源可图，再加上民族反抗情绪激烈，日本难以快速弥补战争成本。
例如，瓜岛战役后期，日军资源极度匮乏。日军在运输第 2 师团的补给时，总计运来了 160 吨粮食和 8 吨弹药，而面对美军 2 个师，日军一天就需要消耗 135 吨粮食和 65 吨弹药。在瓜岛战役的半年期间里，日本总计仅仅打出了 3000 发炮弹，而在战争前期的华北战场，日军攻打一个县城，一天都会发射 6000 发以上的炮弹。这说明在瓜岛驻守的日本军队，后勤补给已经完全崩溃，面临弹尽粮绝。
到了战争后期，日本物资紧缺的情况更加严重。日本军方为了补充战争缺失资源，号召日本各寺庙捐献铜铁制香炉和吊钟，相扑选手捐奖杯，甚至将摆放在靖国神社的两根青铜水雷发射管运送至军工厂。国内民众也不好过，穿着被强制推行的 「国民服」，鞋子也成问题，只能穿笨重木屐，被美其名曰 「爱国鞋」。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多面受敌，资源匮乏的问题进一步加剧。为了缓解国内压力，日本冒险出兵粮食矿产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地区以及石油矿产资源丰富的太平洋地区，但这不仅未能解决问题，反而使日本陷入更大的战场，在中国战场上也越来越疲软无力。资源的匮乏使得日本难以维持长期战争，最终无法实现征服中国的野心。
五、攻击方向的错误
（一）改变战略的后果
日本在二战期间临阵变计，从原本定好的从北到南的攻击方向，改为在上海和国民党军队打起伤亡很大的消耗战，最后又南下攻击东南亚，这一决策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从北到南的攻击方向原本是较为顺利的，东北华北轻松到手，军队伤亡也较小，且和德国约好了一起夹攻苏联。然而，这一改变使得日本陷入了多线作战的困境。在上海的消耗战中，日军不仅遭受了重大伤亡，还耗费了大量的物资。而南下攻击东南亚，虽然在初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也直接对上了美国，引发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在太平洋战场的消耗战中，耗尽了本土所有的人力和物力，使得其在各个战场都陷入了被动。
（二）失去地利人和
日本在南方作战失去了地利人和，从而陷入困境。在地利方面，日本在上海附近没有机场，无法发挥其空军优势。南方纵横的水网地形，大大限制了日本机械化部队的战斗力，隔海攻击迟迟不能得手，造成后勤补给困难。在人和方面，蒋介石在上海进行全国总决战的决策，极大鼓舞了全中国人抗战图存的斗志。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 的悲壮决死战宣言，感召了全国的军阀停止内战，纷纷克服种种困难开赴上海，发起了对日决死战。比如，许多壮烈战死的川军，死前穿的只是草鞋。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中国战场失去了人心，中国人力资源虽然在日本人眼里曾如垃圾一般，但却在各地以几比一甚至几十比一的无畏代价，造成了日军大量伤亡和物资消耗。随着战局的拖延，日本战前储备的石油橡胶等战争必需资源消耗一空，被迫将战局转向东南亚等西方殖民地。但在这里，他们虽然以解放者的姿态接管了各种资源和财富，却也在称霸天下的路上越走越远。随着占领的土地增多，日本人可利用的人力资源反而越来越少，陷入了一个看似笑话实则悲剧的困境。
六、陆海军矛盾与国际形势
（一）北进与南进之争
日本陆军与海军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这种矛盾在北进与南进的战略选择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陆军主张北进，进攻苏联西伯利亚地区，以消除北方威胁，其主要考虑是苏联在远东地区陆军强大，而海军弱小，且日本关东军在东北长期维持着庞大的兵力规模，自认为有一定的胜算。海军则主张南进，进攻欧美列强占有的南洋诸岛，因为南洋地区欧美海军强大，而陆军弱小，战斗力相对较弱，便于日本海军发挥优势。
这种矛盾使得日本在战略决策上陷入困境。陆军希望避免与苏联红军交战，海军希望避免与英美海军交战，两派都想把对方推到战争的第一线。1936 年广田弘毅内阁通过的【国策基准】虽然采取了 「南北并进」 的折中方案，但实际上日本国力根本无法做到。由于日本是岛国，海军相对优先和强势，当时的北进政策略占上风。
然而，这种矛盾导致的战略分歧极大地影响了战争走向。在资源分配上，陆海军各自为政，例如在石油资源的争夺上，谁先占领的地方，那个地区的石油就归谁管。海军因陆军控制了不少产油区，只能以拦截油轮相威胁。在军备竞赛方面，陆海军私设各自的研发机构，涵盖潜艇、雷达、核武以及军用飞机等领域，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在情报搜集方面，双方互相警惕，导致情报利用率很低。这种内耗使得日本在战争中的实际军事行动大打折扣。
（二）国际形势变化
德国与苏联的关系变化对日本的战略选择产生了重大影响。1939 年 8 月 23 日，德国瞒着日本与苏联秘密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让日本被德国狠狠耍了一把，也是对北进政策的一个重大打击。日俄战争及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一直视苏联为其大陆政策的最大威胁，而德国与苏联的结盟使得日本的北进计划落空。
同时，欧战爆发后，欧美列强把主要精力投向欧洲战场，资源西调，无暇东顾，亚洲突然变成 「真空地带」。这给日本 「征服亚洲、称霸世界」 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1940 年，日本决定放弃北进，选择南进政策。在亚洲，除了中国、日本等极少数国家外，其他都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地。东南亚地区英国、美国、法国、荷兰等国的陆军弱小，战斗力可想而知。日本外务大臣松冈洋右在演说中正式提出建立 「大东亚共荣圈」，实施南进政策，发动太平洋战争只是时间问题了。
此外，诺门罕战役中，日本引以为傲的关东军被苏联一顿虐，伤亡 12000 余人，损失极其惨重，被迫与苏军签订了停战协议。经此一役，日本看到了苏联的真正实力，北进策略遭到了日本高层的质疑。而二战初期，美军一直作壁上观，没有帮助任何一方。但随着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1941 年 12 月 7 日，日军偷袭了停驻在珍珠港的美军太平洋舰队，这下将美国拉入了战场，成为了同盟国的一员大将，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遭到了重大打击，再加上诺门罕战役的惨败，日军最终放弃了北进策略。
七、地形与战略选择
（一）陕西的战略地位
陕西地处中原中心地带，地形奇特，易守难攻。其西部的秦岭山脉和黄河构成了天然的屏障，在步兵时代，这无疑给日军的进攻增加了极大的难度。
从军事战略上看，陕西是连接华北和西北的枢纽所在，秦岭则沟通南北。攻下陕西，日军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侵略大计都会好实施很多。早在古时，陕西的潼关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潼关北邻黄河，背靠秦岭，西邻华山，东邻崤函通道，地势极为险要。古人常以 「细路险与猿猴争、人间路止潼关险」 来形容潼关地势的险要。日军前前后后进行了二十次的渡河战役，均以失败告终。同样，豫湘桂会战后，日军夺取洛阳，威胁西安，但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日军都没能突破潼关防线。
陕西不仅有着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还是中共的重要根据地。这里有着坚强的地方武装力量和充满活力的党组织网络，为抗战提供了坚实的后勤和人力支持。国民政府在此设立了黄埔军校的分校，培育了无数军事人才。这些军校学生在战场上成了抗日战争中的中坚力量。
（二）福建的战略考量
福建地形崎岖，多山。其内部几乎全是山地地形，日军所擅长的大机械战斗在山区内根本施展不开拳脚，运输补给也十分困难。而对于中国军队来说，福建是很适合打游击的地方，一旦日本进攻可能陷入一个持久的消耗战。
福建资源稀缺，人口也不多，相比其他地区，战略价值并不高。当时的福建已探明的矿产资源稀少，地广人稀，粮食产量更是少得可怜。在这样一个付出与回报不成比例的省份，日军认为攻打福建得不偿失。
此外，中国在福建有着较强的军事力量存在。当时的国军顾祝同在福建有大量的驻军，随时准备反攻。在南方的新四军在福建也有大量分布。同时，福建人民抗日情绪十分高涨，几乎全民皆兵。在这样的情况下，日军妄图将福建长期围困，然后让福建不攻自破。但还没等他们开始打福建的主意，他们就已经战败投降了。
八、敌后抗战的意义
（一）阻碍资源掠夺
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为了支撑战争机器，疯狂掠夺中国的资源。然而，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活动，极大地阻碍了日本对战争资源的掠夺。
在东北和华北地区，日本制定了【「满洲」 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和【华北产业开发五年计划】，企图开采和掠夺中国的煤炭和金属资源。但由于中国抵抗力量的不同，两个计划的完成度有很大差异。在东北地区，虽然抗联奋勇抗战，但在日本关东军和伪满国军的绝对军事优势下，只能实现小规模的袭扰，无力对日本的开发计划进行大规模破坏，因此 「满洲」 五年计划大体上顺利完成。而在华北地区，我军在开辟敌后根据地方面与敌人斗争激烈，对日本的资源掠夺计划造成了重大打击。
以河北为例，河北是世界级的铁矿产地，煤炭资源也极为丰富。日本对华北地区的掠夺步伐很快，不仅对传统煤铁资源进行掠夺，还对纺织、水泥、火柴、机械等新兴的民族工业进行打压和垄断。为了实现对占领区内的经济控制，日本政府还制定了【北京都市计划大纲】和【大天津都市计划】。然而，由于我军的敌后抗战，这些经济政策未能全部得以实现。
在矿产资源掠夺方面，湖北黄石的大冶铁矿和海南岛的石碌铁矿、田独铁矿都成为了日本掠夺的目标。大冶铁矿在被日本占领期间，大量铁矿石被运回日本。石碌铁矿是中国罕见的富铁矿，日本投入巨大，征用了四万多名中国劳工，但由于我军的抵抗和日本制海权的丧失，最终仅累计运送了 41 万吨左右到日本。田独铁矿虽然储量仅 500 万吨左右，但由于运输条件好，日本却运送了 200 多万吨到日本。这些数据充分说明，我军的敌后抗战对日本的资源掠夺起到了有效的阻碍作用。
（二）切断 「以战养战」 吸血管
日本侵华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其本国资源根本支撑不了规模如此大的一场战争，只能 「以战养战」。1937 年卢沟桥事变时，日本侵华的资源大部分来源于美国和中国东北。钢铁和石油是战争最基本的战略物资，日本占领的东三省为整个侵华战争提供了一半的钢材来源，另一半则是从美国进口的废钢铁。侵华战争前三年，日军所消耗的石油，70% 来自于美国。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战，从根本上掐住了日本军国主义的 「命门」。以华北抗日游击战为例，八路军对在冀中地区的日军交通线，进行长期的破交战。平均每天破坏铁路 6 公里，公路 15 公里，桥梁一座半，炸毁卡车一辆。每 7 天炸毁一个日本人控制的火车站，每 9 天炸毁一个火车头。这种破交战加剧了日军的消耗，使日本在中国北方占领区始终是只进不出的纯消耗状态，最终必然被拖死。
与此同时，八路军也加强对农村基层的控制。八路军派出工作队深入农村，每到一地，解决百姓 「看病、识字、吃饭」 的民生问题。搞土改，减租减息。在一支支工作队的努力下，广大农村基层政权掌握在了八路军手中，日军对占领区的有效控制仅能达到县城一级。这相当于切断了日军深入基层的毛细血管，无法有效获取养分。在抗战后期，不少地区出现日军经常拿枪支弹药，跟八路军新四军交换给养的情况。
（三）维持敌后抗战的艰难与策略
抗战期间，即便我党采取了极其灵活的策略，敌强我弱，要在敌后持续生存，维持弱平衡局面，仍远远不是那样轻松。罗荣桓曾描绘冀鲁边日军严密控制的场景：「提起冀鲁边，恐怕在全世界的战史上也找不出这样一块地方和这样一页战史。全区真是公路如网，据点碉堡林立，吹号、点灯互相均可听见、看见，一有动作各据点均可联合出动；不仅县有封锁沟、封锁哨，即区亦有，重要村庄均被遮断，冀鲁边至今没一块没有被改变的地形，所有土地均被分割为网格子形了。」 八路军要在这种形势下坚持下来，真可谓如履薄冰。
在与日军争夺的初期阶段，我党非常强调发挥能动性，要求尽力以政治、军事、社会思想的全面战争与日军周旋。山东黄县报告反资敌斗争的状况，可见我党抵抗之激烈：「斗争方式：甲、首先号召中国人不应供给敌人，敌人夺了粮去我们就得饿死。…… 再由区公所下令坚决不给敌人拿捐。乙、区中队到游击区一带活动，游击区成立自卫团站岗，来了小股敌人中队打之，来的多了，自卫团岗哨便招呼村中人逃跑，同时村里有坏分子鼓动给敌人拿捐或已暗中当上伪村长，则坚决的镇压之。丙、我占劣势游击区主要是拖延、缓交、应付等。」 晋西北 1942 年的反蚕食报告中，提到该区 1942 年一共逮捕了伪村长等投靠日军人员 289 人，枪决 31 人，可见只要条件许可，而地方领导者又相对倾向于直接抵抗，即便选择与日军展开有限度的合作，还是有可能遭到强力镇压。
比较典型反映我党这一时期灵活争夺民众策略的是两面政策。在乡村的 「争夺」 中，出现了中共文件谈到的所谓 「怪现象」，就是 「工作较好的现在大都不能进出了，而工作较差甚至于没有工作地区，则成了本区的中心地区」。其实，这种怪现象正是弱平衡下我党不得已的选择，也是韧性坚持的反映。作为弱势的一方，无法自主选择生存区域，只能在不断的游走中获取空隙，尽可能抓住生存的机会。正因此，一般谈论抗战根据地，多会提到的中共政治上的三三制原则，经济上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累进税等措施，此时多已难以有效实施，争取民众的办法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发现、创造、修正，具体的策略运用远远比简单的原则规定来得复杂，也更为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