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J.D·万斯的崛起为标志,共和党内民粹主义与文化战争的势力日益强大,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民主未来发展的严重担忧。这一发展反映了美国保守主义内部更广泛的转变,文化和道德问题已成为政治身份和战略的核心。这一转变的影响是深远的,引发了人们对两极分化加剧和民主倒退的担忧。随着共和党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国家政治和社会结构所面临的挑战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J.D·万斯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的崛起标志着共和党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凸显了右翼民粹主义及其议程中的文化战争。虽然这种现象看似现代,但其根源却深深植根于政治历史(Hicks,1931年),必须从民粹主义和当代美国社会的道德冲突这一更广泛的背景下来理解。
民粹主义:简要概述
民粹主义是政治学中一个多面且备受争议的概念,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和定义。从本质上讲,民粹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政治方法,它将政治视为「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之间的斗争,这种概念化由卡斯·穆德(Cas Mudde)和克里斯托瓦尔·罗维拉·卡尔特瓦瑟(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在2017年推广。然而,这个定义虽然被广泛接受,但并没有完全捕捉到这一现象的复杂性。
穆德(2004)将民粹主义描述为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这表明民粹主义缺乏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等其他意识形态的全面性,而是依附于各种政治学说。霍金斯和卡尔特瓦瑟(2017)进一步探讨了这一观点,他们强调意识形态方法,关注民粹主义言论的内容及其与主流政治话语的区别。然而,一些学者反对将民粹主义严格归类为一种意识形态。例如,阿斯兰尼德斯(2016)驳斥了民粹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观点,并建议将其视为一种话语框架或政治策略,可供各种意识形态阵营使用。
争论还涉及是否需要为研究民粹主义制定一个最低限度的定义。德拉托雷和马佐莱尼(2019)认为,一个清晰、最基本的定义有助于防止概念的延伸,而其他人,如本韦尼斯特、坎帕尼和拉扎里迪斯(2016)则认为,概念的流动性对于捕捉其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表现至关重要。
此外,人们经常讨论民粹主义与全球化和精英驱动政策之间的对立。斯泰格(2019)描绘了反全球化民粹主义的兴起,强调了其意识形态基础以及对那些因全球经济和文化变化而感到被剥夺权利的人的吸引力。同样,阿布斯和莱曼斯(2018)探讨了民粹主义与政党危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欧洲极右翼运动的背景下。
彼得·迪尔(Peter Diehl,2022)主张对民粹主义进行更细致入微的理解,承认其复杂性和可能采取的各种形式。这种观点与更广泛的文献相一致,即民粹主义是对感知到的政治失败的反应,通常通过排斥和反对现状的言论来表达(塔格特,2018;福山,2017)。安塞尔米(2017)和穆德和卡特华兹(2017)进一步探讨了民粹主义在不同政治环境下的适应性,并进一步证实了民粹主义并非一种固定意识形态,而是不同政治行为者手中的一种灵活工具。
美国、民粹主义与文化战争
在美国,民粹主义历来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从19世纪末的农业民粹主义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右翼民粹主义。后者以唐纳德·特朗普和最近的J.D.万斯为代表,利用文化和经济焦虑,经常将问题描述为普通、勤劳的公民与腐败、脱离实际的精英之间的斗争。这种形式的民粹主义利用不满情绪来促进政治和社会两极分化,体现了「分而治之」的格言,从而侵蚀了民主规范。
「文化战争"一词指的是意识形态和道德冲突,这种冲突在许多西方民主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政治话语中日益凸显。这些冲突围绕着堕胎、LGBTQ+权利、移民、枪支管制以及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亨特,1991年,1993年;哈特曼,2019年)。文化战争不仅仅是政策辩论,更是关乎社会身份和价值观的斗争。它们触及根深蒂固的信仰和情感,往往导致高度两极化和难以解决的冲突。正如埃兹拉·克莱因所指出的,这些文化和道德分歧已经根深蒂固,现在甚至左右着政治倾向和社会身份。政治派别已成为更广泛的文化身份的代名词,这使得妥协和对话变得越来越困难。
民粹主义与文化战争的融合对当代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民粹主义领导人经常将文化问题作为武器来动员其支持者,将自己塑造成传统价值观的捍卫者,对抗自由派精英和进步运动带来的威胁。这种策略在J.D·万斯的政治生涯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现年39岁的J.D·万斯是俄亥俄州参议员,也是畅销书【乡下人的悲歌】的作者,该书描绘了美国非城市地区贫困白人的现实生活。作为新一代政治家的代表,他拥护保守民粹主义,并将其作为成功的政治策略,从特朗普主义的批评者转变为支持者。
万斯的崛起以及他参与所谓的「文化战争」——倡导更严格的移民政策,猛烈抨击学校和大学中的进步教育(例如批判性种族理论和性别研究),通过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捍卫传统美国家庭,并强调好莱坞是一个摧毁「美国传统价值观」的行业——反映出共和党身份和优先事项的深刻转变,引发了人们对共和党乃至整个美国政治未来的质疑。万斯从特朗普的批评者转变为特朗普民粹主义的拥护者,反映出共和党内部更广泛的趋势,即文化保守主义已成为政治支柱。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强调好莱坞是一个摧毁「美国传统价值观」的行业——这反映了共和党身份和优先事项的深刻转变,引发了人们对共和党乃至美国政治未来的质疑。
万斯从特朗普的批评者转变为特朗普民粹主义的拥护者,反映了共和党内部更广泛的趋势,即文化保守主义已成为政治战略的核心支柱。万斯在移民、教育和家庭价值观方面的立场不仅反映了他对政策的偏好,而且也是一场旨在「拯救」美国免于道德沦丧的更大文化斗争的一部分。通过强调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等问题,并批评进步教育和好莱坞的影响力,万斯抓住了保守派选民的焦虑,他们因过去几十年的文化快速变化而感到疏离。
民粹主义与文化战争的融合改变了共和党的身份,使其从传统上对自由市场经济和外交政策的关注转向了更民族主义、文化保守的议程。传统上以奉行自由市场政策、军事干预主义和财政保守主义为标志的共和党正在经历一场「特朗普化」。 这一转变使该党与民族主义议程保持一致,唤起了人们对过去时代的怀旧情绪,吸引了渴望棒球比赛和热狗的「快乐黄金时代」的工人阶级白人选民。 政治学家奥雷利安·蒙东(Aurelien Mondon)和亚伦·温特(Aaron Winter)(2020)强调了这种对特定选民的关注对特朗普的胜利和英国脱欧的成功至关重要。
然而,这种植根于意识形态怀旧情绪的议程对美国共和主义构成了重大威胁。这种政治模式破坏了自由民主原则,例如权力分立、新闻自由和保护基本权利,可能会不可逆转地改变美国民主的格局。当涉及文化冲突时,风险就会增加,因为这些问题往往带有零和思维,妥协被视为对核心价值观的背叛。这与匈牙利在维克多·奥尔班统治下的情形极为相似,表明美国可能正在走向非自由民主,从而迎来一个独裁主义死灰复燃的时代。
以J.D·万斯的崛起为标志的共和党内部的民粹主义和文化战争愈演愈烈,引发了人们对美国民主未来的严重担忧。这一发展反映了美国保守主义内部的更广泛转变,文化和道德问题已成为政治认同和战略的核心。这一转变的影响是深远的,引发了人们对两极分化加剧和民主倒退的担忧。随着共和党继续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美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利害关系从未如此重大。
对美国民主的影响
共和党内部民粹主义和文化战争的加剧对美国民主构成了重大挑战。捍卫「人民」对抗「精英」的民粹主义言论往往破坏民主规范,因为它倾向于使政治反对派失去合法性,并削弱对体制的信任。此外,对文化和道德问题的强调加剧了社会分化,使得即使在最基本的治理问题上也很难找到共同点。
正如丹尼尔·齐布拉特(Daniel Ziblatt)和史蒂文·莱维茨基(Steven Levitsky)所言(2019),民主规范的侵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往往受到民粹主义领导人的推动,他们一旦掌权,就会寻求削弱体制的制衡。当涉及文化冲突时,风险就会加剧,因为这些问题往往带有零和思维,妥协被视为对核心价值观的背叛。
因此,J.D·万斯在共和党内部的崛起不仅是他个人的政治成功,也是更广泛趋势的体现,可能对美国民主产生长期影响。民粹主义与文化战争的交织表明,政治格局正在向更具分裂性和潜在威权主义的方向转变,自由民主的基本原则——例如法治、保护少数群体权利和尊重制度规范——正日益受到威胁。
结论
总而言之,J.D·万斯在共和党内部的崛起凸显了美国政治的重大转变,即民粹主义和文化战争已成为政治认同和战略的核心。这一转变反映了全球保守运动中更广泛的趋势,即对文化怀旧和对进步价值观的反对日益影响着政治话语。虽然这些动态在动员某些选民方面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它们也对自由民主原则的稳定性构成了重大风险,加剧了分裂,削弱了有效治理所需的共同点。
随着共和党在万斯等人的影响下继续演变,美国民主的未来可能取决于如何应对这些紧张局势。民粹主义与文化战争的交织引发了关于美国政治方向以及民主制度在面对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时是否具有韧性的关键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继续发展,美国政治和社会结构的风险仍然非常高,需要社会各界的认真考虑和积极参与。
作者简介：若昂·费雷拉·迪亚斯博士拥有里斯本大学 ISCTE 非洲研究博士学位（2016 年）和里斯本大学文学院宗教史与文化硕士学位（2011 年）。
他目前是ISCTE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隶属于机构、治理和国际关系研究小组，正在攻读国际研究博士学位，从政治司法角度探索文化战争和基本权利。除了在ISCTE的研究工作外，João Ferreira Dias 博士还是里斯本大学历史中心的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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