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24日，徐州失守，国民党部队败退。为拦阻日军西进，蒋介石命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炸毁花园口黄河大堤。郑州东南40余县被一泻千里的黄河水淹没，数以万计的老百姓被困在看不见尽头的黄泛区，有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一片凄惨景象。
炸堤之前，国民党西撤部队途经豫东时，各县党部书记长和县长随军而去，民运指导员也纷纷撤走。宋克宾离开了商丘，到了柘城，我和蔡洪范仍在虞城。
5月26日，国民党的一个团进驻虞城县城扬言要抗击日军、固守虞城。开会时，该团刘团长向县长蔡洪范要木料、粮食等，蔡无力承办，不敢应诺。我建议说："要保证木材和粮食的供应，县政府必须移到城外办公。"刘团长接受了我的建议，我和蔡洪范便带着县政府的全班人马离城而去。临出发时，征得蔡洪范的同意，我让狱吏打开牢门，释放了全部在押犯人。我对犯人讲了话，晓以抗日救国大义。侦缉队长高国昌不同意，说："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们捉进来，就这么放掉，以后怎么办案？"我说："他们是犯人，可也是中国人。放掉他们，对抗战有利。"（其中的一个犯人袁天柱，后来成为抗日游击队的支队司令。)
出城后向西去，到了贾寨附近。我们正走着，忽见日军的气球腾空升起，接着，炮弹在西撤的国民党队伍里爆炸，死伤不少人。追击的日军过后，我们捡到两门迫击炮，转向东北。到了李新集寨前，遭到地主武装的枪击。我们边还击边前进，把他们压了下去。进了寨子，地主已跑，高国昌要追，被我劝阻。当天，我们就在地主家住了下来。不久，我们得知，驻守县城的刘团于5月27日拂晓被日军击溃，虞城沦陷。
李新集是个大村子，有两家姓石的大地主。地主家的财产很多，院子也很大。因这里较偏僻，不易被日军骚扰，我们便决定在此安营扎寨，扩展武装力量，与日军打游击。
在李新集住下后，我们开了一个会，决定成立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统一发动和指挥豫东地方抗日武装。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由蔡洪范任司令，我任政训处长，刘国华（沁阳人）任参谋长，李得时（南阳人，后在夏邑抗日时牺牲）任副官长，程峻岭（城里私人诊所的医生）任医务处长，屠跃南任军需处长。侦缉队编为一个大队，高国昌任大队长；警察队编为一个大队，陈宝璋任大队长，民众抗日自卫队编为一个大队，王少利任大队长。同时，收编了很多地方武装和一部分爱国青年，队伍渐渐壮大。6月初，我们反攻虞城县城。首战告捷，士气大振。之后，我们以"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号召："有人出人，有枪出枪，军民团结，消灭敌人。只有赶走日本鬼子，人民才能安居乐业。"
队伍的壮大，带来了枪支、给养、被服、财政等方面的严重困难。为解决困难，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爱动脑筋的副官长李得时，从一个曾给姓石的地主当过管家的人那里得知，地主家有很多钱财，埋在地下，如挖掘出来，能解决大问题。我们十分高兴。经他指点，副官长李得时带着几个士兵，从地主草园里的三个大草垛底下，挖出很多铜板，又在正房门前的台阶下，挖出七八个大坛子。其中有一坛子银元宝，每个元宝重40两，其余坛子装满了银元。我们把铜板装在筐里过秤，分给各连队作菜金，把元宝拿到单县卖掉，给士兵做了1000多套军装，印了一些宣传品和空白委任状，买了一些办公用品。同时，用银元收买了一些国民党军队溃败时留下来的枪支、子弹。我们又把地主的粮仓打开，把粮食分给附近的穷苦百姓。自此，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名声大振。
名声一出去，豫东各县的民众抗日自卫队都派人来找我联系，要求收编。只要他们说对该县民运指导员的名字，我就给他们编个番号，每100人左右编为一个中队，500人左右编为一个大队，指定地点集合、点编。他们临走时，我对各县的接头人说："回去转告各队员，不许伤害国民党部队的溃散士兵，要想办法收留他们的枪支。留枪时，要说好话，要给他们打收条，给他们点钱作为路费。收枪花的钱，可以来司令部报销。"很快，部队发展到几千人。
6月10日左右，宋克宾听说蔡洪范在虞城搞起了武装。6月中旬，他们带着仅有十几支手枪和百十支步枪的人马由柘城来到虞城，在空空的县城里驻了下来。商丘日军闻讯，前去围击，把宋克宾和宋子刚等人堵在了城里。因情况突然，宋子刚爬到梁头上藏了起来，宋克宾从北门逃出，跑到了李新集。我和蔡洪范立即决定：派部队增援虞城，营救宋子刚。为免遭日军袭击，我们马上集合全部人马，迅速出发，离开了李新集。先头部队未到县城，日军已闻风撤退。
在县城外面，我们的部队和宋克宾的部队会师。我和宋克宾、蔡洪范、宋子刚开了个会，决定将游击司令部转移到铁路以南，以便和后方联系。我们当即带队南下，并收编了一些地方武装，部队增加到五六千人。在蔡洪范的推让和我们的举荐下，宋克宾当了司令，我仍任政训处长。这支抗日游击队是当时活动在黄泛区以东的唯一的一支抗日武装。
当时商丘地区的政治形势是：国民党政权已经垮台、敌伪政权尚未建立，各县的土豪劣绅准备组织"维持会"，欢迎"皇军"。我用"武装请客"的方式把那些土豪劣绅请到司令部，把他们制作的"欢迎皇军"的旗子亮出来，并问他们：你们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都说：是中国人。我说：你们既然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欢迎"皇军"呢？他们无言可答，有些害怕，怕我把他们作为汉奸处理。我一转口气说：你们既然是中国人，事情就好办了。第一，不准你们借用日本人的势力坑害老百姓；第二，不准把游击队的活动情况报告日本人；第三，要求你们能把日军的活动情况随时报告游击队。他们都同意以上三个条件。我请他们吃了饭，喝了酒，送他们回去了。用这样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待土豪劣绅，为游击队的活动减少了阻力。在工农群众的配合下，我们打了几个胜仗，拔除了日军在陇海铁路线上的几个防护据点，收复了两座被日军侵占的县城，得到一批战利品，主要是炮弹、机枪、军刀、电话机等等。
6月下旬，我们派秘书李洪同志（地下党员）赴洛阳，向第一战区长官部汇报情况。同时，我让他和我党河南省委取得联系，并让他向刘子久同志转达我的入党申请。7月上旬，我们接到由淮阳地区行政专员转来的程潜长官的电报，要我和宋克宾火速赴洛阳，我们两人带着几个卫兵和一部分战利品，坐着小木船，经过60里路宽的黄泛区，到达了周家口（现在的周口市），日夜兼程到漯河，转乘火车经郑州到洛阳。到洛阳后，长官部政训处长李世璋领着我和宋克宾去见程潜长官，汇报了我们的工作情况，受到了程潜长官的鼓励和表扬。接着，政训处为我们开了欢迎会。会上，李世璋表扬说："我们派了40名民运指导员去豫东工作，仅有葛佩琦一人留在那里坚持下来，并做出了成绩，大家要向他学习。"我们举办了战利品展览，洛阳各报纸报道了我们在豫东的抗战情况。
有一天晚上，李洪同志陪同刘子久同志来到我住的旅馆。刘子久同志正式对我宣布："组织上已经正式批准你的入党申请，由于你是老民先队员，免除候补期，直接转为正式党员。"自一二·九以来，我争取入党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感到无比荣幸！我决心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我向刘子久同志汇报了我见程长官的情况，并说明长官司令部和河南省政府拟将"豫东抗日游击司令部"改为"豫东保安司令部"，由宋克宾担任豫东地区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我仍担任政训处长。刘子久同志表示同意。为避免意外，刘子久同志和李洪很快就离去了。当时刘子久同志的职务是河南省委委员、豫西特委书记，公开身份是八路军洛阳办事处主任。在离开洛阳之前，我去看望刘子久同志，他交给我一个任务："做好宋克宾和官兵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新四军彭雪枫同志率队进驻豫东，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刘子久同志写了一封介绍信，要我交给雪枫同志。
第一战区长官部发给我们步枪子弹20万粒、手枪子弹1万粒、电台两部、法币5万元。我和宋克宾带着这批军用物资回到豫东之后，有许多股自动成立的地方武装要求收编，部队很快就扩大了。按游击队的编制，整编为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魏凤楼兼鹿邑县长；第二纵队司令宋子刚兼虞城县长；第三纵队司令蔡洪范兼永城县长。共有1.5万多人，成为豫东一支最大的抗日游击队。
1938年初冬，彭雪枫同志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从确山竹沟镇到了鹿邑县，驻在王皮留村，我立即去联系。雪枫同志外出，未见。看到他的士兵还穿着单衣，我回到部队后向宋克宾提出建议，要援助他们。宋克宾同意我的建议，拨给彭雪枫部棉军衣300套。后来，彭部转移到鹿邑城东的太清宫（老子的故乡）。在那里，我同彭雪枫同志取得了联系，把刘子久同志写给他的信交给了他，并向他汇报了豫东地区的抗战形势。他表扬了我，要我继续做好统战工作，有事和他直接联系。
1939年春，彭雪枫同志率部进到永城县境，在与日军作战时牺牲了几位战士。在永城县书案店为牺牲的战士开追悼会，我代表豫东专员公署和保安司令部前往参加。大会上，我发表了"抗日烈士功在国家"的演讲。会后，彭雪枫同志约我单独谈话。交谈中，我向雪枫同志说明了宋克宾部将要改编、调离的情况，要求调到新四军工作。他说：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你留在宋克宾部，比调到新四军会起更大的作用。
【葛佩琦，1933年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口，投身革命洪流。作为学生运动领袖，他在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抗日救亡一线曾两次被捕，在狱中坚定不屈。193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徐州会战后，组织了黄泛区以东的唯一抗日武装，之后深入日统区进行对敌策动和地下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以少将督查的名义打入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搜集敌军事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