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 雪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美國造船產量已下降了85％以上，能夠建造大型船舶的美國造船廠數量已下降80％以上。這導致美國造船業近年來一直存在交付延誤的困境，連美國海軍都抱怨其主要艦船計畫不得不被推遲。美國政界以及軍界一些高官試圖將這種困境推到「外部威脅」上面，稱「面對日益擴大的全球威脅，美國海軍在軍艦生產方面舉步維艱」。背後邏輯，就是將美國自身船舶建造能力萎縮，歸咎於中國競爭等所謂「全球威脅」擾亂美國相關行業發展。
將自身產業問題歸咎於外部因素倒確實應了美國近年來的「傳統」。但事實上，美國造船行業的真正「威脅」來自自己國內。其中，勞動力短缺、聯邦和州兩級的繁重監管以及官方采購制度等是較為突出的因素。
首先，美國造船業面臨熟練工人短缺的困擾。美國造船廠的大部份作業流程都依賴經過認證的焊工，盡管船企采取諸多措施，但仍很難吸引和留住這方面的工人。比如，維吉尼亞州諾福克和威斯康辛州馬利內特的造船廠為未來的焊工承擔在當地技術學院獲得認證的費用，並提供後續就業機會。一些造船廠甚至還為初犯、非暴力罪犯提供機會，使其能夠獲得不錯的起薪和穩定工作。美國聯邦政府在技術培訓上花費巨額資金，但仍收效甚微。這是因為國會批準的財政支出有其偏好和傾向，喜歡資助那些就業機會能分散到各選區的計畫，這樣議員們就可以宣稱為他們所在的選區帶來了新的就業。這導致人力密集程度較高的美國造船廠較難獲得這種資助。
除了技術工人，其他造船行業人才的缺口也不容忽視。造船業不僅涉及鋼鐵制造，還涉及排程、生產控制和關鍵鏈管理等。在高度復雜的生產和施工環境中，生產支持和管理職能人才缺口也對產出有著巨大負面影響。
其次，美國造船業面臨聯邦和州兩級繁重的監管。環境法規帶來額外的成本負擔。比如，美國【清潔空氣法】第112條中規定，在制定排放標準時，要「最大程度地減少有害空氣汙染物的排放」。這使美國環保署在確定需要減排的程度以及修訂之前排放標準方面擁有較大的自由度，結果導致法規的要求和覆蓋面不斷擴大，經常是相關公司剛要接近合規，排放標準又發生了變化。日益增多的法規推升了供應商的合規成本，並對供應鏈效率產生不利影響。
與國外夥伴合作的美國造船廠還面臨額外的監管。美國【國際武器貿易條例】為船舶建造制定了極其繁瑣的流程，需要經過多步審批才能實作技術和資訊共享。這個過程可能需要數月甚至數年，通常也給國防承包商帶來不必要的成本。
再者，美國政府采購制度限制了造船廠生產能力的擴大。大多數美國海軍戰艦只有一家建造商，專門負責特定艦種的建造。為了降低成本，美國國會確保五角大廈的采購合約流可預測且穩定，也為建造商提供穩定的資金流以保持其勞動力穩定。但這也帶來諸多不確定性。如果政府中斷合約，造船廠和供應商就無法及時找到其他客戶來「補坑」；如果政府突然要求加快進度，建造商也經常沒有現成的技術工人或裝置待命。本屆民主黨政府執政期間一直要求增加非國防支出，因此沒向造船業發出足夠的需求訊號。例如，拜登政府提議的2025財年國防預算，將當年采購的維吉尼亞級潛艇數量從2艘減少到1艘。在這種采購制度下，相關船企很難加大對工業產能的投資。
正是因為上述種種因素，美國船舶業的產量才一步步降至「歷史新低」，落後於中國、南韓、日本等國。美方一些人因此聲稱，艦船制造能力的不斷增長使中國擁有了壓倒性的戰略優勢，渲染這種「威脅」擾亂了美國國內船舶行業的長期投資和規劃。但就像理性人士都能看到的，美國真正應該做的，是聚焦國內制造業面臨的困境，著力解決船舶產業在人力資本以及監管、設計、生產、維護和維修等方面存在的缺陷，而非緣木求魚地內病外治、渲染所謂「外部威脅」。（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