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特征
當前，世界經濟的變化比想象中更復雜。除了參考國際機構所做出的判斷，我們還需要深入剖析正在發生的事情，這對於深入理解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的發展趨勢是非常重要的。
在後疫情時代，主導全球經濟增長的中期因素不會發生變化，但會有階段性的不同。在以往對全球經濟增長長期停滯的研究中，我們提煉出了很多基礎性的因素，比如全球生產率下降導致經濟增速放緩。 從目前來看，各國的勞動生產效率增速都在放緩，且近年來加速下行，其主要原因在於： 一是後疫情時期的修復比我們想象得要慢，疫情帶來的疤痕效應較大。二是美國挑起的技術戰、「脫鉤」，以及「去風險」帶來全球技術貿易的下降，直接導致全球技術進步的增速漸緩，這主要體現為全球芯片、半導體等高新技術產品的交易額出現了大幅的下降。三是新技術套用場景的拓展速度放緩，這主要體現為全球專利技術的下降。以上幾大因素導致技術進步帶來的勞動生產率增長趨緩，導致經濟增速下降。 除此之外，一些長期因素，比如人口問題、產業鏈供應鏈重構問題、逆全球化問題、減碳帶來的氣候成本擴張問題，以及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導致各國國防支出成本上漲的問題等，也會使得經濟增速放緩。
全球通貨膨脹率在2022年達到歷史新高——9.2%，以美國、歐盟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全面收縮貨幣政策和金融條件，直接導致全球融資成本上漲，投資下滑，進而遏制了快速上升的通脹率。因此，市場預測全球通貨膨脹率可能會回落到5%左右。通貨膨脹率的回落對於全球經濟增長，以及低收入人群生活成本的降低是一個利好訊息，但與此同時，考慮到通脹的黏性依然較大，要回落到各國的通脹盯住目標值可能還需要較長時間。比如一些國際機構預計，全球通脹率回歸疫情前水平可能還需要一年的時間，這意味著貨幣政策的逆轉速度可能不如想象中快。盡管美聯準去年12月的公告中出現了全面停止加息的聲明，歐盟也開始討論利息政策的調整，但利率水平是否會有明顯回呼，從而帶來全球金融條件及全球資本流動的逆轉，依然存在很大不確定性。不過可以明確的是，全球正處在一個去通脹、去高利率的新行程中。
盡管2022年全球供應鏈有所恢復，帶來了一定程度的疫後反彈，但當前世界貿易仍處於收縮過程中。 我認為，今年貿易實作增長是比較困難的。
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或在未來五年出現階段性成果
2024年的貿易發展狀況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美國采取制造業回流、「脫鉤」、「去風險」等全球布局的調整已經過了5年時間。在此過程中，會產生一個過渡態，即在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的作用下，對於固定資產投資、能源等的需求有所上升。
過去幾年中，中國與美國近岸外包的主要基地墨西哥的貿易同比增長非常快，對美國布局友岸外包的區域，特別是東南亞的貿易也出現了大幅增長。這些提升可能是貿易政策調整帶來的結果，但更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政策再布局所帶來的「引致需求」，尤其是對機電產品、新能源產品的需求。在美國的戰略取得階段性完工後，這些需求可能會發生變化。
當前，墨西哥初步建立了為美國提供工業品的生產線，我們需要思考在東南亞初步建成這種生產線，以及美國建成核心產品的生產基地後，全球貿易格局會發生什麽樣的變化。 我認為，盡管受到了疫情的沖擊，但美國的戰略還是會在五年後出現階段性成效，我們需要對此進行深入研判。 需要關註的問題包括，在高新技術領域，美國是否會出現再工業化和關鍵供應鏈、產業鏈的全面回歸，並且能否在政策的支持下成功實作商業化；在全球層面，美國進行的近岸和友岸外包是否具備商業化和持續發展的可能等。
美國透過的【基礎設施法案】【通脹削減法案】及【芯片科技法案】等帶來的補貼效應還沒有完全耗盡，可能會繼續影響中國對美國及歐洲的出口增長。 但隨著這些政策補貼的消失，加上美國在再工業化過程中成本降低的速度遠低於中國，可能會導致一些「爛尾工程」的出現。 比如美國在上世紀80年代也進行了再工業化的計劃，但最終是以失敗告終的，其根本原因就是利用政治力量實作再工業化的商業可行性和成本競爭可行性較低。
同時，我們也需要關註與墨西哥、東南亞等國在產品競爭上的變化。目前來看，中國與這些地區存在差別性的定位，不是完全競爭的關系。但中國與日本、南韓、德國之間的競爭已經白熱化，尤其是中國在新能源、汽車、造船等中高端制造業領域的全面升級和成本下降是非常明顯的。因此，中國與這幾大貿易逆差國之間的關系可能會出現劇烈調整。同時，我們與新興經濟體之間的互補性可能還會進一步提高。
總而言之，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可能會出現一個階段性的成果，導致世界多邊體系進一步撕裂，世界傳統貿易潛能持續下降，從而產生短期的產業鏈供應鏈新格局。
全球範圍內成本上升帶來的結構性變化更為劇烈，會導致傳統三角的崩潰風險，在此過程中呈現的新的結構性變異是我們未來幾年需要重點研究的，包括中國與互補性國家之間的產業升級速度差異，以及各國在中高端制造業領域的成本競爭格局。
重新思考地緣政治與經濟戰略
我認為，未來五年，中國在貿易政策和戰略上需要有新的定位和思考。過去幾年中，我們在成本上的優勢全面凸顯，並且目前，中國仍處於一個加速降本的過程中。未來五年，是美國戰略得到全面顯化和檢驗的重要時期。因此，我們一定要提高產業布局和貿易政策的契合度，同時重新思考地緣政治與經濟戰略。對未來全球經濟的變化，不能僅從增長、通脹、利率政策、財政政策等角度來思考，還要考慮結構性變異對於政治布局帶來的商業可行性和競爭模式上的變化。
（作者為上海財經大學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