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碑刻、墓志和简牍，敦煌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两晋和南北朝的写卷和残纸，都是研究新隶体的重要资料。其中，楼兰残纸正处于我国主要书写载体由简牍向纸张的过渡时期，也是我国今体书体系楷、行、草体形成时期，所以作为书法的研究样本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
最早关于楼兰的记述出自【史记·大宛列传】，「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在楼兰时期，西方容易感受中国文化，对于中国同样如此。
由此，「文化潮流从东方与西方和南方一样流入中亚细亚，而在这里创造出一个高等的混合文化」。因此，在楼兰遗址和楼兰古城出土的大量的简纸文书中既包括汉文，也包括如佉卢文和粟特文等其他文字。
这些文书不但出土地点集中，纪年年号较多，而且绝大部分都属官方文书，涉及当时政治、军事、经济、屯垦、文化、交通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楼兰文书残纸专指在楼兰发现的墨书残纸和木简。文书残纸中所明确记载的最早的年份是三国魏齐王曹芳嘉平四年（252年），最晚是建兴十八年（330年）。距今1700年左右的时期，正好处于隶书解体的时期。
此组楼兰简顺锋入笔，收笔逐渐加重，转折处仍部分保留圆转现象。虽然波磔在其中体现已经不甚明显，但是实际上这种行笔之中由细渐粗、结尾加重顿笔的现象可以看作隶书波磔的简化写法。
并且这种现象在敦煌写经的隶楷和楷隶写本中也经常出现，所以仍然可以将这种写法归于隶书笔意遗存一类。从此组简中可看出笔画之间有轻微连带，是偏向行书的新隶体代表。
此简与上一组相比，这一组楼兰木简结体明显渐方，楷书中的硬折也较上一组有所增加，但捺脚收笔处的波磔却比上一组更为明显，是新隶体中偏楷书方向的代表。
【济逞文书】和【李柏文书】是楼兰残纸中的代表之作，能充分体现当时的民间书写水平。
【济逞文书】由于其书写内容更为日常以及书写材质的原因，与上面的楼兰汉简相比显得更为随意和连贯，行书程度也比较高，笔画转折处硬折出现情况也比较频繁，但少量笔画仍有明显隶书笔意遗存，捺脚收笔上出锋是隶书的写法。
日本学者橘瑞超在楼兰古城所发现的信函的写信人是西域诸国长史李柏，收信人大概是焉耆王龙熙。在公元324年前后焉耆王统治了整个塔里木东部，因此李柏在信中的措辞相当恭敬。【李柏文书】与【济逞文书】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属于纸质手书，虽然李柏文书的内容较为官方，但毕竟不是政府公文，所以还是比较随意。其中笔画之间的连带比【济逞文书】更加明显也更加连贯，但其中隶意的遗存却比【济逞文书】更多，我们能明显地看到其中的捺画还隐有波磔，转折也以圆转为主，方折很少，可归作新隶体中偏行书一类。
西晋时期的残纸除了其中横向笔画隐有波磔和少量圆转转折之外，无论结体还是入笔都与隶书有一定距离，但也不是成熟的楷书。这类便可以作为新隶体中偏楷书一类的代表。
残纸与孔侍中帖比较
当然，楼兰残纸中也不全是新隶体。上图所示残纸是前凉时期的文书遗存，其中的字体草法已经很成熟，与王羲之的一些手札的相似度极高。
从公元301年被封为凉州刺史，到376年前秦天王苻坚进攻，张天锡投降，前凉灭亡，前共立国76年。而王羲之的生卒年是从303年到361年，另一说法作321年到379年。无论哪种说法，王羲之与前凉政权都几乎是同时存在于世的。
按照当时交通的情况，楼兰地区的写手刻意学「王」几乎不太可能。不过即使当时的作者没有刻意学「王」，但从其字体的相似度可以看出，当时的民间字体也已经发展到与王羲之的章草类似的程度了。
汉隶以其古雅雄逸和自然韵度而著称，其笔法自由、直接，展现了天真烂漫的自然美。魏碑时期，笔法开始向方整转变，虽然失去了部分汉隶的蕴藉，但依旧保持了其特有的美感。到了唐代，书法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在结构和笔法上显得过于矜持，失去了汉隶那种自然随性的风格。宋元时期，许多古法逐渐消失，书法的风格也随之变化。
书法发展的三个阶段：自然涂写、圆方直正、修饰阶段。每个阶段都代表了书法从低级到高级、从具象到抽象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书法的审美价值也在不断变化。
楼兰残纸的笔法充满了原始的冲动和野性，它的每一根线条都表达了书写者内心的自然流露。这种笔法特征包括横画的起笔和末端的处理、竖画的勾痕、撇画的出锋、捺画的迅速运笔以及折笔的使转方式等。这些特征展示了楼兰残纸书法的自然美学和审美美学的统一，使得其作品如同天真无邪、自由奔放的孩子，充满了灵气和活力。
在书法艺术的历史长河中，楼兰书法及其同时代的创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其中，遒媚派书法，以王羲之父子及其追随者为代表，独树一帜，影响深远。王羲之的书法，不仅继承了魏晋时期装饰派的风韵，更在笔法上展现了卓越的创新能力。他的笔法以中锋和侧锋为主，起笔与收笔间的呼应紧密，线条的实虚之间，呈现出圆形和椭圆形的轨迹。这种笔法，使得作品在视觉上和想象中都具有强烈的张力。细观【兰亭序】等名作，仿佛能看到笔锋在空中和纸上的舞动，无数圆形和椭圆形的轨迹在空间中绕行飞舞，展现了书法的灵动与韵味。
然而，遒媚派书法在展现飘逸、俊秀之美时，也隐含了轻浮之嫌。王羲之将楼兰残纸中的使转笔法发展至极致，为中国书法树立了难以逾越的标杆。但唐以后，这种笔法发生了变异，一方面向更精细的线条发展，另一方面则流于丑陋。至赵孟时期，使转笔法几乎走到了末路，失去了原有的韵味，变得羸弱、造作。遒媚派至今仍是中国书坛的主流，而赵孟的书法则遭到了后世的批评。
在当代书坛，遒媚派经历了赵孟式的挫折后，以手札、手卷、扇面等小型书写形式再度流行。这种流行趋势，似乎是在无奈中的选择，反映了书法艺术在传统与创新之间不断探索的历程。
在书法艺术的历史光谱中，朴拙派是另一种独特的存在。这一流派从楼兰残纸中汲取灵感，其笔法反映了原始的思维方式和对自然现象的朴素理解。朴拙派的笔法主要以篆隶为基础，笔锋走势自然、亲切，笔画起始和结尾多用方笔，强调笔式的直接和迅速。
与遒媚派圆润的线条轨迹相比，朴拙派的线条轨迹呈现出方形、长方形和多边形。这种笔法在实际线条和空中线条之间形成的角度，赋予线条以强烈的体积感和立体感，体现了楼兰笔法的厚实与雄宏。然而，由于历史原因，如唐太宗对遒媚派的推崇，朴拙派并未得到广泛的传承与发展。如今，除了【平复帖】等少数作品外，朴拙派的笔法鲜有遗存，这无疑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大遗憾。
颜真卿是楼兰残纸笔法的主要继承者，与王羲之相比，他的书法展现了不同的风格。颜真卿吸收了魏晋书法的精髓，并从篆体和隶体中创造出新的笔法。他的笔法带来的结构新意，尤其是纸上实际线条和空中无形线条形成的方形体积感，使得字体结构方正厚实。颜真卿之后，米芾、王铎、傅山等书家的笔法也体现了魏晋残纸的朴拙和直率风格。书法线条的关系主要包括平行关系和交叉关系，这些关系不仅决定了线条的质量，也决定了字结构的构成。字结构是由平行和交叉的不同组合形成的。楼兰残纸的书者对字的空间感有着特殊和敏感的感知，这种感知源于古人与自然的亲近与融合，如【易经】中的唯物辩证结论所示。魏晋笔法就是从自然界现象中看到的空间形态运用于书法上，楼兰书者线条的空间感是对自然界空间状态的模仿和复制，这就是楼兰残纸线条空间的「母系」体系，也是其厚古、朴拙风格形成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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