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冬天，李鵬總理和兩個兒子在北京拍下一張合影。李鵬和夫人朱琳婚後育有二子一女，女兒名叫李小琳。這張照片非常罕見珍貴，照片中李鵬半蹲，他的右手邊騎著小木馬的是次子李小勇，當時2歲；左手邊騎著兒童三輪車的是長子李小鵬，當時6歲。
照片中李鵬年僅37歲，長相帥氣，個人事業有成，家庭和睦。1958年7月10日，李鵬和朱琳結為夫婦。1959年6月7日，朱琳在北京生下長子李小鵬。兒子出生時李鵬遠在吉林工作，擔任豐滿發電廠副廠長兼副總工程師，他平時工作非常忙碌，根本沒有時間回北京等待兒子出生。
朱琳
可能李鵬當時也沒有想到，第一個孩子是一個早產兒。原來朱琳懷孕後一直住在豐滿發電廠的招待所，直到懷孕5個月後，在母親趙君陶的不斷催促下，李鵬才將朱琳送到北京，住在母親那裏待產。
趙君陶非常關心朱琳身體情況，定期陪同她去醫院孕檢，結果還是出現了一個小意外。1959年5月底的一天，朱琳陪著婆婆趙君陶乘坐公交車前往一個親戚家，途中公交車突然剎車，朱琳因慣性往地下一蹲，結果出血了。
李鵬和母親趙君陶
趙君陶無比擔心，立即將朱琳送到協和醫院保胎，看到沒有多大問題就帶她回去了。大約一個星期後，趙君陶又帶著朱琳去了協和醫院，醫生檢查後卻發現情況嚴重，當場就讓朱琳住進危重病房，因為朱琳羊水破了，大人和小孩隨時都有生命危險。
趙君陶非常著急，想來想去便求助鄧穎超，希望她能幫幫忙。為何是鄧穎超呢？原因很簡單，因為李鵬當年是在周恩來、鄧穎超的幫助下去了延安，兩人對李鵬無比關心。某種程度上來說，周恩來和鄧穎超是看著李鵬長大的。
鄧穎超和李鵬（後排）
李鵬稱呼鄧穎超「鄧媽媽」。反觀周恩來和鄧穎超，他們被李碩勛「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家國情懷所感動，視烈士的後代為己出，無私關懷，精心培養，總是想盡一切辦法給予他們最好的生活條件。比如1945年李鵬要去前線，鄧穎超把周恩來朋友從新疆帶回的一床新棉被讓他帶上，而他們自己蓋得被子破舊不堪。
這裏插一句，李鵬並不是周恩來和鄧穎超的養子，這一點他在回憶錄中給予了澄清。李鵬在【李鵬回憶錄（1928-1983）】中給予辟謠，他寫道：「周總理、鄧媽媽與我的關系，就是老同誌與烈士後代的關系。有人傳說我是周總理的養子，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周總理、鄧媽媽關心的烈士子女，不止我一個，他們同樣關心愛護其他戰友的子女。我們都稱他們周伯伯、鄧媽媽。」
鄧穎超和李鵬
李鵬說的很客觀，周恩來和鄧穎超在抗戰期間幫助了很多革命烈士的子女，將他們從國統區秘密轉移到延安生活學習，李鵬就是其中之一。李鵬的父親李碩勛跟周恩來是戰友，他也參加了南昌起義，後於1931年9月在海南壯烈犧牲，年僅28歲。
同時，趙君陶在丈夫犧牲後，帶著李鵬和剛出生的女兒從上海回到四川。1939年初，周恩來親自將趙君陶安排到重慶工作。正是這一層關系，趙君陶在兒媳婦朱琳住院後，第一時間想到了鄧穎超。
李鵬夫婦和鄧穎超
當鄧穎超接到電話後，她立即給林巧稚醫生打電話，請她去協和醫院參與對朱琳情況的會診。林巧稚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婦產科專家，她是新中國婦產科學的主要拓荒者、奠基人之一，她還是北京協和醫院第一位中國籍婦產科主任及首屆中國科學院唯一的女學部委員（院士）。
鄧穎超給林巧稚打電話時，林巧稚是中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當林巧稚檢查了朱琳的情況後，發現情況比想象中要糟糕，於是悄悄詢問趙君陶：「朱琳的情況不太好，羊水破了，保大人還是保小孩？」
李鵬的三個孩子
趙君陶當場就說：「希望您能盡最大努力，我們大人也要，孩子也要。」當年6月7日，朱琳生下了兒子，體重還不到5斤。當李鵬接到母親打來的母子平安的電話時，當場淚流滿面。1961年6月1日，朱琳生下了女兒，取名李小琳。
1963年9月6日，李鵬和朱琳的第三個孩子在沈陽鐵路醫院出生，這是一個男孩。兩人在咨詢母親趙君陶的意見後，取名李小勇。隨著李鵬的職務越來越高，使得工作異常忙碌，可他沒有忽視對子女的教育，嚴格要求他們。
李鵬有一個愛好，就是幾十年如一日的寫日記，他以身作則的給孩子當榜樣，讓他們嚴格要求自己。在女兒李小琳眼中，父親李鵬的形象是這樣的，「我的父親意誌堅定，生活有目標，做事認真，總是朝目標不斷努力。很多事情，他都親力親為。」
另外，對於父親寫日記這件事，李小琳更是獲益匪淺，她在一次接受采訪時說：「父親參加工作前，就開始每天堅持寫日記。退休以後，他準備把這些日記分門別類，分10個不同的類別陸續出版，現在已經出版了好幾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