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不尽的沟壑丘陵中，一座矗立着宝塔的山丘出现在视野里。C-47座舱里的飞行员罗伯特·钱皮恩上尉知道，那是极好的目视导航参考地标。以此为参照，他没费多少力气，就找到了那座临时修缮的简易机场。
这一天，是1944年7月22日。他要降落的地方，是美军人员一直期望却不曾到达的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革命根据地。他身后的机舱里，是美军观察组首批9名成员，他们都急切地希望能够弄清，共产党是如何在这片并不富庶的黄土地上，把农民凝聚成有力的群体，不仅发展了经济，还领导武装力量进行坚决而富有成效的抗日战争。
延安机场没有任何空中管制设施，按照事先约定的方法，由地面人员用旗语告知飞机跑道方位。飞机接地还算顺利，机轮在跑道上轻微弹跳着开始减速。然而，似乎注定不会顺利，左侧机轮突然陷入了一处没有夯实的地面！
飞机立即向左偏转，随着左翼的下沉，左侧发动机飞旋的螺旋桨直接与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强大的阻力超出了螺旋桨转轴的承受极限，整个螺旋桨立即飞出，径直朝着机身飞了过去。
铝蒙皮自然无法抵抗这种穿透力，顷刻被螺旋桨击穿，穿孔位置距离钱皮斯的头部近在咫尺！不过螺旋桨并没有钻进驾驶舱横冲直撞，而是在碰撞阻力和气动拉力的作用下脱落，深深地扎进了延安的泥土。
今天我们可以从留下的历史照片上，清楚看到这架C-47艰难着陆后的场景。就是用这种并不平静的方式，美军观察组首架运输机落在了延安根据地的土地上。
照片呈现的另一个有趣细节，是这架飞机的绰号「honey」，中文意为「蜜糖」，美军人员还特地把这两个中文用白色刷在了机首部位。受损的「蜜糖」号自然无法继续飞行，只能停在机场等待修理。在此期间，延安军民纷纷动手清理地面，帮助「蜜糖」号脱困。
为了防止日军空袭，八路军战士们还找来许多树枝杂草，遮盖在机身机翼上，做成不错的防空伪装。8月7日，美军观察组第二批人员飞抵延安。观察组共有18人，其中有戴维斯、谢伟思、高林等。组长由戴维·包瑞德上校担任。
美军观察组从1944年7月22日落地延安，到1947年3月11日离开延安，经历了中国历史上两段十分重要的时期——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初期。观察组中一些有识之士，如谢伟思、戴维斯等，对共产党根据地做了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他们撰写的报告，成为当时延安的生动记录。
美军观察组成员、美国驻华使馆秘书、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政治顾问谢伟思在1944年9月4日的报告中写道：
「这里似乎没有蠢笨、软弱或懒惰的人。这种朝气不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是理性上的……共产主义，在我看来，尤其是在中国，主要是一种理性事业……有人会说，共产党的有利之处在于他们有一个事业，他们利用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这样一些有直接吸引力的口号，唤起底层民众的共产主义……农民支援，参加共产党的军队，同他们一道作战，是因为他们确信，共产党在为他们的利益而战，共产党使农民得到了一些明显的好处，因而确立了这样的信念。这种好处应当是改善农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不管这种改善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它应当是趋向民主的，为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服务。」
观察组同样以对比的口吻对国民党政权做了评价。在1944年11月7日的报告中，观察组成员戴维斯这样写道：
「委员长（蒋介石）靠那支士气不振、无精打采的军队，那腐朽的官僚体制，那毫无用处的政治道德观，以及他得到的外国小心翼翼的支持，有可能把中国推入内战的深渊。然而，在日本人下决心进行了七年多的努力都没有免遭失败的地方，他是不会成功的。共产党已经强大到对付不了的地步了……要是委员长既不发动内战，又不同共产党达成谅解，那他面临的仍然是失败。蒋介石的封建中国是不能同中国北部充满生气的现代人民政府长期共存的。」
戴维斯在报告中得出的结论是：「共产党一定会在中国扎根。中国的命运不决定于蒋介石，而决定于他们。」
在延安，美军观察组零距离接触了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根据地伟力的根源，甚至看到了抗战之后中国的未来。尽管他们的报告没能改变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的预见成为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