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芳是我的亲弟弟，我们兄弟从小感情就极好，他很早就跟着我做抗日工作，各方面受我的影响很大。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者疯狂侵略东北，屠杀践踏东北人民。春芳义愤填膺，就在兰西县联系团结了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开展抗日活动。
1932年春我受党组织派遣回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时，春芳在兰西县为了帮助我招收李海青部参加们的义勇军队伍，做了不少工作。1933年春，我介绍他到张家口参加了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领导的察绥抗日同盟军，任副营长。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察绥抗日同盟军取得很大战绩，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但也因此遭到日军更大压力，特别是遭到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忌恨、破坏、镇压，最终失败。1934年，春芳回到东北，在黑龙江省庆城县伪县公署以任警尉为掩护职业，与当地抗日联军游击队建立了密切联系，继续从事反满抗日工作，积极搜集日、伪军的情报传递给抗联游击队，搞枪支弹药、医药用品秘密送游击队。1937年至1940年间，他多次按我的要求搜集东北的情报交我，也曾帮助我把情报送到中共北方分局社会部。
这就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怀疑。一天半夜，春芳正在灯下聚精会神地抄写抗日宣传材料，忽然外边附近街上传来几声狗叫。春芳急忙从窗帘缝往外看，月色朦胧中看到几个黑影正朝自己家这边移动，脚步声也越来越近。他立即把桌上的材料收拢起来，一时找不到放的地方，因为日军、特务来了肯定把家翻个底朝天。他急中生智，上前一步把大女儿推醒，随手把一叠宣传材料塞到女儿枕头下面。女儿微微睁开惺忪的眼睛，问："爸爸，怎么啦？"
春芳贴她耳边说："鬼子、特务来了，你快躺下装病，装得越像越好。"孩子很机灵，已经完全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会意地点点头，立即躺好。春芳随手用一块湿毛巾放在孩子的额头。
这时，急促的叫门声响了，枪托砸在门上很急很重，春芳和妻子上前开门，只见三个日本兵和一个中国翻译一拥而人，门口还有两个站岗的。
女儿躺在炕上，闭着眼睛大声喘气，还不时发出"哎哟，我难受"的呻吟声。
母亲忙问："孩子，感觉怎么样？"一边轻轻拍着孩子的身体。
那个翻译问："谁是李春芳？"
春芳迎上前镇定地回答："我就是。"
翻译说："你跟我们走一趟。"
日军的三把刺刀立即齐齐对着春芳。春芳说："孩子病重，我现在不能跟你们走。"
女儿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妈，我肚子疼。"
翻译毫不理会："皇军叫你去，立刻走，少啰唆！"
一个日本兵这时已上来拽他。翻译问了一句："孩子什么病？"
春芳妻子说："一连烧了几天了，可能是疟疾一类的急性传染病。"翻译用日语跟日本兵咕噜了几句，日本兵马上退后几步，押着春芳走了。
翌日，鬼子审讯了春芳整整一天，春芳坚决不承认有任何反满抗日行为，同时大呼冤枉。日本人一时拿不出任何证据，当天放了春芳，实际派便衣特务严密监视。显而易见，他再在此地做抗日工作已十分困难。我经请示党组织，决定叫他到上海配合我工作。
1942年，他到上海随我为党工作。原来我担心他年轻性急，怕他容易暴露，一直没有同他说明我们是中共地下党，只说我们是为抗日工作。我让他送情报，也是让他到指定地点用指定暗号接头，春芳也自觉不问。静云从根据地回上海，忍不住向他讲述了根据地轰轰烈烈、热气腾腾、生龙活虎的抗日情况，他才知道我们中共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他埋怨我们那么长时间不同他讲实话，但配合我们工作更积极主动了。
我先介绍他到伪保安司令部教导团学军事，然后把他安排在上海伪保安司令部封锁管理处任上校专员。那时汪伪政府伪军的官特别毛，人称"上校数不清、少将满地走"，我这个处长就是少将，安排个上校不会引人关注。但春芳天天见那些伪军官兵狐假虎威、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敲诈勒索，心里怒火冲天却不能有任何公开表示，回家多次跟我和静云说："我一天也干不下去了，憋气都憋死了，你们一定把我送到根据地当八路军，和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地干！"
那一段时间张友恒住我家，与春芳一屋，两人一谈就是半夜。他很有方法，不断对春芳进行启发教育。春芳向他表示决心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日军决战疆场。张友恒既批评了他不安心在敌后做情报工作，指出这也是同日军作战，作用不能说比上火线小；又赞扬他要进根据地参加八路军，不怕牺牲冲锋陷阵一往无前的革命热情。张友恒很能密切联系群众，善于团结青年站在他的周围，听从他的指挥，为革命工作。我看他主要是以自己的英雄气魄、侠肝义胆，感召和吸引那些爱国青年，让他们从自己身上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青年的伟大形象，使他们心甘情愿投入革命队伍，献身革命，杀敌报国。
春芳对我说："大哥，我是真心实意甘愿跟随金声哥（当时张友恒化名赵金声）这样的青年奔赴抗日战场，同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痛痛快快干上一番，死而无怨，我一天也不愿在这鬼地方待下去了！"
张友恒经过考虑，认为应该支持春芳的意愿，便同意他的要求。春芳提出家乡有几个青年，早就同他一起搞抗日活动，多次表示愿追随他参加抗日，他想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大家一块儿参加八路军。他还打算回东北把家属安置一下，然后到天津再转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张友恒把接头地址交给春芳，约好在天津见面。
春芳非常兴奋，跳起来说："太好了！我一定干出一番成绩再来见你！"
我当时提出："一定注意安全、保密，不要出任何问题。"
张友恒11月初离沪返津。春芳12月初从上海回到巴彦，因为要等一个外出的同学回来一起走，在家整整拖了两个多月，春节过后才告别亲人到达哈尔滨。他拿着火车票检票进站时，突然发现有几个可疑的人正盯着自己，他心里惊：有鬼！
正要伸手接票，一副明晃晃的手铐咔嚓一声将他的双手铐住了，春芳立即使尽力气举起双手，高声大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你们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你们凭什么乱抓人？"
春芳这样是用行动通知旁边约好同行的几个同学赶紧走开。那几个同学马上分头散开，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事后，春芳被押到日本宪兵队，在监狱中、审讯室里，受尽酷刑，什么皮鞭子、"压杠子"、灌辣椒水、上老虎凳、过电等各套刑罚，金钱、女色、官位等诱惑，各种硬的软的招数，日军都一一用过。但他坚强不屈，咬着牙坚持自己是负责任的满洲国警官，一向忠于职守。去天津、上海是想靠兄长提携，争取有更好的前程，在上海保安司令部封锁管理处任上校专员表现突出，工作成绩有案可查，任谁都说不出不字，任谁怎么诬陷都不怕，这次回家是正常探亲。所以包括这次及前一次被捕，一定是有人陷害。
春芳真正做到了严守党的机密，一字没吐实情。后来上海、天津的地下党组织他有联系的和联络点都丝毫未受影响。敌人对他那硬抗的烈性态度恨之入骨，认定几个案子的疑点都集中在他身上；可是又确实没抓住实际证据；这次毒刑用遍也没问出口供，真正无计可施，便下毒手将他秘密枪杀。春芳英勇牺牲时，年仅29岁。
地下党组织动员很多力量、关系多方营救，我当时也想尽了办法。但日军伪满当局因为没抓住拿得出的证据又没得到任何口供，就根本不承认有此一案，咬定压根没有抓过此人，所以没有救出来。
唐代大诗人杜甫诗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我又添上两句："日寇杀我亲兄弟，此恨绵绵最伤心！"这里有两重意思：一是表明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及其走狗汉奸的深仇大恨，我要同他们斗争到底，向他们讨还血债；二是痛悔，"恨"还有"长恨歌"的"恨"，就是遗憾，真是痛心哪，就是我对他帮助还不够，要求不够严，以致他在回家找青年朋友问题上出现疏漏﹣﹣不该拖那么长时间，如果跟他说清楚，日军早就抓过你，已经盯上了你，回到家安排一下，带着朋友立即直接赴根据地参加八路军，万万不能拖拖拉拉夜长梦多，就完全可能避免这个牺牲。
张友恒对李春芳表现出他对党、对同志负责的品质和作风。解放后，春芳的子女为他们的父亲申请国家颁发的烈士证时，有关单位多次向张友恒了解情况，他都不厌其烦地多次据实说明并写出证明，使问题顺利地得到解决。
李春芳革命烈士证明书
【李时雨（1908—1999），黑龙江巴彦县人，中共地下工作者。1928年考入国立北京法政大学，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按党组织的指示，1934年打入东北军西安「剿总」第四处，1937年打入天津高等法院任检察官，1939年8月出席汪记国民党「六大」。1940年3月任汪伪政权立法委员，1941年任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兼军法处长，1942年任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第四处处长兼执法队队长，1943年任伪上海市警察局司法处长，1945年任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第二组组长，1946年9月被军统扣押，被国民党上海法院判刑七年半,1949年出狱。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先后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及统战部门工作过。1982年离休前，担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