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沈曾植——敦煌佛经校订与佛学研究会筹划

2024-07-21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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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浙江省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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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长期以来一直衰落的佛学有了短暂的复兴。杨文会、文廷式、沈曾植这些知识阶层就如何反身寻找支撑传统价值、回应西洋思潮的资源，讨论佛学如何作为理解西学的知识背景，从而想借佛学的复兴来激发民族传统的振兴。

沈曾植治佛学，开始在四十岁前后。【沈曾植年谱】考其所有梵经题跋皆在戊戌（1898）至丁未（1907）间，这些题跋也与他那个时期留心古刻、碑帖很有关系。沈氏真正潜心佛学，要到光绪末年。光绪三十二年（1906），他奉派考察日本两个月，得【大藏经】全帙回国，所学益勤。清亡之后，沈曾植对时局失望，有深刻的沉沦感，他在佛典中寻求慰藉，其所学不专一宗，于华严、天台、三论、慈恩、禅、密诸家，无一不深入探讨，不为拘墟之见。

沈曾植所进行的禅宗史研究具有鲜明的学术转向的特色。一方面，就其体例而言，仍然采用题跋、札记这样的著述方式；就其初衷而言，仍然属于传统学术修身、用世的范畴。而另一方面，这些考证已经脱离了信仰或实用的范畴，在其处理史料的观念与方法上已初步具备了现代学术研究的基本特征，乃至预示了后来胡适等人早期禅宗史研究的诸多关键点。

缪荃孙（1844—1919）字炎之，又字筱珊，晚号艺风老人，江苏江阴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三十三年（1907）受聘筹建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出任总办。宣统元年（1909）受聘创办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任正监督。1914年任清史总纂。中国近代藏书家、教育家、校勘家、目录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金石学家。著有【艺风堂藏书记】【艺风堂金石文字目】【艺风堂文集】等。

宣统元年（1909），缪荃孙任京师图书馆正监督（即今馆长）。在此之前的1907年，英国的斯坦因来到敦煌，走进1900年被道士王圆箓发现但未被当时政府重视乃至再度封存的藏经洞，盗走了大量洞内珍贵文物。此后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俄国人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纷至沓来。缪荃孙始从伯希和处得知「敦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余卷，渠挑出一千余卷函，并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刊版」，仅以「奇闻也」概之。罗振玉听说敦煌石室仍留存有以佛经为主的8000件卷轴，便利用其学部参事兼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的身份，几番周折终于留住并购买了这些敦煌文书，并运送回京。次年，这批敦煌经卷由学部转交给京师图书馆。

宣统二年（1910）六月下旬至七月中，沈曾植与缪荃孙频繁通信。

清缪荃孙致沈曾植信札

……敦煌石室遗经八千余卷，有溢出【大小藏】之外者，中外推为异宝，荃孙庚戌（1910）到京，经理一年，编善本书目七卷，【藏外经目】一卷，通行书目【藏经目】亦有底本，而国变祚，荃孙即南还，现闻此馆裁员，其书及经便不可问，实为可惜，前学部拨经费每年二万两并拟不全者补全，装订一律，现在减政之际，如月拨千金，亦可成立，此书此经，外人最所垂涎，务必设法保存，一不开馆，必致遗失，尤可虑也，江南图书馆共八十万卷，现亦无人经管，日本人时时设法欲抢去，系听斧裁，此南亦必援例，此是新政之一，经费尤属无多……

清缪荃孙致沈曾植信札

……一百八十箱、敦煌六千卷十八箱均到，弟先检录经卷，俟李君证刚到部再开，堂上面见延订。请兄即垫四十金作监费，速来为祷……

清沈曾植致李翊灼信札（藏于上海图书馆）

沈曾植致函李翊灼：「弟拟月初游西湖，并商北上事，切望惠来同往。」并抄录缪荃孙的来信内容。1911年，为防止敦煌经卷再度被盗和丢失，李翊灼经沈曾植向缪荃孙的推荐，应京师图书馆之邀，对比较完整的经卷，按千字文的顺序，以字编号，并对其中两千多号经卷做了比较详细的著录。

此后，京师图书馆又相继邀请其他学者进行排定编目，草拟目录初稿，1912年编撰完成京师图书馆藏的第一个敦煌遗书目录——【敦煌石室经卷总目】。今天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因此成为敦煌文献四大收藏机构之一。

李翊灼（1881—1952），字证刚，一作正刚，以字行。江西临川人。从皮锡瑞（1850—1908）治经学，复依杨文会（1837—1911）研佛学。历任东北大学、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教授。著有【西藏佛教史】【印度佛教史】【心经密义述】【金刚经讲义疏辑要】等。与桂伯华（1861—1915）、欧阳渐（1871—1943，字竟无）并称江西佛教三杰，沈曾植对此三人寄予厚望。沈、李两人交往，当始于沈曾植任职江西时。清宣统三年(1911年)，敦煌写经入藏京师图书馆后，李翊灼应约编写提要，完成二千余卷，从中拣选出一百六十余种后世没有传本的佛教文献，依【涅槃经】【六波罗蜜多经】定例分类编排，编成此目，后附【疑伪外道目录】。此目初载于1912年邓实编辑、上海国粹学报社铅印的【古学汇刊】第一集，後收入日本【大正藏】卷五十五目录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散录、【敦煌丛刊初集】第五册。

清李翊灼致沈曾植信札

……诲示为叩，章程相宗之列，系灼一时对俗之见，以为破今外道「唯识」「法相」较为契机，然应病与药始是良医，一药而治多病，事至不易，况性相两轮，尤不容偏废，故灼于此亦自欿（kǎn，意为「忧愁」）然，惟幸现在研究之初，普通经论尽需时日，拟于此际，编出研究法略畅各宗之旨，而将来研究专宗时，即性相显密同运并举，长者以为云何？沪上缘悭，灼亦知之惟其地机栝太甚，苟无佛学研究以熏习之，将来灾祸实堪哀痛，灼诚不愿研究所之即此止也，京师研究所开会以来，舆情尚洽，而最足快心者则不立文字之清禅，师亦随顺入会，而研究教理加之道法师讲演，详切能令会众听而感动是尤会中之幸长者闻之当亦随喜也，灼近发意欲则创设佛教图书馆于京师，以资研究学者，且为杂志之文库，拟募集图书（分永捐暂捐二等）或银钱（自行采购），就法源寺开办。……

清李翊灼致沈曾植信札

长者亦必俯同随喜也，灼访僧之余，即研秘藏屏绝训，应以清心地，窃拟检校之暇，将【佛学研究法】【金刚乘要略】等写定，呈请诲正，唯精力薄弱，未审能如所愿否，此间僧众闻研究所之风有兴起者，灼拟俟蒯若木来京，即与商设京研究所，以资提倡，沪研究所近况不谂（shěn，意为「知道」）如何？

长者赴粤时道沪一勘，是所叩祷，敬此祗颂

【京师佛学研究会会员】及【佛学研究会京师事务所简则】

迳启者（寿枢）等在京，近来纠合同志创设「佛学研究分会」于宣武门内观音寺，曾于本年二月廿六日在龙泉寺第一次开会，议决其宗旨事业，及会员入会出会等一切规则。悉遵总会总则办理，经同人公推寿枢及李翊灼、濮良荣，释道阶分任讲谈，张廷云、叶恭绰、陈毅、云书、方仁元、释觉先、道兴为干事，范熙壬、刘启瑞为书记。每月以第二第四星期下午一时至五时为常会期，登报广告先后入会者共七十二员，会所为道兴、觉先两师捐借，先由会员徐鸿宝捐印【起信论】正文八百部。于三月十一日开第一次讲演，由李君讲「起信」大意，第二三四会为良荣、道阶、寿枢依次讲说，如是周而复始，计开会六次。近提议创建事务处议尚未决，曾于第一次议及流通经典办法，暂借有正书局为发行所，由会员捐资作基本金，嗣后以所获之利辗转运售，因基本金尚未交齐，容日开单，购请为此报告，并附呈本分会在会员名及办事规则，伏乞

台鉴京师佛学研究会谨启

佛学研究会副会长法座

（附名单）

蒯寿枢，字若木，号员叟，佛号圆顿。安徽合肥人。清末曾任农工商部郎中、甘肃榷运局局长。民国初年历任宁夏镇守使、国民政府驻日学务总裁。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随杨文会习佛，为金陵刻经处董事会第一任董事，并于1926年起担任流通处主任，直到1945年冬去世为止。

杨文会（1837—1911），字仁山，号深柳堂主人、仁山居士，安徽石埭（今石台）人。同治六年（1866）就职于江宁筹防局，与友好十数人募捐集资，创「金陵刻经处」，经营刻印佛经事业。光绪四年（1878）随曾纪泽出使英、法，考察政教，越数年又随刘瑞芬使英，考察制造技术诸学。在伦敦结识日本梵文学者南条文雄，经其帮助，从日本找回国内失传的经疏三百余种，择要出版【汇刻古逸净土十书】等。后与英人李提摩太一起，将【大乘起信论】译成英语。宣统二年（1910）任佛学研究会会长。

金陵刻经处为近现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发源地，集编校、刻印、流通佛典为一体，在海内外佛教界和文化界具有崇高地位和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