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帝的高度干预，国家大政做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是不是违背了道家哲学呢？其实并不违背。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老子】有这样的名言：「将欲歙（xī）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涵义可以一言以蔽之：反其道而行才是达到目的的最佳手段。
这是最有【老子】特色的话，在那个时代足以颠覆普通人的三观。
其实古代的普通百姓也有同样的智慧，只是表达方式太市井气，重要的是没能举一反三地把规律抽象出来。比如大家都知道的一句民谚：「棒打出孝子，慈母多败儿。」想让孩子好，就要下得去狠手，否则「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如果对孩子百般疼爱，千依百顺，孩子的性格就毁了，前途也就跟着毁了。
帝王将相治理天下也是同样的道理，想为老百姓好，就要对他们狠。比如【窦娥冤】里边错判窦娥的那位太守，他的座右铭是「人是贱虫，不打不中」，断案全靠刑讯逼供。
其实把治理百姓当做父母管教小孩子，这是古人的共识，标榜仁爱的儒家也不例外。理想型的地方官要「爱民如子」，怎么爱呢，当然不排除「棒打出孝子」。这就叫刚柔并济、文武之道。我们不要拿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去想象古人。
「爱民如子」其实在道理上很难成立，因为「民」有千千万万，一个人的爱不可能分给那么多人。柏拉图的【理想国】设计理想国家的蓝图，其中有一个惊世骇俗的共产共妻计划：废除家庭，婚配和育儿交给公职机构管理，让孩子和亲生父母互不相识，于是所有长辈是所有晚辈的父亲，所有晚辈是所有长辈的儿子，大家亲如一家，这有多好。后来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反驳柏拉图，说这太违背人之常情了，人们宁愿是某人的嫡亲堂兄弟，也不愿意成为柏拉图意义上的儿子。
柏拉图毕竟生活在城邦时代，人口规模不大。而在广土众民的大汉帝国，要让皇帝「爱民如子」更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汉朝初年的几位皇帝，接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天下，那么，哪怕不是出于对千千万万不知名的百姓的爱，而仅仅出于管理家业的心，休养生息无论如何都是正确的选择。等到几十年过去，民生复苏了，经济繁荣了，这些民生与经济又何尝不是帝王的产业呢？所以到了汉武帝时代，家产已经足够丰富了，皇帝也是时候「后天下之乐而乐」了。「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连养猪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要想过年吃上肥肉，总要花上很长时间和很多饲料来把猪养肥。休养生息的代价比养猪更低，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最容易释放出来。所以，治大国不是养肥猪，而是——用【老子】的话说——「若烹小鲜」。
我们今天读历史，往往不自觉地就会套用现代国家的概念来理解古代国家，事实上，当我们把皇帝「治国」理解为「齐家」，或者「打理家业」，对许多问题就更容易解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