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梁庚堯
台灣歷史學者，祖籍廣東省新會縣，生於廣州，旋移居香港，1956年定居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1970年）、碩士（1974年）、博士（1977年）畢業。自1977年起任教於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至2013年退休，現為該系名譽教授。研究領域以宋代史為中心，亦涉及唐宋社會經濟史、宋元教育文化史及近代中國社會經濟史學史等。
慶 歷三年（1043）的春天，宋夏戰事稍為緩和，韓琦、範仲淹獲得宋仁宗進一步的重用，被召回朝廷出任樞密副使，具有執政的地位。這時呂夷簡已因為身體欠佳而罷相，由章得象、晏殊為同平章事，夏竦為樞密使，賈昌朝為參知政事，同時以歐陽修知諫院，一向支持範仲淹的蔡襄、余靖等人這時也擔任諫官。夏竦不得人望，詔命才剛頒布就遭到諫官的攻擊，宋仁宗不得已收回成命，改以杜衍為樞密使。這一項處置，使得當時的國子監直講石介大為興奮，於是作【慶歷聖德詩】。石介是當時另一位著名教育家孫復的弟子，個性剛毅，喜辨是非，詩中說：「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眾賢指杜衍、範仲淹等人， 「如茅斯拔」是以茅拔其根則互相牽引來比喻「眾賢之進」；大奸則指夏竦，「如距斯脫」，是以無距的弱雞喻指大奸去位之後已無再鬥之力。這樣的說法，顯然賢、奸之分太過，夏竦雖然不得人望，可是用大奸來形容也未必確當，自然導致他強烈的反感。孫復讀到這首詩，對石介說：「子禍始於此矣。」後來果然引來了夏竦對改革派人士的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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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熙寧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歷史的影響】
梁庚堯 編著
中國出版集團·東方出版中心
2024年6月
諫官們在攻擊夏竦的同時，也向宋仁宗極力推薦範仲淹，讓範仲淹參與大政。於是在這年八月，範仲淹改任參知政事，而以富弼為樞密副使。宋仁宗擢用韓琦、範仲淹、富弼等人後，屢次要求他們提出對時政的意見，於是範仲淹在九月提出了十項改革的綱領，這就是有名的【十事疏】 （詳細內容見【續資治通鑒長編】 卷一四三「慶歷三年九月丁卯」條，或【範文正公集·政府奏議上·答手詔條陳十事】） 。這十項改革綱領，都是針對當時的弊病而發，這不僅是範仲淹個人的意見，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也有類似的建議。【十事疏】的內容，顯現了當時政治上的許多問題，以下逐項加以討論。
一、 明黜陟。 這一項是針對官員的升遷方式而發，而重點則 牽涉磨勘制度。磨勘是一種官員考核、升遷的制度，官員取得一 定時間的年資，透過規定的考核，就可以晉升官階。按照範仲淹的講法，當時是「文資三年一遷，武職五年一遷，謂之磨勘」。由 於以年資為依據，所以造成「不限內外、不問勞逸，賢不肖並進」 的現象。當時甚至將待闕的時間也算在磨勘的年限之內，往往到 任沒有多久，還沒有做什麽事情，就獲得升級。範仲淹的建議， 是必須實際到任滿三周年，才能予以磨勘，如果在京城擔任職務， 其差遣是陳乞而來的，而非由保舉或選差而來的，必須要在任滿 五周年，才能予以磨勘。官員在任內如果有特殊的表現，獲得朝 廷肯定的，可以不受磨勘年限的限制，而提早升級。在任內無法 盡到應盡職責的，也予以特殊的處理。
二、 抑僥幸。 這一項討論到兩個問題：一個是蔭補問題，一 個是館職問題。蔭補浮濫對於冗官問題所造成的影響，以及連帶 導致政府財政支出的增加，在上一講已經提到過。範仲淹在這裏也就是討論這一個問題。原本每三年一次的南郊大禮及每年的聖節，中上層官員都可以奏薦子弟補官，範仲淹建議嚴格加以限制，只能在南郊大禮時奏薦，每年聖節不得再陳乞，同時要在任滿兩年，才能夠享受這一項權利。至於館職問題，也和高官子弟有關。
所謂「館職」，是指史館、昭文館、集賢院、龍圖閣、秘閣的職事，須考中狀元或考取制科（皇帝特詔考才識優異的士人，如賢良方正科、才識兼茂科等），在職一任滿後，試詩、賦各一而入，或由大臣推薦才學之士，經過考試，稱為入館。由於「一經此職，遂為名流」，所以成為進取的階梯。據範仲淹的講法，當時登進士高第者，一任才罷，不論能否，照例可以召試而補入，高官子弟親戚，不以賢不肖，自行陳乞館閣職事，也得以進補。他請求必
須是進士前三名，一任滿後，先審查有關教化、經術的文字，再加以考試，優等者才可以進入。至於高官子弟，則不準再陳乞。
三、 精貢舉。 這一項談的是政府選拔人才的方式。範仲淹對於從宋初以來，科舉考試「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諸科」的考試方式有所不滿。他建議在各州郡的學校選用通經有道之士來教學，科舉考試則進士科重策論而輕詩賦，諸科則除了墨義之外， 加問經旨。所以要重策論，要加問經旨，目的在選拔出了解治國治人之道的人才。對於州郡解試采用彌封的方式，他也不贊成，因為這樣只能看到考生的考試表現，而不了解他們平日的行為。他建議解試必須先考察考生平日的行為，考卷也不彌封。省試、殿試則因為考生的品德在解試時已經考察過，可以采用彌封試卷的方式。他又建議，無論進士、諸科，都必須以優等及第者才立即授官，次等及第者必須先得守選（守候銓選），以減輕官冗的弊病。
四、 擇官長。 這一項是針對地方長官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知縣等而言。範仲淹指出當時的地方長官「不問賢愚，不較能否，累以資考升為方面」，對於民生影響很大，特別是有監司之稱的轉運使、提點刑獄，有按察州郡的職責，應該特別選賢者來擔任。他提出了保舉的方法，朝廷高官可以保舉一定名額的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轉運使、提點刑獄可以保舉一定名額的知州、知縣，知州可以保舉一定名額的知縣。受保舉人以舉主多者優先差 派。以後差派地方長官，都要參考其歷任的功過，以及舉主人數。
五、 均公田。 所謂「公田」，是指地方官員在任時所給予的職田，也就是以官府田地出租所得的租課，給予地方官作為他們俸祿之外的特別津貼。職田源於唐代的職分田，北宋自宋真宗鹹平二年（999）起，恢復給外任官職田。在當時官員人數增加的情況下，一任滿後，沒有俸祿收入的守選、待闕時間拖長，既有俸祿不繼的困擾，而物價又在上漲，許多官員家庭因此開支增加、生活困窘。補貼地方官員這一筆收入，用意在使他們足以養廉，不至於因家計困窘而貪贓枉法。雖然在開始實施時，已規定了土地來源、所收租課分配的方法以及各級機構所應有的職田面積，但是各地可供用為職田的土地、地方上收租的比率（鄉原例）、官員人數等有多寡、高低的差異，土地肥瘠也各有不同，所以自宋仁宗天聖（1023—1032）年間以來，屢有官員認為職田分配不平均，而主張廢罷此制。範仲淹不贊成，他建議要分配平均，還沒有給的地方也應該要給；官員生活無憂之後，才可以「責其廉節，督其善政，有不法者，可廢可誅」，民眾也得以受益。這項制度用於地方官，目的在於避免人們重內而輕外，讓優秀官員樂於到地方任職。
六、 厚農桑。 這一項討論到農業生產。範仲淹認為由於政府不重視農業生產，所以糧食、布帛的價錢常常很貴，政府要花大量金錢在南方江、浙各路糴米，運到京師來供應消費，除了糴米學，科舉考試則進士科重策論而輕詩賦，諸科則除了墨義之外，加問經旨。所以要重策論，要加問經旨，目的在選拔出了解治國治人之道的人才。對於州郡解試采用彌封的方式，他也不贊成，因為這樣只能看到考生的考試表現，而不了解他們平日的行為。他建議解試必須先考察考生平日的行為，考卷也不彌封。省試、殿試則因為考生的品德在解試時已經考察過，可以采用彌封試卷的方式。他又建議，無論進士、諸科，都必須以優等及第者才立即授官，次等及第者必須先得守選（守候銓選），以減輕官冗的弊病。
七、 修武備。 這一項是想要解決養兵的問題。範仲淹建議取法唐代的府兵制，兵農合一，三時務農，一時教戰，首先在京畿招募五萬人，支援禁軍，京畿實施已經就緒，再推廣到其他各路，達成強兵節財的目的。
八、 減徭役。 這一項是想經由減並縣邑，而達成減輕民眾差役負擔的目的。當時的華北，由於經過唐末、五代的戰亂，有些地方人口已經減少了很多，但是唐代所設的許多縣邑仍然延續存在。範仲淹舉了河南府作例子，唐代會昌（841—846）年間，河南府有十九萬四千七百余戶，設二十縣；而在慶歷年間，河南府只有七萬五千九百余戶，仍然有十九縣，其中鞏縣只有七百戶，偃師縣只有一千一百戶。只要有縣這一個行政單位在，就有許多基層的行政工作要輪差上三等戶來做。由於人口少，有資格輪擔差役工作的人家也少，很快就會輪到，負擔就會很重。範仲淹建議首先從河南府開始，將十九縣合並為十縣，再推行到大名府，然後行之於各路，減少民眾差役的負擔，使其可以專力於耕作。
九、 覃恩信。 這是針對天子赦書的信用而發的。每逢三年一次的南郊，天子祭拜宗廟、上帝，大禮既成，都會頒布赦書，肆赦天下，用意在以皇恩澤及廣土眾民。這一類的赦書，常常會減免民眾以前拖欠未繳的賦稅，或是要各級官府寬減征斂，存恤孤貧。可是赦令雖然頒下，各級官府卻未必執行，對於欠稅仍然嚴加催督。範仲淹建議以後官吏如果不切實遵行，以違制論，處以徒刑，甚至刺配。同時將宋真宗天禧（1017—1021）年間以前的欠稅，全部除放。以後每當南郊赦後，派遣官員到各路安撫，考察官吏是否盡職，求問百姓的疾苦，好讓赦書中澤及百姓之事，一一施行。
十、 重命令。 這是針對政府所釋出命令的信用而發。範仲淹指出，由於政府制定法令時，並沒有慎重考慮，所以常常頒布之後沒有多久，就要更改。他建議以後制定法令時，應該由有關機構詳細討論，認為確實經久可行，才可以頒布。官員如果沒有執行，則要按照各種不同的情狀，加以輕重不等的處罰。慶歷改革雖然為紓解政府財政的困窘而出現，但是綜合觀察範仲淹所提出的各項建議，在內容上實以整頓行政組織為主，也就是一般所說的澄清吏治。明黜陟、抑僥幸、擇官長、均公田、覃恩信、重命令等六項，均與此明顯有關。精貢舉一項，用意在於改進選用人才的方式，也是為了增強行政組織的效能。至於與財政有明顯關聯的，則抑僥幸在於減少冗官，厚農桑在於減少政府和糴與運輸費用，修武備在於減少養兵的經費。減徭役一項雖然說是為了減輕人民的差役負擔，但是縣邑並省之後，政府的開 支也可以減少。盡管整頓行政組織是這些建議的重心，卻非完全和政府的財政問題無關。範仲淹的想法可能是在行政效能提高之後，政府的賦稅可以確實征收，支出的浪費可以減少；而另一方面，民眾的賦稅負擔也不至於加重，甚至減輕，和政府同時蒙受其利。
在宋仁宗的支持下，範仲淹的各項建議逐步實施。慶歷三年十月，詔令中書、樞密同選諸路轉運使，立磨勘年限法及遷轉薦舉法；十一月，立試館職法、任子法，下詔限職田（限定各級官員所應給的職田面積），下詔修圩田、河渠、堤堰、陂塘。慶歷四年（1044）正月，再下詔督促地方官員興水利，課農桑；三月，詔令天下州縣設立學校，更定科舉法；五月，並省河南府五縣為鎮。覃恩信和重命令兩項，也都有初步推行的措施。只有修武備一項，由於其他大臣反對而沒有頒行。事實上，唐代的府兵制是與均田制度互相配合的，均田制度既然已不存在，府兵制也難以恢復。
範仲淹的改革措施以整頓行政組織為主，但也正是整頓行政組織，使得改革遭受強大的阻力，而範仲淹本人也遭受到愈來愈多的毀謗。【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慶歷四年六月壬子」條：
始，範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人曲直，交指為朋黨。及陜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為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規摹闊大，論者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幸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
整頓行政組織的各項措施妨礙到許多人的既得利益，也阻塞了才能平庸者的仕進之途，這些人的反對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以朋黨之名加於範仲淹和支持改革措施的人，而範仲淹和支持改革措施的官員也確實是呼朋引伴。至於朋黨之說則對皇權構成了威脅，原因在於皇帝擔心臣下結黨會形成一股難以控制的勢力。範仲淹 當面向皇帝解釋，講君子、小人未嘗不各為一黨；歐陽修也上了一 篇有名的【朋黨論】，講小人無朋，只有君子才有 （見【歐陽文忠 公集·居士集】卷十七） ，可是都無法解消宋仁宗的疑慮。在反對改革的風潮中，夏竦不擇手段地對改革派人士施加打 擊。以朋黨之稱來毀謗範仲淹等人就是夏竦在鼓動的，他又指使 女婢暗中練習石介的書法，學好之後，偽作石介代富弼撰廢立詔 書，意圖誣陷他們謀反。宋仁宗雖然不相信有這回事，但是範仲 淹、富弼都已經感到不安，自請外出。於是範仲淹在六月出任陜 西河東宣撫使，富弼在八月出任河北宣撫使。歐陽修在這之前已 經奉派到河東巡察，余靖也跟著自請外任。夏竦打擊石介、富弼， 仍有後話，次年七月，石介已經病逝，剛好有徐州狂人孔直溫謀 叛，在他的家中搜到一封石介的信，夏竦借機上言說石介其實還 沒有死，是富弼暗中派他到遼國引兵入寇，而富弼準備作內應。朝廷趕緊免除範仲淹、富弼宣撫使的職位調為內郡知州。夏竦又 上言說石介沒有能夠說服遼國出兵，為富弼到登州、萊州，結集 兇惡數萬人，準備作亂，請求開啟石介的棺材驗視。經人解救， 才沒有開棺。打擊範仲淹等人的，還有其他朝廷官員。當範仲淹在慶歷四年六月奉派宣撫陜西、河東時，仍然是參知政事的身份，導致他辭 掉參知政事職務的，是這年十一月的奏邸之獄。京師各個機關的 胥吏，每到秋天，必定聚資舉行賽神會，往往因而痛飲終日。監 進奏院蘇舜欽，是範仲淹推薦的人才，又是杜衍的女婿，平日的 議論曾侵犯到權貴，他認為由胥吏出錢不妥，於是和另一位監院 劉巽各出俸錢十緡，再加上出售舊字紙公款四五十緡，辦理祭神、 飲宴。許多館閣名士都參加了這場宴會，宴席中招來了妓女，其中一位也是範仲淹推薦的名士王益柔，借酒狂歌，有「醉臥北極 遣帝佛，周公、孔子驅為奴」之句。一位文士李定想參加而沒有 被邀請，將這件事情告知禦史中丞王拱辰。王拱辰一向不滿範仲 淹的作為，於是指使屬下劾奏劉巽、蘇舜欽等人私用公款、與妓 女雜坐，王益柔語涉不敬，出席宴會諸人都遭受貶逐。王拱辰高 興地說：「吾一舉網盡矣。」事後宋仁宗下了這樣一道詔書：
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朋黨，君明臣哲，垂榮 無極，何其德之盛也。朕昃食厲誌，庶幾古治，而承平之弊， 澆競相蒙。人務交遊，家為激訐，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至或 陰招賄賂，陽托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為苛刻，構織罪端， 奏鞫縱橫，以重多辟。至於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詆斥前聖， 放肆異言，以訕上為能，以行怪為美。自今委中書門下、禦史 台采察以聞。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五三「慶歷四年十一 月己巳」條）
這一道詔書，不僅譴責蘇舜欽、王益柔等人的行為，也很清楚地 譴責以範仲淹為中心的一群官員，指責他們結為朋黨，在施政上 則羅織地方官員於罪刑，甚至認為他們所謂「薦賢」，實際上是收 受了賄賂，這等於是對改革措施的否定。奏邸之獄表面上是王拱辰指使屬下奏劾，實際上是有一群官 員在推動，而暗中主使的則是另一位參知政事賈昌朝。宰相章得 象原本就不支持改革，對奏邸之獄不置可否，只有韓琦出力營救。當範仲淹為這一事件辭職時，章得象卻落井下石。宋仁宗原本想 立即批準範仲淹請辭參知政事，章得象向宋仁宗說，範仲淹向有 重名，如果一請而罷，天下人將會責怪皇上黜賢臣，不如暫且賜詔不允，如果範仲淹上表謝恩，就是挾詐要君，這時才可以罷除 他的職務。宋仁宗照章得象的話去做，範仲淹果然上謝表；宋仁 宗說，就如章得象所講的一樣。慶歷五年（1045）正月，範仲淹、 富弼都罷除了朝廷的職位，杜衍也罷除相位。韓琦則在三月罷除 樞密副使的職務，慶歷改革確定失敗。從慶歷五年二月起，朝廷逐次下詔罷除了京朝官用保任敘遷 法，罷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須有朝廷高官保舉，罷除蔭補限年 法，罷除轉運使兼按察，又恢復科舉舊制，有關整頓行政組織的 幾項重要措施都遭到廢罷。慶歷改革的失敗，人事是一個重要因素。一方面改革派的人士 善惡太過分明，容易樹敵，而且行為也有不檢點的地方，被人捉 到把柄，加以打擊。另一方面，改革措施以整頓行政組織為重心， 損害到太多官員的既得利益，這些官員不願意配合，甚至加以破壞。由於範仲淹以參知政事的身份獲得宋仁宗的信任，主持改革事務的策劃與推動，宰相章得象不免認為權力旁落，和範仲淹之間存有沖突，因此也不願意支持，又礙於仁宗對改革措施的支持， 不便多言，在這過程中，表現出來的則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因循態度，並且找機會對範仲淹落井下石。各種反對的力量匯聚在一起，形成一股很大的聲浪，他們攻擊改革派人士的各種理由， 都直接或間接地表示這一群人的作為侵犯到皇權。這樣的理由配合上一些有意制造或偶然發生的事件，使得宋仁宗的疑慮愈來愈 深，終於放棄了對改革措施的支持。慶歷改革由於皇帝的支持而推動，也由於皇帝的不支持而中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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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選編自【北宋的改革與變法：熙寧變法的源起、流變及其對南宋歷史的影響】，註釋從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