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中产的身份象征钢琴，正被市场抛弃。最近关于钢琴行业不友好的消息极多，「钢琴销量断崖式下滑」一度登顶热搜，然后又被某浪第一时间熟练的和谐掉词条。
以国内钢琴头部品牌珠江为例。去年前三季度，珠江钢琴主营业务收入大降31.47%，净利润更是暴跌93.54%，降到只有647.51万元。
对于一个上市公司来说，盈利能力几乎崩盘。
头部品牌之外，作为钢琴销售终端的个体门店的生意也不好做。
据不完全统计，2022年初我国共有琴行2.5万家，仅仅一年的时间，就有约三成倒闭。
这种惨淡状况还传导到二手购物平台。
某鱼上打折出售钢琴的卖家越来越多，橱窗中不乏四五千块的品牌钢琴，遇到有缘人还会送琴凳。
钢琴渐趋平民化，大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感。
上游厂商惨淡，下游钢琴培训市场也很难独善其身。有不少培训机构由于缺失生源，直接关门跑路，其中不乏昔日行业领导者。
似乎一夜之间，买琴人和学琴人，整个行业链条都流露着萧索寒意。
钢琴在我国长期只是上流人士阳春白雪的专属。
但近二十年以来，随着我国财富空前增长催生出大量购买力极强的中产，社会上迅速掀起一阵钢琴狂潮，我国逐渐成长为全球第一的钢琴消费市场。
有一组数据可以参考。
近年全球钢琴产销量基本稳定在40—50万架左右，而我国钢琴产销量就独占30万架以上，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热爱钢琴。
然而随着这些年经济形势的变化，钢琴这曾经个炫彩的泡泡正在被无情的现实击穿。
一是中产消费能级的下降，不足以支撑高价钢琴背后更加高昂的持续性培训班支出；
二是中产们开始发现，即便钢琴傍身也无法打破子女求职就业的天花板，更无法成为阶层跃升的敲门砖；
三是随着钢琴等艺术特长加分政策的取消，家长失去了最后的学琴动力。
当梦想的热望幻灭，回报率和投资无法实现正比，钢琴市场便不复辉煌。
目前钢琴行业库存巨大，未来至少需要3—5年的时间才能把过去10来年产能消耗完。
类似的去化速度在与中产有关的其他行业身上也能找到踪影。
不仅是钢琴，目前高端消费品市场普遍疲软，还有一个典型是中产男人最为挚爱的腕表。
腕表市场监测平台Watch Charts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二手腕表市场依旧一路俯冲，整体价格指数下跌了13.8%。
无论是劳力士还是百达翡丽或者爱彼，各品牌腕表不仅成交量大跌，价格也跟着一路跌停，让众多二手表商和投资买家叫苦不迭。
过去十年间，随着中产阶层的财富崛起，腕表逐渐变成一些新富阶层追逐的心头好，中国一跃成为瑞士手表最大的消费市场，这一征程也推动腕表价格不断泡沫化虚高。
如今潮水散去，二手腕表正在跌落神坛，曾经门庭若市的市场门可罗雀。
一个冷峻的现实，贝恩咨询【2022年中国奢侈品市场报告】提及，中国腕表市场相比较2021年已经缩水了20%—25%，东方买家不差钱的光环正在黯淡。
腕表价格跳水背后，还有一系列跟中产标签绑定的消费品正在跌跌不休：豪车、摩托、钻石、名包、收藏等等。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基于营销出的品牌认同在经济高增长的时代快速积累溢价，获得与自身实际价值并不匹配的价值，本质上属于一种购买者为未来预期买单的行为。
因而，当狂飙猛进的经济高潮结束，这些因市场狂热飞起来的热气球，最终都要因为增长势头的熄火回归陆地。
钢琴和腕表，只是众多将破未破的一个幻象而已。
近两年，网上盛传一个血泪名词，「中产作死三件套」，高杠杆买房、全职带娃、国际学校。
前两者就不用多说了，如今属于国际学校的时代也渐渐落幕。
前段时间，位于深圳南山区的新加坡茵维特幼儿公学突然宣布停止办学，让不少等待开学的家长措手不及。
在此之前，我国已经出现了一批国际学校关闭潮，知名的像深圳哈罗礼德学校、南山中英文学校太子湾实验部相继停办，至于中西部一些省会城市的国际学校也早早停止运营。
国际学校频频倒闭的根本原因无非是运营成本大于实际营收，这其中固然有人口下降带来生源不足的影响，而中产收入的下降对行业造成的冲击同样不可忽视。
由于此前市场的过度火热，导致我国国际学校收费的溢价极高，每年学费动辄二三十万已是普遍现象，超过国际平均水准。
然而随着消费信心的下降，国际学校持续性的高昂教育支出对于中产家庭来说变得越来越难以负担。
此外，当前海外留学履历在国内的就业优势基本丧失，这也一定程度上成为击溃鸡娃家长心态的最后一支利箭。
多重原因导向下，国际学校热度开始退潮。
钢琴、腕表和出国热的退潮，表面是购买力萎缩的表现，背后是中产关于未来的预期正在被打破。
弹个钢琴就能有好圈子的预期被打破，戴一块好手表就能彰显身份的预期被打破，读国际学校就能有个好工作的预期被打破。
如果深入就探究其背后的根本，真相会让人脊背发凉。
在马克思的学说里，阶级的划分中从来没有中产，只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其实中产并不掌握生产资料，本质上也就是高质量打工人而已。
我国中产的大规模诞生，实际是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和消费主义盛行下的综合产物。
他们阶层跃迁和财富进阶的路径基本趋同，要么是凭借楼市红利和股市红利完成财富的积累，要么是依托互联网产业带来的技术风口实现收入的递增。
当他们走出贫乏单调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拥有父辈们无法想象的物质财富，迫切在精神层面营造出一众自我身份认同时，一众满足阶层跨越想象的消费品扑面而来。
由此带来中产概念消费市场的空前繁荣。然而，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中产们曾经安身立命的路径出现巨大变化，股市和楼市已经失财富放大器的功效逐渐式微，互联网产业也面临新一轮转型挑战。
于是，中产新贵们收入缩水，关于未来的预期也变得不确定，相关消费自然全面溃退。
因此，中产消费的退潮，绝不只是消费降级这么简单，本质上是时代巨变之下，中产在不可测风险面前的阶层滑落。
众所周知，一个理想的社会收入结构分布应该是橄榄型的，即中等收入群体占有人数优势，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占比较少。
一旦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减少，这条收入分布曲线就会呈现出高点崩塌的M型状态，由此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比较经典的就是九十年代的日本。
当然，我国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和独有的抗风险能力，并不是一定会亦步亦趋般进入M型社会，相关的争论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中产必须要学会和低增长时代相处，必须回归理性和常识，告别压死骆驼的杠杆，回归商品本身的合理价值。
然后，为穿越周期，保持希望的火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