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的巅峰：魏晋时期的书法精神

魏晋时期的书法，作为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阶段，不仅继承了汉代书法的余绪，还展现出了极高的创造活力。这一时期的书法作品，奠定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方向，对后世的书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魏晋书法规隋唐之法，开两宋之意，启元明之态，促清民（国）之朴，深刻地影响了历代书法并影响着当代书法的发展。

在魏晋时期，书法艺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升。钟繇是第一个确立楷书地位的书法大家，他的作品【荐季直表】、【宣示表】等成为珍品，与卫觊（155年—229年，字伯觎）分庭抗礼，形成了南北两派书风。晋时玄风大炽，谈玄论道、风流倜傥为时代之风气，艺术上追求中和恬淡之美。二王（王羲之、王献之）的妍放疏妙的艺术品味迎合了士大夫们的要求。

从公元220年曹丕称帝开始到公元420年东晋结束，魏晋时期的两百年在书法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从民间遗存的墨迹可知，草、行、楷这几种新体在经过东汉以来的酝酿之后，到魏晋时期已趋向成熟，并脱去隶书时代的影响；王羲之、王献之的出现，使草、行、楷书体发展到了高峰。

魏晋时期既是书体演变的终结期，又是书法技法的集大成时期，后世的书法技法在此基础上不断变化和丰富。魏晋书法走向了完全的自觉阶段，书法在社会各阶层中普遍成为一种有意识的欣赏对象，与棋弈、绘画等一起成为衡量品鉴人的标准之一。文人开始有意识地追求书法美，将其作为自觉的艺术实践活动，文人书法流派不断壮大。随着新体走向成熟，文人流派书法不断更新，这种新风换代、流派交替的现象，促成了自汉末发端以来的文人流派书法的巨大变革，其中以锺繇、王羲之、王献之三个流派阶段为代表，深刻影响了中国书法的发展。这种师承祖述相沿成线，成为后世历代书法艺术递进传承的基本轨迹。

魏晋的玄学清谈对书法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形成特有的书法精神。魏晋时期，因统治集团的激烈斗争和战争的连绵，使得曾经在两汉时期大盛的经学急剧衰退，文人士大夫抛弃了两汉经学传统，重新解释天道自然，提出「贵无」的思想体系，这种以老庄思想为本的玄学对儒学的改造，使玄学风靡。士大夫文人中出现了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他们以老、庄为师，嗜酒任性崇尚自然，对儒家传统的僵化教条以极大的冲击，人性得到解放。在善谈玄学的高层文人中，许多门阀士族如王门、谢门、郗门、卫门的士大夫文人均为著名书家。他们纵谈玄理，崇尚自然山水，高扬人性，追求无限超越的人格特征。「会稽佳山水，名士多居之」，魏晋文人在充分认识自然之美的同时，意识到自然是人性美与艺术美的和谐，是对整个宇宙、人生的感受和领悟。自我意识的觉醒，促进了书法风气的兴盛，望族世家世代承递，相互融合，也成为魏晋文人书法流派兴起的重要因素。

魏晋时期的道教和佛教也对书法有很大影响。陈寅恪先生曾指出：「东西晋南北朝，天师道为家世相传之宗教，其书法亦往往为家世相传之艺术。如北魏之崔、卢，东晋之王、郗，是其最著之例。旧史所载奉道世家与善书世家二者之符会，虽或为偶值之事，然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依艺术为资用。」王羲之即信奉五斗米道教，郗氏大族中的书法家如郗愔、郗昙均信此教。著名道教领袖如东晋的杨羲、梁代的陶弘景均为一时著名书家。王羲之的【乐毅论】、【道德经】、【黄庭经】、杨羲的【黄庭内景经】等作品，均为道家经典，可窥其时崇尚道教之盛。佛教对门阀士族影响也很大，常和儒、道相结合。东晋时王、谢、郗、庾等门阀士族也多为佛教的支持者。佛经的内容常常渗入到玄学清谈之中。以书法作佛事，在魏晋时期也非常普遍，佛教盛行中，写经与刻经留下了无数的书法遗迹，它们特殊的审美样式对后世书法有一定影响。

在魏晋时代文人流派书法的大变革中，书法理论得到了很大发展，它是书法进入自觉时代后的必然产物。流传至今的有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状】和传为卫铄的【笔阵图】和传为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等。这些书法理论，尽管有些为后世伪托，但仍可看到当时人注重研究用笔技巧，探讨笔法内涵，对书法理论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奠定了中国古代书论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