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批由曾山率领的东南局和皖南特委机关工作人员是最后一批撤离皖南的队伍。在这以前，自1940年12月1日起，新四军军部直属机关各单位一切非战斗人员在军需处长宋裕和、军法处长汤光恢、教导大队薛暮桥、战地服务团何士德等人率领下，连日分批从皖南驻地出发，撤往苏南敌后转赴苏北地区。军部直属机关各单位非战斗人员撤走后，开始撤离地方党的工作人员。第一批东南局机关撤离的地方工作人员是由东南局秘书长温仰春率领的，比我们这批人员要早五六天撤走。我们12月16日从丁家山东南局驻地出发，告别皖南，朝行暮宿。
第一天在泾县孤蜂区纸坑村（或者是叫左坑村）的山凹里宿营。这里是造纸的地方，群众基础好，十年内战期间，有地下党的组织，现任党支部书记郎忠浚就是内战时期的党员，所以，大家在此地宿营比较安心。但是，由于大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过着比较安定的生活，一朝移动，长途行军，夜晚打地铺睡稻草，突然改变生活方式，开始总有一些不大适应。
第二天，我们渡过青弋江，经马头镇进入国民党军队的防区，夜宿于杨柳铺新四军兵站。这一天行军，我们没有遇见国民党军队，仍然相安无事。
第三天，我们行军过宣城县到孙家埠附近的一个村庄宿营。孙家埠原是一个较大的集镇，为水陆交通要道，有国民党东北军第一 O 八师的部队驻防。我们经过该镇时，在街上见到有零星的东北军士兵，大家都比较警惕，疾走而过。东北军士兵见到我们，也未来找麻烦。但是集镇上的市面比较萧条，这里已是临近前线的后方。抗战初期曾一度被日本侵略军占领，人民余悸未消。
第四天，我们到达郎溪县的毕家桥新四军兵站宿营。该兵站负责人向曾山介绍了兵站周围环境情况。他说："毕家桥兵站曾在1940年六七月间被国民党军队搜查查封，切断我皖南新四军军部与苏南敌后新四军部队之间的交通联系，直到同年11月因为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机关单位非战斗人员需经此处撤出转往苏南敌后，才被国民党第三战区同意恢复。自12月以来，这里每天都有从军部撤出的上百人和数百人不等的非战斗人员以及运输后勤医疗机械物资的民夫等，陆续抵达并在这里宿营，一般说来尚未发生什么事故。唯近几天来，这里情况开始出现紧张，周围的村庄开来国民党嫡系部队第四十师一部驻扎，似在监视我们兵站，尤其是便衣特务活动频繁，他们是什么坏事都可以干得出来的。前两天，第四十师派兵来我们兵站突然搜查了一次，没有搜到什么，他们只好退去。我们向他们提出抗议，他们赖账，推说是下面人干的。"兵站负责人提醒曾山同志注意："在此宿营，要提高警惕，集中住宿，大家不要分散行动。携带的重要文件要妥善收藏好。如果夜间万一发生情况，大家也不必惊慌，一切由兵站负责人出面交涉应付。"曾山为此专门找我去交代，要我特别注意晚上宿营的安全，转告皖南特委机关撤离的人员提高警惕，不要脱衣睡觉，轮流值夜，以防发生意外的情况。这一夜，我没有很好地睡觉。因为曾山叮嘱过我，要我负责皖南特委机关撤离人员在行军中的安全问题。好在这一晚在毕家桥兵站平安无事。
第五天，到达郎溪县的梅渚镇新四军兵站宿营。这个镇上有我党的秘密支部，该镇工商税务所里还有我单线联系的党员石云阶。抗战初期，郎溪、广德两县党的组织原由皖南特委领导，后来划归在苏南成立的苏皖特委领导。1940年6月，因国民党军队切断了苏南与国民党统治区之间的联系，成立了广郎中心县委直属东南局领导。曾山经过该镇时，地方党的同志和单线联系的党员石云阶都来找曾山。曾山告诉他们：东南局撤销后，广郎中心县委和单线联系党员的组织关系都将交给苏皖区党委领导。我们由毕家桥兵站到梅渚镇兵站必须经过郎溪县城西门外，当时郎溪县城内驻有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团部，西门城门口设置有双岗哨检查行人。我们这支队伍没有进郎溪城，但是必须经过西门城外约三四百米远的地方，然后折向北朝着梅渚镇方向前进。因此，我们经过时，与国民党军队设在西城门口的岗哨相距很近，彼此都看得清清楚楚。当我们这支队伍经过时，国民党军队两个值班的哨兵端着长枪，远远监视我们行进，情绪显得紧张。我们这支队伍则不予理睬，各自都在加强警备。有枪的同志还做好必要的自卫准备，衔枚疾走，没有发生问题。
第六天，我们提早吃饭，由梅渚镇出发，准备以一天的时间赶到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的驻地。这是我们六天行军中一次最长的路程。我们由梅渚镇出发北上，很快地进入了苏皖交界的地方，到达溧阳县境内的殷桥，与郎溪辖地仅一河之隔。这里是一块平原地区，稻麦两熟，当时三麦、油菜已播种出土。沿途村庄群众知道我们是从皖南撤出的新四军，大家都聚集在村头观望，招手致意。我们这支队伍过了河口镇，在前往南渡镇的途中一个村庄上休息吃中饭。因为听说南渡镇上驻有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我们不便在该镇停留，必须趁着未过南渡镇以前吃好中饭，填饱肚子，争取在通过南渡镇时步伐加快，预防驻守在该镇的国民党顽固派部队前来挑衅。我们吃过中饭，重新上路，一面行进，一面沿途打听南渡镇上的国民党顽固派驻军情况。当这天下午2时左右通过南渡镇上时，却没有遇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只见有三五零星警察在街上行走。他们见到东南局警卫队一色短枪，精神抖擞，不敢有任何异动。据老百姓说，南渡镇上原驻有国民党军第四十师一个连，在两天前奉令被调往皖南方面集结，参与围袭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的行动。南渡镇是溧阳县的第二大集镇，水陆交通要道，舟楫云集，市面繁荣，镇北濑水（即胥河）河面上还停泊着一艘汽轮。我们平安无事地通过该镇，大家都舒了一口气。旋即过桥上京杭公路，折向东北方向，沿着农村土路前进。这一带是高高低低的丘陵坡地，地瘠民贫，进入冬季，景气比较荒凉，接近黄昏时，我们找到了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部驻地荫棠村（在竹簧桥镇西北三四里），大家无不感到胜利的喜悦。
我们到达荫棠村后，第二支队司令部的通讯员把曾山和我们一起带到苏皖区党委书记邓仲铭（邓振询到苏南后改名）住处。邓仲铭和第二支队司令罗忠毅、副司令廖海涛都在那里等候迎接曾山的到来。
他们见到曾山同志，热烈地祝贺曾山和大家一路平安，胜利到达。他们说："早已收到军部和东南局发来的电报，估计今天一定可以到达。"故而三人集中在一起等候。他们急需从曾山口中了解党中央对新四军军部、皖南部队移动的指示和确切的移动日期。因为第二支队奉命为迎接军部、皖南部队经苏南敌后北移的行动，已移驻到竹簧桥附近的敌顽空隙地区近一个月了，而现在溧（水）武（进）公路以北敌后地区正遭到日伪军大规模的"驻扎扫荡"；南面国民党统治区的顽固派军队又向北进逼，形势十分紧张，所以很想了解军部的整个军事部署计划与意图。
邓仲铭见到我随同曾山撤退出来，感到意外，连忙同我握手问道："你怎么也撤出来？其余的皖南特委同志呢？"我说："原来皖南特委的同志都将随军撤走，我率机关人员和被撤出的一部分'红'了的县、区地方干部随曾山先走。"我知道邓仲铭与罗、廖司令都急于了解军部的整个军事行动部署，不便与邓仲铭多谈。邓仲铭交代第二支队司令部一位副官，把我们一行安排到附近的另一个村上宿营。曾山和饶漱石夫人陆璀及陪同陆璀的另一女同志留住在第二支队司令部驻地，与邓仲铭、罗、廖司令同住在一个村庄上。
我们连续六天行军，休息下来后，反倒感觉有些疲劳。但是，一见到自己的部队，又像是到了家里见到亲人一样，相互交谈，问长问短，彼此都很兴奋。我们过去在皖南只听说苏南敌后据点林立，地区被分割，敌人进行频繁的"扫荡"，斗争如何如何紧张。但是，究竟敌后是什么样子，缺乏感性知识。现在来到以后，自然首先要向他们问清楚这里的情况。第二支队接待我们的同志告诉我们说："这里还不是真正的敌后，而是敌人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防区相对峙的一个空隙地带。我们利用敌顽矛盾而在此穿插活动。"
我们在一个小村庄上住宿下来，就听到北面的大高山上不断地传来轰轰的炮声，每隔三五分钟响一次，一连放了十几炮。大家都站在门外，屏息凝视着北方，一声不响，也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接待我们的同志大概理解我们迷惑不解的心情，就向我们说明："这是北面瓦屋山大山口敌人据点里打出来的空炮，早晚都要打几炮，无非是虚张声势，吓唬吓唬人，起不了什么作用。如果敌人是真正要下乡'扫荡'，反而不打炮。瓦屋山大山口离这里还有三四十里，步行到此，需要有半天的时间。我们在北面深武公路沿线各据点内，都布置有情报人员，据点外围村庄还设置有情报站，同时，部队驻地外围地区还派有便衣侦察人员。如果敌人从据点里出发向南'扫荡'，我们很快就能得到情报消息，部队就要及早转移，跳出'扫荡'圈外。最近，深武公路沿线各据点内的敌人兵力没什么变化，请大家尽管放心睡觉。如果有什么情况，我们会及时来通知你们。敌人是习惯打空炮的，请大家不要担心，安心住宿。"第二支队接待我们的同志这一番话，无疑是给我们这批初来苏南的人上了一课，使我们懂得了什么是敌后和一些对敌斗争的知识。虽然这里还不算是敌后，但已是战区、接敌区、敌顽对峙的空隙地带，有了一种浓厚的战争气氛。大家心中都有了底，心情反而平静下，睡了一个甜美的好觉。
我们住的这个村庄，只有二三十户人家，其中瓦屋很少，不到七家，全部是本地户祖传下来的房子。其余都是土墙草屋，全是贫苦农民，而且大多数是河南籍客户人，佃田、开荒耕种。据说清朝咸丰年间，这里曾是太平天国军与清军争夺的地区，人口锐减，田地荒芜，从江北甚至从河南陆续逃来一批灾民，帮工打零工，定居落户。所以，本地户与外地户几乎各占一半。村庄附近还有一些零星独居的"河南棚户"。地瘠民贫，人民生活很苦，在历史上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区之一。我们住进这个村庄时，已有比我们早几天由温仰春率领撤出来的东南局机关的一部分人员。
温仰春告诉我说："敌人正在敌后茅山地区进行'驻扎扫荡'，因而我们被滞留在这里，无法通过茅山封锁线。现在决定改经太沥、东路地区前往苏北地区。已派人前往侦察交通路线，不日可以起程。"我向温仰春探询："那我们这批人将怎样办呢？"温仰春说他已决定去苏北，至于我们这一批撤出的人员，将看曾山的意见做出决定，是北上还是留在苏南地区分配工作。我同温仰春交谈到深夜，从他口上得到这个讯息。
我们住的这个村庄，群众对待我们十分亲切热情。他们希望新四军部队这次来了，不要再走，使他们的生活得到安定，不致遭到日伪土匪的骚扰。这一带农民生活很苦，农业生产方式落后，耕牛极少，全赖人力耕耙，水源缺乏，基本上是靠天收成。我们到时，虽在秋收以后，但因是在冬闲期间，大多数农家都是一日两餐，吃的都是山薯杂粮稀饭。
这里的洗澡与别处大不相同，从不用澡盆，也没有澡盆，而是在一种浴锅里洗澡。大部分人家都有浴锅。浴锅是砌在堆柴草、养猪羊的附属房屋里，砌得与烧饭锅台一样高，只是浴锅的厚度比饭锅要厚些。锅边有卷沿，比饭锅砌得坚实。锅筐大，锅中可容坐一个人洗澡。浴锅砌在四方的灶台之中，储满冷水，下面烧火，水烧热到一定温度，人坐进锅里洗澡。我们连日行军，风尘仆仆，大家都需要洗一次澡，清洁一下。但是大家都没有见过在锅里洗澡的。开始时，大家都不敢下锅，怕铁锅烧红了烫坏了皮肤，其实这是不必要的顾虑。因为锅里放有冷水，下面烧火，铁锅的温度是与水的温度相一致的，只要水不烧开和不烫手，坐进锅里洗澡，锅底也是不烫人的。开始我也有同样的顾虑，主要是缺少对铁锅导热作用的科学常识。待我坐进浴锅洗澡后，才亲身体会到只要水不烧开、不烫手，锅底是永远不会烫人的。如果不是亲自实践，不"亲口吃梨子"就不会知道"梨子"的甜美滋味。在浴锅里洗澡与在澡盆里洗澡各不相同，它比在澡盆里洗澡更为舒服，可以保持浴锅里水的一定温度，使水温不会很快变冷。如果水温嫌冷，只要在锅下再烧一把火，又可以慢慢地升热起来。同时，一锅水可以洗一家人（五六口人）。这在水源困难的地方，采取浴锅洗澡是一个好办法。当然也有它的缺点，用一锅水洗澡，容易传染皮肤病。我抗日战争时期在京沪铁路的苏南各县活动打游击时，只看到溧阳北部地区才有这种浴锅洗澡的现象。其它各县甚至在溧阳其它地区也都是用澡盆洗澡的。其历史渊源如何，我曾经向当地居民了解，始终没有得到答案。
溧阳农村风貌与皖南农村情况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封建剥削制度为主的小农经济。但是，由于地区民情风俗的差异，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生活特征。一般说来，溧阳北部这块地区，比皖南泾县云岭地区生活条件要差多了，赤贫多，土匪多，卫生情况极差。而且云岭地区是新四军军部的驻地，经过新四军两年多的驻防和开展群众工作，那个地区已发生了明显变化，农村人民生活习惯、文化素质和卫生条件都有某些改变与改善。而溧阳北部地区情况有些不同，它处在敌伪顽双方夹击的空隙之间，虽有我军游击活动，流动宿营，但流动性大，基层工作不稳定，加之日伪虏掠，土匪骚扰，顽军进攻，弄得民穷财尽，生产落后，农民生活十分艰难，农村中的文化、卫生条件自然就谈不上改善了。当地人民对新四军仍寄以极大的期望。
在我到达苏南第二支队司令部驻地的第二天早饭后，前往邓仲铭处看望他，恰好第二支队罗忠毅、廖海涛两位司令也在他那里聊天。邓仲铭见我到来，连忙起身问我："昨晚你们大家睡得怎样？睡得好吗？大概都是睡稻草地铺吧！"我说："大家睡得很好，睡得很甜。从皖南出发以来，一直是睡稻草地铺的，已经习惯了。"邓仲铭说："那就更好了！"接着要我坐下。他把罗忠毅、廖海涛两位司令介绍给我相识。其实，昨天到后，我已认识他们两位，只是没有人给我作正式介绍。今天，邓仲铭给我补上这一课，我首先表示对罗、廖两位司令的敬意，感谢第二支队对我们生活上的安排，然后相互交谈起来。我们虽属初次相见，却犹如故旧重逢，谈得亲切自然。这是革命队伍中一个普遍的特点，因为彼此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的，由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凝结在一起。
【欧阳惠林，1911年10月生于安徽省东至县。曾任中共苏皖特委书记，苏皖、苏南、苏浙区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华中工委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苏南区委农委书记、江苏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省委宣传部部长、江苏省副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