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新保安战役片段（3）
周树钧
我回来后，把突围的决定告诉了政工处和政工队的全体人员，让他们充分作好准备，并要把有关重要的指示文件完全烧毁，又让炊事员多做了点干粮，以备突围后食用。
一切都准备好了，但到第二天早上还没有接到通知，我跑到师部去打听，冯说：「傅总司令又不让突围了，叫我们固守待援。」当时我想：这里快弹尽粮绝了，怎么能固守待援？ 「援」又在什么地方呢？真是前途渺茫！
这时部队为了固守待援、保存实力、减少伤亡，都在城内加强防御工事，日夜赶修交通壕、掩蔽部和动员老乡挖地洞，在零下二、三十度的冻结下，用洋镐、铁锹掘土，犹如碰在石头上一样，用木柴、粪火烤，才算勉强能挖下去，战士们个个累得浑身出汗，城内老乡的门板、木料和柴草，家家被搜索一空，不过工事却做得相当坚固和严密。
我记得有一天从城内西北角驻地到东北角军政工处去开会，几乎完全是从交通壕走去的，并且在地面上也看不见一个人，好像是都转入地下活动。
还有一次，我到常效伟副师长那里看他的伤，他正躺在炕上，面色很苍白，还是不能行动。师部为了保护他的安全，就在炕上给他搭了一个比较坚固的小掩蔽部，四角用四根大圆粗柱子顶着，上面盖了有三尺多厚的木柴，门板和泥土，同时把窗户用砖头，瓦片密封起来，只在炕沿上边留一个小口能送饭送水，家里黑得什么也看不见，炕上点了一盏煤油灯，发出微弱的蓝光，真好像进入了鬼的世界。
他的心情很不好，问我这两天外面的情况怎样，我能说些什么呢？只能说些好听的，尽量安慰他，让他安心静养（后来听说新保安解放后，他在涿鹿解放军野战医院因病重而死）。
在进入新保安的头几天，还没有感到粮食紧张，因为各部队从张家口起身时，都还补充了点给养。但到了十二月十三、四日，有的连队就没有吃的，开始发生了恐慌。我到军政工处把这个情况向张鸿恩处长反映后，张说：「总部已决定派飞机来给我们空投。」
不提空投还倒罢了，提起空投，确实使人大伤脑筋。总部每天都派飞机来，不是空投弹药，就是空投大米、饼干，但新保安城在解放军四面包围之下，仅剩下小小的一块地方，飞机飞得低了，怕遭到解放军炮火射击，飞得高了，空投又没有把握。
我们经常看到降落伞在头顶上下降，但落下来却跌到城外，只能是伸长了脖子「望空兴叹」！
为了扩大空投场地，有一次我师奉令配合二六七师向东门外车站发动进攻，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二六七师连续猛攻了九次，都被解放军打垮了。
可怜的「王牌」军，就连攻击这一个据点的力量都没有了。
靠空投不解决问题，想扩大空投场，又碰了钉子，但部队不吃饭是不能打仗的，这就叫军需处向地方上老乡家里去「买」，最初还能「买」到点，后来被「买光」了，就只得煮马料吃。但马料也不多，怎么办呢？有人建议说：「看见张家口和我们一块来的那些先生太太们的汽车上带有粮食，可以向他们借一点或买一点。」
我认为这个建议很好，马上请示军政工处，经同意后，就邀请这些人到新保安镇公所开了一次座谈会。那次座谈会由我主持，到会的有二三十人，首先我把新保安的「敌」我情况作了个介绍，大意是说：从目前来看，解放军数倍于我军，把我军包围了。但解放军内部复杂，有东北的，有华北的，还有地方团队，都各行其是，指挥不能统一，战斗力不强。
其次他们的士兵大部分都是俘虏国民党军的，只要我们打得好，就能够调转枪口对准他们。再说三十五军久经考验，装备精良，意志坚定。而且有傅总司令守天镇、守涿州、守太原、守绥包的传统经验，是能够守得住的。
同时，我们要相信傅总司令，这是他最基本的部队，他决不会丢下我们不管的。现在我们同一命运，希望帮助军队固守待援，共济时艰。接着就说明当前部队粮食紧张情况，要求大家予以支援。这时有许多人就当场表示，愿意把所携带的粮食，尽量借给部队，随着其他人亦均表示赞同，结果甚为圆满。虽为数不大，但也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城内的伤病员工作，也是个最头痛的问题。伤兵一天一天在增加，最多的时候达到了三千多人，平均五个人里就有一个伤病员。他们几十个人挤在一间小屋里，睡在很薄的铺草上，夜里冻得发抖，有许多人的伤口因医药缺乏，都发了炎，成天在呻吟着，伤病员见了我们只是落泪。
这些问题我们因解决不了，都采取了回避态度，不去看他们。这样他们对我们意见很大，部队的下级官兵也对我们意见很多。为了安定情绪，挽回人心，最后由军和师的政工处、军医处合组成一个慰问组，到各个医院——实际上是收容所，去慰问了一次，每人发给伪金元券三五十元不等，借示抚慰。
十几天过去了，解放军并没积极攻城，而我们却闷得发慌，认为这样守下去究竟能得个什么结果呢？有一次三○三团王达五副团长向我说，他问樊参谋长：「我们内无粮弹，外无援兵，还守个什么？」樊说：「我们现在是守‘立场’哩。」我听了哈哈大笑说：「对！我们是替傅作义守‘贞节牌’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