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一新疆後如何治理成了問題，乾隆力排眾議，為後世消除了隱患。這一歷史事件雖已過去兩個多世紀，但其背後蘊含的治理理念和決策智慧，依舊值得我們反復玩味。
在那個動蕩年代，新疆作為西北重鎮，歸屬曾一度成為朝野爭論的焦點。一些官員出於種種考慮，主張放棄這塊曾經動蕩不安的領土；但乾隆堅持要將其納入直接管轄，並做出一系列英明決策，最終為這片廣袤土地帶來長治久安。那麽，乾隆為什麽如此執著於統一新疆？他是如何將之化危為安的？這背後又蘊含著怎樣的治國理念？
執著追求統一的原因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準部和回部兩大力量在新疆歸順於大清王朝，使這片橫跨亞歐兩大洲的廣闊區域正式納入中國版圖。但此前新疆曾長期陷於分裂割據的狀態，民不聊生，是清王朝的心腹大患。
為何乾隆要不惜血戰硝煙，執意將新疆納入版圖？其中的原因頗為復雜。
首先，新疆區位重要，乃是中國通往西域的戰略要沖。這裏不僅是古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也是大清與西亞、中亞各國貿易往來的樞紐。此外，伊犁河谷腹地沃壤，盛產馬匹和珍禽異獸，自古就是草原上最富庶的一隅。一旦無法掌控，勢必威脅中原地區的安全。
其次，作為皇帝，乾隆理所當然地要維護王朝的統一。倘若準噶爾和回疆長期割據，對朝廷的統治都是一大隱患。數年前，準噶爾達瓦奇還曾率眾劫掠新疆各地，在天山一帶肆意燒殺擾民，簡直就是大清一柄懸在咽喉的沈重殺器。
最後，乾隆也深知，若任由新疆繼續動亂下去，終將釀成無法收拾的大禍。當年雍正皇帝出兵新疆，曾一度將其平定，但準噶爾和回疆內鬥不休，新疆再次陷入動蕩。乾隆自是不願重蹈覆轍，因此決心徹底解決這個老大難問題。
基於上述諸多考慮，乾隆毅然決然，發兵十余萬，經過兩年的艱苦征戰，終於掃清了新疆多年來的禍患。但歸順後如何有效管控這塊新疆疆土，如何讓這裏真正太平安康，又成了一大難題。
統一後的初步棘手
新疆歸順後，如何有效管控這一廣闊地區便成了一大挑戰。乾隆起初也有過輕率的想法，曾一度考慮沿襲前朝舊制，僅設伯克官員收取貢賦，不派官兵長駐。
這種做法固然可以減輕朝廷的人力物力負擔，但從長遠來看，必將釀成大禍。眾所周知，之前新疆多年的動亂腥風血雨，就是由於各族力量內鬥不休所致。若清廷對此熟視無睹，縱容這一隱患長期存在，將來終有一日會為之付出慘重代價。
此外，讓當地世襲官員自行管轄，他們難免懷有私心，勾心鬥角、藩篡分裂的禍患也將隨之而生。所以，要從根本上解決新疆問題，非得親自派員把控不可。
乾隆身為一代明主，對此自是一清二楚。但讓人沒想到的是，圍繞新疆如何治理的問題，朝野之間爆發了激烈的爭論，甚至到了將要顛覆乾隆決策的地步。
爭論的導火索，是由於這樣一個細節:當年為平定新疆兩年征戰，所動用的軍隊多達十余萬之眾。按理說，結束戰事後，這些人馬也應當盡快班師回朝。然而現實情況是，很多將領和大員都主張在新疆長駐重兵，以防不測。
最激進的，是時任大學士的史貽直，其上疏言辭之激烈，近乎做出了最壞打算:＂新疆歸順，系因無力抗拒、權宜就降，倘我撤兵一空，他日必為後患！＂為此，他直接要求乾隆徹底放棄伊犁等處。
另一位大員陳世倌對新疆駐軍雖也頗為顧慮，但未如史貽直般明言要割地求全，只是以＂糧餉、兵馬、將帥＂三個難題，勸阻乾隆在新疆安插重兵雲爾。
此外，還有不少官員認為，清軍在新疆長駐勢必耗費巨大人力物力，並可能引發民族沖突，因此也紛紛表示反對。眼見爭論日趨白熱化，乾隆一度也有了動搖。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滿蒙將領卻表現出了高度的遠見卓識。尤其是曾親赴疆場的阿桂、兆惠、舒赫德、明瑞等人，他們不約而同地建議乾隆在新疆設立專門的官員管轄，並長期派駐重兵屯墾，徹底根除動亂隱患。
人和事，往往出現矛盾對立，最終取決於主事者的英明決斷。乾隆沈吟片刻後，果斷聽從了將領們的獻策，並在此基礎上制定了一系列全面而細致的治理舉措。這不僅化解了當下的危機，也為新疆贏得了長治久安的未來。
乾隆英明治理新疆之法
經過深思熟慮，乾隆終於拿定了主意，下定決心要將新疆牢牢掌控在手中。為此，他先後推行了一系列英明的治理舉措。
首先是設立專門的管理機構。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即命阿桂總理伊犁事務，次年又由明瑞接任。二十七年十月，乾隆正式設定＂總管伊犁等處將軍＂一職，由明瑞擔任，集中了新疆的最高軍政大權。
將軍統轄天山以北地區，下設都統、副都統、參贊大臣、領隊大臣、理事大臣等官員，分駐各城鎮執掌軍國大事。至於天山以南的回疆，則沿用舊有制度，設立阿奇木伯克、伊沙噶伯克、噶雜拉伯克、商伯克等官職，負責維持當地的管理秩序。
這一＂新疆伯克制＂雖未對回疆進行根本改革，但朝廷已將兩大區域的最高權力掌控在自己手中，有效杜絕了內鬥和分裂的可能。
其次，乾隆著力於修築城池，派兵長駐。戰事告捷後，朝廷並未將所有軍隊盡數撤離，而是留下大批官兵長期駐守。短短十余年間，便在新疆地區陸續建成惠遠、綏安、廣仁、贍德、拱宸、熙春、塔爾奇、寧遠等九座城池，史稱＂伊犁九城＂。
從兵力部署上看，伊犁將軍所駐惠遠城就有滿洲兵四千，惠寧城兩千余，伊犁河南岸六城共六千二百名。其他如綏定等六城，則有綠營兵三千人鎮守。天山北路總計達一萬五千余名正規軍。而在天山南路的回疆，也有五千七百余名兵力與伊犁城相峙。這支龐大的軍隊無疑將成為新疆和平穩定的堅實保障。
再者，乾隆還大力推行移民屯田，使新疆逐步實作自給自足。天山北路向來人煙稀少，糧食短缺。若長期仰仗內地輸送，必將是一大負擔。所以從二十五年開始，朝廷便大興屯田。並從陜西、甘肅等地大量移民前來，東至貝瑞坤、西至伊犁、北至科布多、南至哈喇沙爾，蓬勃發展起兵屯、回屯、旗屯、戶屯等各類屯田。
這一移民舉措進展非常順利。當時正值清朝中期人口激增，耕地不足早已成為普遍困擾，西北廣闊的處女地無疑成了理想的宅基選擇。史籍記載，＂屯田之人，挈妻攜娃，跋涉千裏，抵新疆後，無不拳踴歡呼，視為重獲新生＂。可見此政策切合了民心所向，因而能夠圓滿順利地落實。
最後，乾隆還下令將新疆的賦稅降至最低，以減輕當地人民的負擔。據史料記載，準噶爾統治時期，新疆的賦稅極為殘酷，嚴重阻礙了當地的生產發展。如今賦稅大減，無疑將為新疆帶來生機，從根本上消除了民怨。
乾隆治疆理念的獨到之處
細細玩味乾隆治理新疆的一系列舍斥舉措，不難發現其中蘊含著英明的治國理念。
首先是乾隆對待問題的態度極其務實和因地制宜。他雖然是執掌天下的皇帝，理當鷹視狼顧，但在具體實施時，卻十分註重實際效果。
比如說在舊疆的管理上，乾隆並未采取徹底的改革主義做法，而是沿襲明、清中葉以來，由世襲首領掌管政事的＂伯克制度＂。這顯然是基於土爾扈特、維吾爾等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朝廷直接任命漢人管理反而可能引發不滿情緒。
因此，乾隆順應了當地人的意願，將原有官職依然保留下來，只是加強了朝廷的監督和制約，從而較好地統合了各族力量。
同時，乾隆在建置防務和移民屯田時，也高度註重了地域特點。伊犁九城修築的地理位置，無一不是新疆的交通樞紐或人口集中地，堪稱兵家必爭之地。而在拓墾屯田時，則充分發掘了各地的獨特優勢，使之達成了糧食自給的目標。
從中可以看出，乾隆並非一味從中央集權或教條主義出發，而是根據具體情況對癥下藥，最大限度發揮了本土資源的潛能。這樣一來，他的統治便無形之中獲得了當地人的擁戴和認同。
其次，值得一提的是，乾隆在治理新疆時始終註重從長遠出發，追求地區長治久安的根本目標。
細審乾隆此舉措彼舉措，皆未流於權宜之計，而是立足於消除動亂的禍根，為新疆贏得長期和平而努力。他堅持實行移民拓墾和降低賦稅負擔，從根本上解決了新疆人們的溫飽問題；他大興城防和駐軍，則有效遏制了分裂和內戰的發生。
更值得稱道的是，乾隆在維護統一的同時，也極為尊重新疆各族的差異性。比如在管理準噶爾地區時，他繼續采用世襲制度，未幹涉當地的族內事務。在回疆，雖然實行軍事管控和派員監管，但總體而言仍延續了明清中期以來的寬松做法。
這一切的安排，不啻是在融合各族文化、化解矛盾沖突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探索和努力。正所謂＂法之以文，與之以理＂，乾隆用最大的善意和智慧贏得了新疆各民族的擁護，為地區和平奠定了堅實的民心基礎。
總的來看，乾隆治理新疆的種種方式舉措，既堅持了皇權的統一原則，又尊重了地方的人文差異；體現了旗幟鮮明的中央集權色彩，又不失靈活務實。在推進大一統的同時，亦能確保邊疆長治久安，可謂＂雖一統之帝，亦愛卿之君＂的典範寫照。這正是乾隆等人在新疆經營一時之功，為後世消除隱患的獨特見解和智慧所在。
治理新疆的喜人效果
乾隆針對新疆大規模推行的一系列治理舉措，經過幾年的實踐運作，終於開始漸漸顯現出了顯著的成效。
最直接的體現，就是新疆局勢開始出現明顯的好轉，社會秩序趨於穩定。從舊疆地區看，汗王們在旗下世襲臣民的監督約束下，已經不再像從前那樣專橫跋扈，紛爭動亂也隨之大為減少。
而在新疆北路，由於清軍重兵鎮守並推行了移民拓墾政策，人煙漸漸密集，糧食也不像以前那般短缺。隨著軍事力量與人口實力的增長，朝廷自然也就掌控了更大的主動權，足以震懾和威懾任何反叛和內亂的企圖。
或許最讓乾隆欣慰的，是收復之初曾令大員們憂心忡忡的伊犁地區，如今已漸趨於穩定有序。二十九年夏天，親自前往當地視察的阿桂在疏報中高興地寫道:＂邊境之地，烽煙已幾無矣。＂他還特意對伊犁九城軍民贊不絕口，＂城實甚雄，屯田積阜，壯漢若蟻，其將賴之以禦仇寇於外，不啻有庸。＂
這番話自是有誇張之嫌，但由此可見，新疆治理取得了令人欣慰的重大進展。一切都似乎正如乾隆所願，戰火已逐漸遠去，生產生活秩序正在恢復，一派和平安康的景象正在逐漸形成。
不過，或許正由於太過渴望和平，乾隆也未曾意識到，自己當年在治疆問題上的決策，盡管合乎時宜，但也埋下了新的禍根。
其中最令後人憂心的，莫過於乾隆為了確保新疆長治久安，在北路地區大規模實行的移民拓墾政策。按照乾隆的本意，透過開墾荒地、引進人口，無疑可以增加稅賦來源，並壯大駐軍實力，從而鞏固清朝在新疆的統治。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長期以來這一政策的推行，不僅在新疆造成了人口失衡和民族矛盾激化的危險隱患，同時還導致了當地生態環境的惡化和資源的過度消耗。
據史載，二十九年夏，隨阿桂視察的還有一位理番同行的官員。他在疏報中曾憂心忡忡地說:＂自漁陽而西，溝洫狹隘，蘆荊蓋之，塞蔽不通。比者大興墾田，漸將水源竭耗。＂
這番話形象地描述了早期移民拓墾給新疆帶來的環境負面影響。由於引種過度和耕地規模不斷擴大，加之農牧民的濫墾濫伐，很快便導致了水土流失和綠洲荒漠化的嚴重問題。
直到今天，新疆生態環境的脆弱狀況和資源短缺的矛盾，仍然是這一地區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而這一切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當年乾隆治疆時期那些魯莽而盲目的做法。
這無疑是一個令人深思的教訓。雖然乾隆的新疆政策在當時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但從更長遠來看，也暴露出了其中一些不足和隱患。事實再次說明，任何一項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都需要我們全面考慮它可能帶來的各種影響，而不能只囿於一時一地的眼光。祖宗之法，益以聖賢之訓，為的正是在這方面給我們以警醒和啟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