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大學資深教授、哲學與宗教學學院博士生導師班班多傑
記者：請您從詮釋學角度，談一談藏傳佛教中國化背後的深層邏輯和學理依據是什麽？
班班多傑教授： 中國佛教是由漢傳佛教、藏傳佛教、南傳佛教三大佛教組成的有機統一的整體。今天我們主要從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兩個方面去談佛教本土化、時代化和中國化的課題。漢傳佛教從印度傳到中原大地到現在已有兩千多年了，自唐代傳到當時的吐蕃社會到現在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可以說，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在中原大地和青藏高原傳播、發展、演變，已經形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化佛教。
那麽，宗教為什麽要本土化、時代化？其背後有一個很深刻的學理依據。
我們的前輩早就關註到並用現代學術的方法研究佛教的中國化。但當時主要是透過搜集材料、舉例子來闡明這個道理。舉案例也好，擺資料也好，是一個基礎性的工作。因為我們要持之有故，拿事實說話。但這不夠，還要做到言之有理，拿理論說話，理論只有徹底才能說服人。
那麽佛教中國化的學理依據在哪裏？首先是中國傳統的經學詮釋學。大家知道，中國的經學詮釋學有悠久的歷史，且十分發達。此外，我還接觸了德國當代哲學家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這樣，從中西詮釋學結合的角度，考察中國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何以本土化、時代化的深層原因。
任何一個經典文本應該具備原創性、普遍性、開放性、傳承性和表現性五個特性。這就決定了， 首先，當經典文本與不同時空條件下的詮釋者、讀者互動、融合的結果，就必然會導致此經典文本的本土化、時代化。 這是理有固然、勢所必致的。為此，伽達默爾用繪畫中的原作與摹本的關系說明了此道理。經典名畫的原作只有一張，但其摹本可以有千萬張，它可以傳播到不同時代、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中，就可以永恒地傳播下去，可以為更多的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人所觀賞、所接受。通常認為，原作優於摹本，相對於原作而言摹本是附屬品，乃至於是贗品。伽達默爾顛覆了這種觀點，認為原作和摹本具有同樣的價值，因為摹本是原作本質的自身的表現，是原作的延長與傳承，此所謂「言不遠宗，事不失主」。這便顛倒了以往人們關於本質和現象、實體和內容、原作和摹本的主從關系，原來認為是附屬的東西，現在起了主導作用。從這一角度講，摹本和原作具有同樣的意義和價值。 其次，原作和摹本既有密切的傳承關系，又存在一定差別。 因為經典文本與不同國家、不同地區的詮釋者、讀者交涉、交融的結果，必然會使此經典文本入鄉隨俗、客隨主便，否則它就會水土不服，難以生存。用以上哲學詮釋學的理念去考察中國佛教：中國佛教和印度佛教既是同質的，也就是說中國佛教是印度佛教的意義續篇，兩者具有聯系性，另一方面也存在著差異性，印度佛教的種子撒到中國的土壤上，與中國特定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互動、融合，從而獲得了中國佛教的完整意義。因此，可以說印度佛教和中國佛教的關系是既一又異、對立統一。此所謂中國佛教所言：「不變隨緣，隨緣不變。」
用這樣一個理論去看佛教，佛教源於古代印度，後來傳到了中國中原大地，傳到了青藏高原、雲貴高原等地，形成了中國佛教的三大支系。印度佛教就像原作，中國的三大佛教即如摹本。有些人存在理解誤區，認為只有印度佛教才是最正宗的，中國佛教是復制品。依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觀點來看，這樣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中國的三大佛教，實際上就是印度佛教的延長、擴充套件、提升，與印度佛教在本質上是一樣的、等值的。但另一方面兩者也有差異性，佛教傳入中國後的漫長歲月中，中國三大佛教不同時期的高僧大德，在中國的深層語境下，對印度佛教的經論律、體道果、見修行，作了發揮、發展、創造，從而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傳承方式、表現方式、表達方式、表述方式。
伽達默爾提到了三個概念：第一是意識的前結構，第二是視域融合，第三是效果歷史。
我們每個人都是在特定的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環境下出生、生長的，因此每個人都形成了一種與生俱來、積習已久的傳統習性和思想觀念，這是難以改變的先入之見，或曰習慣勢力。這就是伽達默爾所謂的前理解、前見解、前把握，指的是人們在一定的出生成長環境中形成的習俗習慣習性，人們長大以後，理解、詮釋任何文本，都是以這個前見為思想鋪墊，在這個基礎上接受外來的文本原義和作者原意。
所謂視域融合是指，人們在接受一種外來思想的時候，一方面基於傳統文化的視域，即前見解。另一方面基於外來文本的視域，當兩者碰撞、互動的過程，就是一個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交流交融的實作過程。
歷史上，中國人在未接觸印度佛教以前，接受的是儒道文化的熏習，這是他們的思想前見。在這個思想的基礎上，接受外來的佛教思想時，兩者碰撞、互動、融合，最終形成了儒釋道思想調和、雜糅的格局。如此看來，中國佛教實際上就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視域和印度佛教思想的視域互動融合的結果。
所謂「效果歷史」，是指我們看問題、做事情的行為方式、思維取向、價值觀念、精神境界，都是一代一代傳下來的，它在每一代人身上發揮作用，並且發揮當下的作用。因此，【增廣賢文】中說「觀今宜鑒古，無古不成今」，指的是歷史傳統和今天不是斷裂的，而是相續的，歷史的原因造就了今天的結果，這個結果對當前和當下仍然發生著作用。因此，我們講推陳出新、吐故納新，即吸收其精華、剔除其糟粕，這就是辯證法的既吸收又保留的揚棄論。
關於語言，伽達默爾說：「能被理解的存在是語言」。語言不僅是指稱物件的一種符號，它就像原作和摹本的關系。正如摹本具有使原作得以表現和繼續存在的作用一樣，語言也具有使世界得以表現和繼續存在的功能。這就是人類透過語言文字來理解世界，就此而言，語言觀就是世界觀。如果世界上的拼音文字都這樣，我們中國的方塊字漢文，就更是如此。它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思維方式、價值取向、審美情趣。那麽，最能將語言與詮釋結合起來的是轉譯。轉譯不僅是兩種語言文字之間的意義轉換，而是理解、是詮釋，更是創造。當精通兩種語言文字的人轉譯外來的經典文本的時候，首先要以自己民族的傳統文化為底色，以自己民族的語言和思維方式去理解外來文本，理解之後的轉譯過程，實際上就是轉譯者的思維方式、語言特點和外來文本的思維方式、語言特點的一種碰撞、互動、融合，從而達到入乎其內、出乎其外的化境。
中國的高僧大德、先賢智者把印度佛教的經、論、律文本，由梵文轉譯成漢語文和藏語文，並用漢語文和藏語文來表達，讓印度佛教講了「中國話」，這就是最深層次、最廣範圍的佛教本土化、時代化、中國化。 例如將梵文經典轉譯成藏文的時候，當時的高僧大德就提出了轉譯理論：第一，要準確轉譯印度佛教的經、論、律；第二，轉譯的經、論、律，要讓當時的藏族人能看得懂、能接受、能理解。這就必須要符合當時藏語的語法結構、名詞術語、語音特點，否則大家肯定聽不懂、學不會。漢傳佛教的轉譯過程也是同樣的道理，這就足以說明佛教中國化的歷史必然性。（中國西藏網 記者/吳建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