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以色列舆论渐变，新纳粹一词再不为过
从去年10月哈马斯闪击到今年4月巴以交火，这轮以巴冲突不仅烈度超乎想象，也严重冲击以色列的国际形象。
以色列被指控进行长达75年的种族隔离、对巴勒斯坦领土长达56年的占领、对加沙长达16年的封锁，且涉嫌违反1948年的【防止及惩治危害种族罪公约】和国际法中有关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义务规范。 国际法院也在1月26日作出临时判决，要求以色列必须避免种族灭绝发生。
虽然英美法德等西方国家都表态不同意种族灭绝指控，但这些官方声明连说服本国民众都有问题，自然也很难逆转全球舆论格局。例如根据【经济学人】1月民调显示，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以色列正对巴勒斯坦人实行种族灭绝，这个回答在18-29岁的受访者中甚至高达49%。
而聚焦以色列形象的民调证据同样鲜明。根据【时代杂志】1月披露的美国莫宁咨询公司调查结果，自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世界各地对以色列的支持度大幅下降：在接受调查的43个国家中，有42个国家出现了下降。
整体来说，全球舆论对加沙战争的看法高度趋同：不论以色列有什么理由，这场战争明显缺乏正当性，其所导致的死伤更让以色列的形象经营前功尽弃，甚至正在透支二战以来的舆论格局，让以色列从曾经的大屠杀受害者彻底堕落为冷血新纳粹。
首先观察以色列的新纳粹形象起源。基本上这一形象不是源于这次冲突，而是早在上世纪以色列建国后，就已被部分以色列、阿拉伯、西方知识分子提出。例如哲学家汉娜·鄂兰就曾提到，以色列建国解决了欧洲的犹太人问题，却制造了大量阿拉伯难民。
而且犹太历史学家倾向将犹太人描绘成历史的受害者、而非历史的创造者，等于是让犹太人拥有了永恒的善良身份。鄂兰更在1948年直接将以色列自由党与纳粹进行比较，称前者的组织、政治哲学、社会基础，都与纳粹及法西斯政党高度相似，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不安的政治现象之一。
以色列哲学家耶沙亚胡·莱博维茨也在1968年提出，犹太人对巴勒斯坦领土的持续军事占领，必然导致以色列国防军的道德沦丧，并痛批以色列正将士兵变成犹太纳粹分子。
例如德国政治学家、柏林国际反犹太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克莱门斯·赫尼就认为，将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与纳粹主义相提并论纯属颠倒是非，是极其激进的反犹宣传；拜登也表示，将纳粹德国与以色列进行比较，是对大屠杀的软性否认，是不否认却颠倒事实，把受害者说成加害者，而这种错误的比较淡化了大屠杀的本质，比直接否认更狡猾。
当然，上述说法的深层脉络，也有部分出自西方行之有年的大屠杀独特性论述，也就是认为犹太大屠杀不能被与其他屠杀相比较，因为这场屠杀是人类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存在。
整体来说，正因当年纳粹大屠杀的图腾过于鲜明，所以套用到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身上，增加了不少论述的冲击性、历史讽刺感。只是这些套用确实不能排除反犹主义的潜流，尽管其占比可能不高、甚至极低，却毕竟在西方社会历史悠久，且是导致纳粹成功动员大屠杀的原因之一。因此长年以来，将以色列与纳粹相提并论、或在以巴冲突上套用大屠杀叙事，都是某种危险的政治不正确，容易被反犹、否认大屠杀等叙事攻讦。
但从近20年的局势发展来看，两个现实正在改变二战之后的舆论格局，让以色列是新纳粹的论述越发不受反犹主义的阴影掣肘。
首先是以色列的状态。显而易见，如今的以色列已非当年脆弱无祖国的犹太社区，却还持续以受害者自居，这种作法不仅很难引发共鸣，还会强化以色列把大屠杀当道德免死金牌的形象，甚至连自己人都看不下去。例如立场左翼的前以色列议长亚伯拉罕·伯格就曾嘲讽，以色列人已经武装到牙齿超过60年，拥有军队和特种部队，拥有犹太人从未拥有过的能力，却还每天害怕。
而2023年10月这轮以巴冲突的炸裂，无疑加剧了前述舆论格局的倾斜，让以色列是新纳粹的叙事更有市场。
例如沙特国王大学的政治社会学教授哈立德·达希尔就在冲突不久后公开批评以色列以纳粹风格推行其政策，称以色列正在发动战争、屠杀和没收土地，以建造定居点并迫使原住民流离失所。谁反对，谁就会被指控为反犹主义，但正是他们从德国带来了纳粹主义。
2023年12月，美国知名记者玛莎·格森在【纽约客】上撰文讲述加沙战争，文中谴责哈马斯10月7日的袭击暴行，同时也批评以色列轰炸加沙地带，堪比纳粹清洗东欧贫民窟。可想而知，这篇文章引来德国以色列协会的抗议，玛莎·格森的获奖资格一度受到影响，不过因颁奖单位力保，最后还是以推迟典礼、缩小规模的方式，让玛莎·格森成功领奖。
2024年2月、国际法院对以色列种族灭绝案作出临时判决不久后，巴西总统卢拉公开发声，称以色列正对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实施种族灭绝，这不是一场士兵对士兵的战争。这是一场准备充分的军队与妇女儿童之间的战争，卢拉更表示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民所发生的事情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除了希特拉决定屠杀犹太人的时候。
当然，以色列也为此暴跳如雷，并将卢拉列为不受欢迎人物，称除非卢拉道歉否则将被拒绝入境，但卢拉无动于衷，巴西外交部则直接召回了驻以色列大使。
显然，在以色列兵强马壮、持续大开杀戒的现在，大屠杀受害者身份越来越难遮掩加沙的遍地鲜血，倒是以色列是新纳粹的论述越来越有市场，且论者所要付出的政治不正确代价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低。
当然从更严谨的角度来看，以色列是不是新纳粹或许是学术问题；但在现实世界中、尤其是加沙战争正在进行的当下，这个叙事毫无疑问是舆论问题。而民众要形成这种认知，其实也无须研究与爬梳学者的长期辩论，而是在事件进行的时空中，观看媒体报道、社群讨论、人物的相互博弈，直接就能叠加情绪感受形成认知。
有趣的是，这次美国媒体一如既往，都对冲突采取了亲以色列的报道立场，例如聚焦10月7日闪击造成的以色列伤亡、用极度煽情的语言讲述哈马斯的杀戮、片面强调美国在冲突后出现了反犹事件、严重回避巴勒斯坦儿童与记者在战争中的死伤，却还是无法让舆论的风向一面倒同情以色列，更无法阻止「以色列是新纳粹」的批评叙事壮大。
原因之一，是美国当下阅听市场的年龄分层：传统印刷媒体、有线电视主要覆盖中老年阅听人，年轻人则更多是通过TikTok、YouTube、Instagram和Twitter了解这场冲突。换句话说，后者不易被美国传统媒体的亲以立场所网罗，反而很容易在新旧媒体之争、真相vs假象、事实vs宣传的视野下，更加排斥亲以的战争叙事，认为传统媒体与犹太金融资本沆瀣一气，已经毫无公信力可言。
但最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出在以色列自己。冲突发展至今，以军已在加沙造成数万平民死伤，即便以色列曾有哈马斯先动手的舆论防护罩，在如此不成比例、形同屠杀的报复下，也早就被枪林弹雨震成碎片。
但以色列犹嫌不足，不仅挥舞染血双手继续杀戮，还让外交官全球出击，频上节目、投书媒体为军队暴行辩护，满嘴「以色列不以平民为打击对象」的睁眼说瞎话，同时又把所有批评声音打成反犹主义，称外界指责都只是为了诋毁以色列。如此大言不惭、强词夺理，只能更加暴露西装笔挺下的泯灭人性，同时激化同情巴勒斯坦方对以色列的负面观感。
到头来，舆论恰如流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新纳粹讽刺能从能从过去的大逆不道、冒天下之大不韪，转为今日的虽争议却有市场，以色列要负最大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