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孝胥主张「楷隶相参」，但在他的隶书作品中，楷化的痕迹和草率之处使得其隶书难以达到高古的境界。沈曾植在【海日楼论书】中提到：「楷之生动，多取于行。篆之生动，多取于隶。隶者，篆之行也。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沈曾植的这一理论见解与郑孝胥的隶书实践相吻合，即隶书参以楷书的笔势而生姿，但这实际上也意味着难以回到高古的状态。
在郑孝胥的隶书学习过程中，早期受到了邓石如和吴让之的影响。然而，随后他认为邓、吴的书法过于世俗，于是转而学习何绍基的隶书。
光绪十七年（1891）【日记】云：
诣秋樵坐，就案头临【乙瑛】二纸。因论本朝隶书，余以为能中碑版者只未谷，顽伯虽有偏恶处，而其行法熟、自信坚，故下笔无依违周章之状，其余皆游戏临摹之技耳，未能自作书也。黄小松结体甚备而意兴不作，何子贞用笔殊壮而间架多疏。秋樵深然之。
二十世纪初期，大量秦汉简牍面世，埋藏千年的古代遗迹对学界、书法界有重大意义。罗振玉、王国维以此编为【流沙坠简】，而研究方向在于学术考订，并无书写实践。郑孝胥却能以此入书，据为运用。张谦【抉微】云：「隐居海上以后，于汉碑临写尤勤，墨本之外，兼取【流沙坠简】之法，用笔超绝。」【日记】亦载：
杨寿彤来谈，以【流沙坠简】借余观之。（1915年1月28日）
罗叔蕴赠【流沙坠简】三册。（1915年3月21日）
为商业中学作字数纸，临【流沙坠简】，颇有新意。（1916年12月20日）
有求书【流沙坠简】者，为作两小幅。（1918年6月18日）
秦汉简牍的面世确实对20世纪的书法界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新材料的出土为书法风格的多重探索提供了客观的刺激，同时也为研究文字的演变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辅证。
秦汉简牍是古代书信、公文、法律文书等用简牍书写的文献，它们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些简牍上的文字，由于书写工具和材料的限制，往往呈现出自然、随意、生动的特点，与传统的碑刻、墨迹等书法作品相比，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
在20世纪，随着考古学的兴起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大量秦汉简牍被发现和整理。这些新材料的出土，为书法家提供了新的灵感和借鉴，促使他们探索和尝试新的书法风格。同时，这些简牍上的文字也为研究汉字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直接的证据，使得研究者能够更加准确地了解和复原古代书法的风格和特点。
郑孝胥【题庄蘩诗女士楷隶陶诗序】云：
自流沙坠简出，书法之秘尽洩，使有人发明标举，俾学者皆可循之以得其径辙，则书学之复古，可操劵而待也。其文隶最多，楷次之，草又次之，然细勘之，楷即隶也，草亦隶也。（中略）然则不能隶书者，其楷，其草理不能工，试证之流沙坠简而可见矣。
简牍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书法艺术提供了新的资源和灵感，还在于它们对于研究汉碑隶书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简牍上的隶书往往更为直接、自然，没有碑刻隶书那样经过刻意雕琢和修饰，因此它们为研究隶书的起源和演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正如郑孝胥所言，「墨本摩挲疑莫释，一玩坠简如生擒。」这句话表达了郑孝胥对简牍隶书的珍视和对传统隶书学习的反思。他在当时的书界被视为先驱探路者，因为他不仅临摹汉碑，还偶尔尝试临摹参照简牍。然而，由于当时对于新材料的临写方法和研究投入并不多，简牍的临写往往还是采用复制临写汉碑的方法，没有完全发挥简牍隶书的价值。
郑孝胥的这种探索和尝试，尽管在当时并未形成广泛的影响，但他的实践和思考对于后来的书法家在处理新材料时的创作和理论发展有着重要的启发作用。简牍隶书的临写和研究的不足，也成为了后来书法家们在处理新材料时需要克服和探索的课题。
当时人对于郑孝胥隶书的褒贬评价多不同，张谦【抉微】云：
世人识先生隶法者甚少，故毁誉参半。誉之者曰：「此郑氏隶书也。」毁之者曰：「此私心杜撰也。」噫！均非真知先生者也。先生于汉碑墨本每怀疑问，遂毅然远师汉人漆简，孤行独往。虽博如罗雪堂尤未见实行之。
其他对郑孝胥隶书的评价：
先生隶书为四体之冠，其真行即得力于此。先生十余龄，即从其叔祖虞臣先生习隶。虞臣先生善篆隶，为闽中名宿。先生三十六岁时为江宁胡煦斋作【白下愚园集】及【偶意诗草】二签隶书，出入【礼器】、【史晨】，用笔峻涩，朴秀兼至，不同流俗。
隶书临西岳【华山碑】、【张迁碑】，也很有气魄。
隶书自童齔时，即从其叔祖虞臣学习。虞臣固闽中名宿也。当筑室海上时，临汉碑殊勤，墨本之外，兼取流沙坠简之法，且主楷隶相参，乃以相参之法临【广武将军碑】，真能独传神髓。当时沈寐叟、李梅庵、曾农髯辈与之往还，见而自叹弗如。
……惜变化太少，又不能为篆隶耳。
在评价前人的艺术水准时，我们不仅要参考当时的评价，还要将作品放在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中进行全面的客观考察。张谦对郑孝胥的评价可能存在过誉之嫌，这是因为在书法史上，对于篆、隶书的品评，始终以「风雅正宗」为评骘准则，其次是「变风变雅」，而对于后代书家的个性评价则以「楚调自歌，不谬风雅」为标准。
郑孝胥对隶书的认识属于「风雅正宗」，主要以东汉经典八分书为主要取法对象。然而，清代隶书名家的评价中，郑孝胥有自己的观点，这表明他对当时流行的隶书风格持有批判性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郑孝胥的隶书在「意与古会」与「绍式时人」两个不同层面的学习上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尽管他对时风和流行有批判性的借鉴，但时风对郑孝胥的影响要大于经典。可以说，郑孝胥的隶书是在清代时流的基础上向经典学习探索的，这种学习方法在书法史上并不少见。
由于范本的稀缺和书法亲授性的特点，古代书家开始直接学习的对象几乎都是同时代的老师和名家。清代碑学兴起以来，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反而对时人流风的借鉴更加广泛。这是因为尚碑和书写篆隶在当时还属于新鲜事物，许多问题在书法史上并没有太多可以参考借鉴的样式。郑孝胥之前的清代名家对这些问题有过探索与实践，因此向相近的时人名家借鉴取法成为了主要的途径。
清代出现的长锋羊毫毛笔在客观上为篆隶书提供了器用层面的辅助，以铺毫偏侧之笔写隶书，见于邓石如、金农等家，虽然可以使隶书结体茂密、适合书写大字，但与汉隶古法迥异。这种时风对郑孝胥的影响难以避免。
综上所述，清代时风的影响因素在郑孝胥的隶书中占据了主要地位，导致整体格调并不高，这正是他「不谬风雅」个性的缺陷。郑孝胥的隶书虽然有其独特之处，但在传统和时风之间存在着矛盾和不足，这也是清代书家在探索篆隶书时普遍面临的问题。
（三）游于邓吴：篆书
检阅郑氏【日记】可知，早年就习篆书，并对【说文解字】有涉猎。光绪八年（1882）至九年（1883）【日记】载：
晨，为人作篆二纸。（1882年8月8日）
添数卷讫，芷舅复属书宣纸四幅，为篆【峄山碑】应之。（1882年9月11日）
叶元恭邀饮。本约午局，既往，无一至者。主人倩书匾额，为作四篆。（1882年10月9日）
元恭携纸索篆，并以八舅翁命，致赆于余。（1883年5月1日）
又为叶氏篆「桂园」二字。（1883年5月8日）
在郑孝胥的艺术生涯中，他的篆书作品相对较少，但从记载来看，他的篆书主要取法于【峄山碑】一类玉箸篆。玉箸篆是古代篆书的一种，特点是笔势流畅，字形秀丽，风格高雅。郑孝胥的篆书在继承了这一传统风格的基础上，又融入了何绍基、邓石如、吴让之一派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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