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为了弘布佛法，尤其在印刷术未曾发明，或尚未普遍使用的时期，它也与儒学一样，十分重视书法的修养。而书法作为佛教的外学，在初、盛唐，除了日常应用之外，主要用于缮写传译的经卷和费家所撰述的经文，包括注疏、论著、繤集、史地编著、目录。此外，便是抄写可以做功德的经卷。
佛教经典中，有大量的关于写经能获得「福报」的经文内容，比如：「若有受持读诵，正忆念，修习书写【法华经】者，当知斯人，则见释迦牟尼佛。」「若复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胜彼，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脱。」甚至引导信众刺血写经，如：「剥皮为纸，析骨为笔，刺血为墨，书写经典，积如须弥。」并且认为这样可以获得无上圆满。「乃至书写，广为人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所有行愿，皆提成就，所获福聚无量无边，能于烦恼在苦海中，拔济众生，令其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这些说教，自然会引导着僧侣和居士们，抄写经卷，布施极大功德。唐代高僧写经者甚多，其中有很多僧人是刺血写经者，在此不再一一罗列。
知名书家写经者也多，比如邬肜（彤）、唐玄度、柳公权、欧阳询、畅整、薛稷、徐浩、卢鸿、吕向、元载、牛僧孺、韩择木等，皆有手写经书记录于各种文献。
历代经卷的秒写，大抵多出于经生、书手或善书的僧人，他们或受聘佣书，或自愿做功德，一般书写如同秘书省内誊写善本，或州府衙门抄录公文，十分严谨，其意在文字，以无讹为是，「慎勿以书自命」，然而，他们的书法自成一路，其书法「便于疾读」，「修整自持」，而「拘窘法度」者，正是渐式「写经体」的一般特点（到现代，还有大量书法学习者，以「抄经」修行书法，用的正是这种写经体小行楷）。
(沈弘【阿毗昙婆沙卷】局部）
写经者，有职业人员，称为「经生」，经生一般都是善书的人；也有出自台省的专业抄书人，称为「书手」，此外，就是僧人了。
唐代写经而最见称于士人者，当推长安楚国寺璋上人，岑参有【观楚国寺璋上人写一切经院南有曲池深竹】诗记述。
柳宗元【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溯序】称：「昔之桑门上首，好与贤士大夫游。」这说明在儒释交游十分盛行的隋唐时期，高僧与名书家的结交也屡见于史记：
其中著名的僧人有：五台山清凉寺澄观、越州去门寺道亮、扬州龙兴寺法慎、润州幽栖寺玄素、越州法华寺玄俨、洪州大明寺严峻、会稽开元寺昙一、越州称心寺大义、潮州八圣道寺真乘、抚州景云寺上恒、湖州佛川寺慧明、洛阳中滩浴院智晖、鄂州开元寺玄晏等。他们结交的儒士书家则有虞世南、贺知章、颜真卿、徐浩、裴休等名家。
再有一则，庙宇甫建，立石志事，或高僧云逝，树碑颂德，求名书家书丹铭石记之，在唐时已成传统。这些碑志千年以来，虽经天灾人祸，坠没什九，但仍有大量存世，其中知名者如欧阳询【化度寺碑】，褚遂良【伊阙佛龛碑】【三藏圣教序记】，王行满【三藏圣教序记】，欧阳通【道因法师碑】，薛稷【信行禅师碑】，魏栖梧【文荡律师碑】，宋儋【道安禅师碑】，李邕【麓山寺碑】【东林寺碑】【法华寺碑】，史惟则【大智禅师碑】【灵岩寺碑】，怀恽【隆阐法师碑】【不空和尚碑】，
（怀恽【隆阐法师碑】局部）
颜真卿【多宝塔感应碑】，张从申【福兴寺碑】，吕秀岩【景教流行中国碑颂】，
（吕秀岩【景教流行中国碑颂】局部）
吴通微【楚金禅师碑】，刘禹锡【乘广禅师碑】，柳公权【大达法师玄秘塔碑】，裴休【圭峰定慧禅师碑】。
最典型僧人与书法家的交游，是皎然和颜真卿。
皎然（720-793），字清昼，原姓谢氏，晚年以字行，简称昼。湖州长城（今浙江长兴）人，驻锡妙喜寺。先祖谢灵运，与颜真卿先祖颜延之，在刘宋元嘉年间以文学齐名，有「颜谢」之称。
（僧皎然像）
皎然对谢灵运甚为仰重，而颜真卿也对他更是敬慕，再加上皎然于诵念参禅之余，留心篇什，子史经书，各臻其极，且文章俊丽，号为释门伟器。故此颜真卿自大历八年与皎然结交以来，声气相适，形影不离，上凤翅山，望太湖水，泛舟东溪，饯宴诸生，观张乐舞破阵画洞庭三山，游开元寺经藏院立文殊之碑，以及登杼山，攀上峰，次寺院，坐水楼，骆驼桥下玩月，苕溪水滨雅集，莫不从容唱酬，心赏契合。
皎然书翰，绝少可见，但存世有论书诗二首，可见其对书法的态度，第一首，是【张伯高草书歌】，说的是张旭书法：
伯英死后生伯高，朝看手把山中毫。先贤草律我草狂，风云阵发愁锺王。须臾变态皆自我，象形类物无不可。阆风游云千万朵，惊龙蹴踏飞欲堕。更睹邓林花落朝，狂风乱搅何飘飖。有时凝然笔空握，情在寥天独飞鹤。有时取势气更高，忆得春江千里涛。张生奇绝难再遇，草罢临风展轻素。阴惨阳舒如有道，鬼状魑容若可惧。黄公酒垆兴偏入，阮籍不嗔嵇亦顾。长安酒榜醉后书，此日骋君千里步。
第二首，是【陈氏童子草书歌】，是对一名陈姓童子草书书法的记述和赞叹：
书家孺子有奇名，天然大草令人惊。僧虔老时把笔法，孺子时今皆暗合。飚挥电洒眼不及，但觉毫端鸣飒飒。有时作点险且能，太行片石看欲崩。偶然长掣浓入燥，少室枯松欹不倒。夏室炎炎少人欢，山轩日色在阑干。桐花习浕子规思，主人高歌兴不至。浊醪不饮嫌昏沈，欲玩草书我开襟。龙爪状奇鼠须锐，水笺白晳越人惠。王家小令草最狂，为予洒出惊腾势。
显然，诗中更多的是文学描写，这也是中国书法史上评论家对书法描述的常态。此外，皎然还跟李阳冰有交游记录。
诗僧论书，虽随兴所致，一无新意，然亦可管见中唐僧人尤钟情于草体（草体也是最能表达性情的书体）。
唐代僧人书法，大抵分成两期，初则以行、楷书为主，主要用之于写经，其间善书者多以行、楷名世，如集王羲之行书为【圣教序】【兴福寺碑】的怀仕、大雅；以书【乙速孤昭祐碑】劲健有法而名高一代的行满等等。
（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局部）
中晚唐以书名世，且具代表性者，为道秀（正书）、玄应、建初（行书），高闲、䛒光（草书）和亚栖（草书兼论书）诸人。
着重说下高闲。高闲，湖州乌程（今浙江湖州）人，为湖州开元寺僧，【宋高僧传】有传，附天台山禅林寺广修传后，有称：「克精讲贯。宣宗重兴佛法，召人对御前草圣，遂赐紫衣，仍预临洗忏戒坛，号十望大德。」高闲还得到当时文坛盟主韩愈的赏识，在【送高闲上人序】中曾评及高闲书法，并与张旭相比较。
高闲书法，北宋宣和朝内府仅收草书【五原帖】，行书【中丞帖】、【雨雪帖】三通。董逌【广川书跋】卷八曾收【千字文】一通。如图：
(高闲【千字文】）
另外说说亚栖，亚栖，洛阳人，【宣和书谱】卷十九立传记：「经律之余，喜作字，得张颠笔意。存世有【论书】一篇，挺有价值：
凡书通即变，王（羲之）变白云体，欧（阳询）变右军体。柳（公权）变欧体。永（智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
这篇【论书】的主旨在于强调创新，一味地模仿，就算能够「入石三分」，只能成为「书奴」，这跟其他艺术门类的原理是一样的。
实际上，艺术史上，凡名垂后世者，皆从创新而来。
（【跟着布丁读书法史】之121，部分图片源自网络，版权归原版权方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