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的說，我對馮導的印象一般，但【1942】是部好電影。當電影【1942】的畫面在銀幕上徐徐展開，觀眾們被帶回到那個飽經滄桑的年代——1942年的河南，那一年，河南的天空幹涸了，大地龜裂，收成幾近絕收，漫長的旱災將這片中原大地推向了絕望的深淵。 在不足一年的時間裏，饑荒導致的死亡人數高達三百萬，幾乎相當於河南當時總人口的十分之一。
1942年，河南省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自然災害——旱災與蝗災肆虐。 根據【河南省誌】的記載，從1940年至1944年，河南人口減少了近600萬，1942年，河南的人口由3067萬下降至2789萬，減少了約278萬人。 在這場災難中，餓殍遍野的景象成為了一種常態。而這一數位，僅代表了官方統計的損失。
美國【時代周刊】記者白修德是最早向外界揭露1942年河南大饑荒的西方記者。他的報道首次將這場災難的嚴重性引入了國際舞台。在他的文章中，白修德詳細描述了河南的災情，包括饑民的絕望、食物的匱乏，以及當地對災情的無視。
當時，美國記者白修德深入災區，記錄了一些令人心碎的場景。他的報告中提及了兩位傳教士在災區的真實見聞。
在鄭州，傳教士阿西克拉夫特描述了一幕令人心碎的場景。他寫道：「在教堂前，有六個小孩被他們的父母綁在樹上，以便讓這些孩子在大人要飯時不會跟隨著造成拖累。」這一描述深刻揭示了饑荒期間家庭的悲劇和絕望。
另一位天主教傳教士保爾·於斌在洛陽見證了另一種生存的絕望。他描述道：「在洛陽，他看到成捆的樹葉被賣給饑民當食物，一塊錢一捆。一個農民把一家人召集在一起，讓大家吃上一頓飽飯，然後告訴他們，剛才吃過的飯裏已經下了毒藥。」
在國內，最具影響力的報道之一來自【大公報】。該報的記者張高峰撰寫了一篇名為【豫災實錄】的報道，揭露了河南大饑荒的真實情況。這篇報道生動地描繪了河南內災區的慘狀，饑民的絕望，孩子們的饑餓，以及因無法承受饑荒帶來的苦難而逃離家園的人們。這篇報道成為了當時國內少有的幾篇敢於直面河南饑荒的新聞作品。
然而，張高峰的勇敢並沒有得到當時政府的贊賞。相反，這篇報道引起了國民政府的不滿，他們認為這篇報道誇大了災情，可能會對抗戰的士氣產生不利影響。結果，張高峰被逮捕並監禁，遭受了嚴厲的打壓。
【大公報】作為張高峰的所屬媒體，因為發表了這篇報道，也遭受了政府的打壓。在文章發表後，政府下令【大公報】停刊三天，作為對其「危言聳聽」報道的懲罰。這種行為不僅暴露了當時政府對於災難報道的敏感和不容忍態度，也反映了國民黨反動派對控制資訊和輿論的強烈欲望。
然而，這場天災並非災難的唯一原因。正常情況下，政府應當減少稅收，提供救濟，但當時的政策卻恰恰相反。盡管百姓已無余糧，國民政府卻依然堅持征收軍糧，使得河南的百姓陷入更深的絕望。
面對「橫征暴斂」的指責，一名軍官對白修德坦言：就算老百姓餓死了，這土地也還是中國人的，可是如果當兵的餓死了，國家就會變成日本人的。
這邏輯看似那麽合理卻又那麽荒誕，在面對災難時的無情與冷漠。國民政府似乎更關註的是戰略利益和政治穩定，而不是普通人的生命安全。
在這樣的背景下，饑餓成為了河南人民面臨的最大威脅。人們不得不吃樹皮、野草，甚至出現了人吃人的慘劇。這些事件的發生，徹底揭露了當時社會的無情和困境。
而當時的河南省主席李培基據稱沒有如實向中央政府報告災情的嚴重性，而是以「收獲尚好」來掩蓋真相。這種隱瞞導致中央政府未能及時了解和響應災情，錯過了救援的最佳時機。
這場大饑荒不僅是一次自然災害，更是一次由人為失策引發的社會災難。在饑餓與絕望中，河南百姓被迫做出了艱難的選擇，他們的苦難深刻地揭示了國民政府在災害管理上的失敗。
在中國歷史的長卷中，戰亂和饑荒不斷重演，造成的痛苦和失落仿佛從未停止。餓殍遍野，家破人亡，這些深刻的悲劇，仿佛是歷史的必然伴隨。每一次災難過後，國人的記憶又似乎都隨風而逝，忘卻了那些沈痛的教訓。我們總是在歷史的輪回中，重蹈覆轍，好似未曾真正銘記那些痛苦的過往。願祖國強大！人民富足！不再有天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