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年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致电姬鹏飞：中国国旗的位置，该如何确定？
1971年10月25日，对中国来说是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当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时，整个会场沸腾了。然而，在这个历史性时刻的背后，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小插曲：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面临着一个看似简单却又颇具深意的难题。在给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姬鹏飞发出贺电后，他和工作人员陷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困境：中国国旗究竟该悬挂在联合国大厦的哪个位置？这个问题背后，不仅关乎外交礼仪，更体现着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变得如此复杂？当时的国际形势又给这个问题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一、国际形势的转折点（1971年前）
1969年，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变化。美国在越南战争中陷入泥潭，其全球霸权地位开始动摇。与此同时，苏联在东欧的扩张野心日益显露，中苏关系持续恶化。
这一年的3月，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让美国决策层意识到中苏关系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尼克松总统上任后，立即指示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研究对华政策的调整方案。
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一间会议室内，国务卿罗杰斯正在与各国驻美大使们讨论国际局势。来自法国的大使提出：＂美国必须认识到，继续孤立中国的政策已经不合时宜。＂这番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共鸣。
同年7月，美国宣布放宽对华贸易和旅行限制。这一决定震动了整个国际社会。日本驻联合国代表立即向东京发回电报，建议重新审视对华政策。
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1970年，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公开表示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坦桑尼亚、马里等非洲国家纷纷响应。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对改变联合国中的不合理现状表现出强烈意愿。
在亚洲，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主动提出愿意为中美对话牵线搭桥。1970年10月，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向基辛格转达了中方愿意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
与此同时，加拿大和意大利也开始与中国接触。1970年底，加拿大与中国建交，这一决定在西方阵营内部引起连锁反应。意大利、比利时、奥地利等国开始重新评估其对华政策。
1971年初，国际形势的变化更加明显。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乒乓外交＂轰动全球。日本【读卖新闻】刊文指出：＂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就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联合国内部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讨论也日趋激烈。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开始酝酿在联大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6月，联合国秘书处的一份内部报告显示，支持中国重返联合国的会员国数量已经接近半数。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布什不得不向国务院建议，重新考虑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继续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政策，已经变得越来越不现实。＂
二、关键的外交博弈（1971年7-10月）
1971年7月9日凌晨，一架巴基斯坦专机悄然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机上搭载的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一行。这次秘密访问，成为了中美关系解冻的重要转折点。
基辛格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为尼克松访华铺路。在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总理与基辛格展开了长达17个小时的会谈。会谈中，双方就台湾问题、中美建交程序等关键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在谈判过程中，基辛格提出了一份关于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建议方案。他表示，美国可以考虑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时采取较为灵活的立场。周恩来总理则明确指出，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不容讨价还价。
7月15日，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将于1972年5月前访问中国。这一消息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其对华政策。
8月初，联合国秘书处收到了来自23个国家的联合提案，要求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题列入大会议程。这23个国家中，既有阿尔巴尼亚这样的传统友好国家，也有法国、英国等西方大国。
9月，美国和日本等22个国家提出了＂双重代表权＂的方案，试图在保留台湾席位的同时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方案遭到中方的坚决反对。
10月初，联合国大会开始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辩论。在辩论过程中，支持中国的国家数量不断增加。坦桑尼亚代表在发言中指出：＂任何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做法都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歪曲。＂
10月20日，基辛格第二次访华。这次访问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联合国表决问题。在与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基辛格表示美方将不会阻挠中国重返联合国。
同一时期，中国外交部在北京紧锣密鼓地筹备着重返联合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外交部成立了专门工作组，研究联合国的议事规则和工作程序。姬鹏飞部长多次主持会议，讨论中国代表团的人员构成和工作方案。
10月23日，联合国大会即将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进行表决。各国代表纷纷展开最后的游说活动。在表决前的几个小时里，一些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国家开始明确表态支持中国。
在这场关键的外交博弈中，中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的企图。这一立场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也赢得了一些西方国家的理解。
这段时期的外交较量，不仅关系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进程，也深刻影响着整个国际格局的走向。各方的博弈，最终将在10月25日的联合国大会表决中见分晓。
三、意想不到的变数
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后，一个看似简单的技术性问题却引发了各方的激烈讨论：中国国旗应该悬挂在何处？这个问题背后，涉及到多个意想不到的外交考量和技术难题。
首先是各国对国旗位置的不同建议。法国代表提出，按照字母顺序排列似乎最为妥当，这样可以避免任何政治争议。但苏联代表则认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的国旗应该与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并列，位置应该在美国和苏联之间。
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处内部也出现了分歧。礼宾部门认为应该遵循传统做法，按照各国加入联合国的时间顺序排列。但政治部门则提醒，中国是恢复席位而非新加入，这种做法可能会引起争议。
更为复杂的是，联合国大楼的建筑结构本身也带来了技术困难。大楼正门的旗杆数量有限，要在现有的旗杆之间增加一面新的旗帜，需要重新调整所有国旗的间距。建筑部门的工程师指出，这项工作需要至少三天时间完成。
10月26日上午，联合国秘书处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期间，一位来自北欧的高级官员提出了一个临时方案：在正式确定国旗位置之前，可以先在联合国大楼东侧的临时旗杆上升起中国国旗。这个建议立即引发了新的争论。
一些非洲国家的代表认为，这种做法可能会被解读为对中国地位的轻视。他们建议暂时取下所有国旗，待新的排序方案确定后再统一悬挂。但这个提议又遭到了其他国家的反对，理由是这样做会影响联合国的正常运转。
与此同时，联合国的新闻部门也面临着压力。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都在等待拍摄中国国旗升起的历史性时刻。新闻部主任不得不多次召开记者会，解释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为什么变得如此复杂。
更令人意外的是，这个问题还涉及到联合国的财务问题。根据规定，新增或调整旗杆的费用需要从联合国的年度预算中支出。但1971年的预算早已编制完成，这笔意外支出需要通过特殊程序批准。
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秘书处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在最终确定国旗位置之前，可以在联合国大会厅内先悬挂中国国旗。这个建议得到了多数会员国的支持，因为它既符合外交礼仪，又避开了技术困难。
就在各方讨论僵持不下的时候，一位资深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找到了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的相关文件。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当时对五个常任理事国国旗位置的安排原则。这一历史资料为解决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些意想不到的变数，使得一个本应简单的程序性问题变成了一场复杂的外交考验。它反映出，在重大历史转折点上，即使是最细微的技术细节也可能牵动各方的敏感神经。
四、最终的决定
1971年10月26日晚，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在收到姬鹏飞的回电后，立即召集了一场特别会议。会议的唯一议题就是确定中国国旗的最终位置。经过反复协商，与会各方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
这个决定是基于以下几个重要考虑：首先，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的历史文件显示，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国旗应该在正门的中心位置并排悬挂。其次，考虑到中国是恢复合法席位而非新加入联合国，因此应该沿用当年的排序原则。
为了实施这一决定，联合国秘书处连夜展开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工程部门的技术人员在寒风中架设新的旗杆，调整固定装置。安保部门则制定了详细的升旗仪式方案，包括具体的时间安排和现场秩序维护措施。
10月27日凌晨，联合国大楼外的工程车辆来来往往。技术人员需要在天亮前完成所有准备工作。他们先是拆除了原有的部分旗杆，然后按照新的间距重新安装。每个细节都经过反复测量和校准，以确保五面常任理事国国旗的完美排列。
与此同时，礼宾部门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他们需要确保新的中国国旗符合联合国的规格标准。一位来自瑞士的旗帜专家被紧急请来，负责检查国旗的尺寸、材质和色彩。这位专家在查看国旗后指出，这面五星红旗的制作工艺十分讲究，完全符合国际标准。
为了确保升旗仪式的庄重，联合国秘书处还特别调整了周边的照明系统。工作人员在深夜测试了多种灯光效果，最终选定了最适合的照明角度和亮度。
10月28日清晨，联合国总部大楼前已经聚集了大批记者和各国外交官。在经过最后一轮检查后，新的旗杆排列终于完成。中国国旗的位置被确定在美国和苏联国旗之间，这个安排既体现了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原则，也符合五大常任理事国的特殊地位。
上午九点整，随着升旗手的动作，五星红旗缓缓升起。这一刻，数十台摄像机同时对准了这个历史性的画面。现场的掌声此起彼伏，许多非洲和亚洲国家的外交官更是激动地站起来鼓掌。
这个看似简单的国旗位置问题，最终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得到了圆满解决。它不仅体现了联合国的行政效率，更展示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重返联合国的重视程度。这个决定也为今后联合国新成员国的国旗悬挂确立了重要先例。
五、深远的影响
中国重返联合国并在总部升起国旗的消息迅速传遍世界。这一历史性时刻在国际社会引发了连锁反应，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联合国大楼的范围。
首先是外交关系的急剧变化。1971年11月至12月期间，就有15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国家包括了比利时、智利、秘鲁等传统亲美国家。各国驻联合国代表处纷纷致函中国代表团，表达建立工作联系的意愿。
在经济领域，国际贸易格局开始出现新的变化。1971年12月，日本贸易协会组织了首个赴华考察团。欧洲经济共同体也开始讨论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的可能性。多个国际商会表示希望与中国建立商业往来。
联合国内部的工作机制也随之调整。安理会会议开始使用中文作为工作语言之一。联合国秘书处设立了中文翻译组，紧急招募了一批精通中文的国际工作人员。各专门机构纷纷邀请中国派代表参加工作，如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
在发展中国家群体中，中国的影响力显著提升。1972年初，非洲联盟会议专门讨论了与中国合作的议题。坦桑尼亚等国提出，希望中国能够在联合国框架下帮助非洲国家发展经济。亚洲多个新独立国家也表示要加强与中国的联系。
国际问题的讨论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在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的＂第三世界＂观点得到广泛响应。发展中国家开始更多地通过联合国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些重要的国际议题，如裁军、发展援助等，都出现了新的讨论维度。
科技文化交流也随之展开。1972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出第一个代表团访华，就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进行磋商。多个国际学术组织表示希望恢复与中国学术界的联系。
在联合国维和行动方面，中国的参与为相关工作带来新的思路。中国强调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主张尊重各国主权。这些理念逐渐影响了联合国处理国际争端的方式。
媒体报道的角度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西方主要媒体开始派驻北京记者，增加对中国的报道。国际通讯社纷纷在北京设立分支机构。这些改变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逐步深入。
联合国的工作方式也随之调整。秘书处开始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在制定工作计划时更多考虑各方利益。一些长期被忽视的议题，如发展不平等、经济援助等，开始得到更多关注。
这些变化不仅体现在外交和政治领域，更延伸到了国际社会的各个方面。中国重返联合国这一事件，实际上开启了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时期。各国之间的互动方式、国际组织的运作模式、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思路，都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