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講，李光地之所以向康熙智薦施瑯成功，一多半的功勞還應歸功於姚啟聖。
首先，早在姚啟聖上任伊始，就建議加強福建水師，啟用施瑯。
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朝廷與鄭氏集團談判失敗後，姚啟聖又再次感到，加強福建水師建設已刻不容緩，並且不避嫌疑地再次推薦施瑯，且說：「臣（姚啟聖自己）任藩司（布政使）時，聞知原水師施（瑯）威名，鄭錦（即鄭經）畏之如虎」，且福建各界人士，「萬口同聲，皆知其堪任水師提督也」。
甚至，為解除朝廷的疑慮，他又直接指出，施瑯有一子落入鄭軍之後，但還有六子及全家數百口在京城，豈有為一子而舍棄全家的道理。
隨後，即便是聽說朝廷已任方正色為福建水師提督，他仍堅持認為施瑯是水師提督的最佳人選，於七月再次上疏提議，任施瑯為靖海將軍，總統福建水師事務。並毫不客氣建議將方正色調往廣東。
後來，更是在姚啟聖的一再強烈建議下，康熙也才最終下了啟用施瑯的決心。
那麽，話說到此，問題來了。既堅決以武力攻台的施瑯上任後，為何姚啟聖又很快成為武統台灣的反對者呢？
先說康熙
康熙作為滿清皇帝，在攻台作戰中雖然不得不用清一色的漢將，尤其是南方漢將，但對這些漢將，尤其是像施瑯這種先抗清，後降清的漢將，他其實是一直懷有戒心的。他安排施、姚「同征」，就是要使二人互相監督，互相制衡。
但康熙也明白，攻台之事能否成功，主要還是要看施瑯的作用發揮如何。但若以施瑯為主將，姚啟聖為副手，但姚是總督，二人的上下級關系便很難理順。若反過來，施瑯的作用必然要大打折扣。所以不如大而化之，故意不明確二人的主、次關系。
但是，也正是康熙的這一「精心」安排，才恰恰造成了施、姚二人間難以調和的矛盾。
也正是在這種復雜關系中，至康熙二十一年七月，致使施瑯三次上疏，並向朝廷要求給予「專征」權，甚至立下「事若不成，治臣之罪」的軍令狀。
但是，康熙卻一直不表態，到最後，才不得已交給議政王大臣討論。議政王大臣討論的結果，卻是同意給施瑯「專征」權。
康熙授予施瑯「專征」大權後，身為總督，姚啟聖自是失去了統兵征台的機會，內心很是失望。
或者進一步講，自己為施瑯出任福建水師提督出了這麽大力氣，甚至不惜以全家百口的性命作擔保，豈料施瑯上任伊始，便過河拆橋，排擠自己，實在是令他萬分傷心，以致「不禁心中如焚如溺而不能自己」。
不過，話又說回來，姚啟聖極力保薦施瑯，其實也並非完全出於公心。而是想「特以其為（鄭）成功故將，欲借為先驅」。攻台之際，「欲其相輔成功」。
說白了，其目的就是想借助施瑯的才能和特殊身份，幫助自己成就統兵平定台灣鄭氏的不世偉業。一來可報效朝廷的沐浴之恩，二來也可使自己建功揚名。所以，他也屢次上疏，堅決反對施瑯「專征」，要求與施瑯「同征」。
只是令他萬沒想到的是，一心想武統台灣的施瑯，因為有過三次統台失敗的教訓，此時最擔心的就是互相牽制，彼此掣肘，使自己的既定方略無法實施，妨礙攻台行動的順利進行，因此極力向朝廷爭取「專征」權。
而姚啟聖呢，一見「同征」無望，態度也因此發生根本性轉變，從主戰變成主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