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批由曾山率領的東南局和皖南特委機關工作人員是最後一批撤離皖南的隊伍。在這以前，自1940年12月1日起，新四軍軍部直屬機關各單位一切非戰鬥人員在軍需處長宋裕和、軍法處長湯光恢、教導大隊薛暮橋、戰地服務團何士德等人率領下，連日分批從皖南駐地出發，撤往蘇南敵後轉赴蘇北地區。軍部直屬機關各單位非戰鬥人員撤走後，開始撤離地方黨的工作人員。第一批東南局機關撤離的地方工作人員是由東南局秘書長溫仰春率領的，比我們這批人員要早五六天撤走。我們12月16日從丁家山東南局駐地出發，告別皖南，朝行暮宿。
第一天在涇縣孤蜂區紙坑村（或者是叫左坑村）的山凹裏宿營。這裏是造紙的地方，群眾基礎好，十年內戰期間，有地下黨的組織，現任黨支部書記郎忠浚就是內戰時期的黨員，所以，大家在此地宿營比較安心。但是，由於大家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過著比較安定的生活，一朝移動，長途行軍，夜晚打地鋪睡稻草，突然改變生活方式，開始總有一些不大適應。
第二天，我們渡過青弋江，經馬頭鎮進入國民黨軍隊的防區，夜宿於普都鋪新四軍兵站。這一天行軍，我們沒有遇見國民黨軍隊，仍然相安無事。
第三天，我們行軍過宣城縣到孫家埠附近的一個村莊宿營。孫家埠原是一個較大的集鎮，為水陸交通要道，有國民黨東北軍第一 O 八師的部隊駐防。我們經過該鎮時，在街上見到有零星的東北軍士兵，大家都比較警惕，疾走而過。東北軍士兵見到我們，也未來找麻煩。但是集鎮上的市面比較蕭條，這裏已是臨近前線的後方。抗戰初期曾一度被日本侵略軍占領，人民余悸未消。
第四天，我們到達郎溪縣的畢家橋新四軍兵站宿營。該兵站負責人向曾山介紹了兵站周圍環境情況。他說："畢家橋兵站曾在1940年六七月間被國民黨軍隊搜查查封，切斷我皖南新四軍軍部與蘇南敵後新四軍部隊之間的交通聯系，直到同年11月因為皖南新四軍軍部直屬機關單位非戰鬥人員需經此處撤出轉往蘇南敵後，才被國民黨第三戰區同意恢復。自12月以來，這裏每天都有從軍部撤出的上百人和數百人不等的非戰鬥人員以及運輸後勤醫療機械物資的民夫等，陸續抵達並在這裏宿營，一般說來尚未發生什麽事故。唯近幾天來，這裏情況開始出現緊張，周圍的村莊開來國民黨嫡系部隊第四十師一部駐紮，似在監視我們兵站，尤其是便衣特務活動頻繁，他們是什麽壞事都可以幹得出來的。前兩天，第四十師派兵來我們兵站突然搜查了一次，沒有搜到什麽，他們只好退去。我們向他們提出抗議，他們賴賬，推說是下面人幹的。"兵站負責人提醒曾山同誌註意："在此宿營，要提高警惕，集中住宿，大家不要分散行動。攜帶的重要檔要妥善收藏好。如果夜間萬一發生情況，大家也不必驚慌，一切由兵站負責人出面交涉應付。"曾山為此專門找我去交代，要我特別註意晚上宿營的安全，轉告皖南特委機關撤離的人員提高警惕，不要脫衣睡覺，輪流值夜，以防發生意外的情況。這一夜，我沒有很好地睡覺。因為曾山叮囑過我，要我負責皖南特委機關撤離人員在行軍中的安全問題。好在這一晚在畢家橋兵站平安無事。
第五天，到達郎溪縣的梅渚鎮新四軍兵站宿營。這個鎮上有中國共產黨的秘密支部，該鎮工商稅務所裏還有我單線聯系的黨員石雲階。抗戰初期，郎溪、廣德兩縣黨的組織原由皖南特委領導，後來劃歸在蘇南成立的蘇皖特委領導。1940年6月，因國民黨軍隊切斷了蘇南與國民黨統治區之間的聯系，成立了廣郎中心縣委直屬東南局領導。曾山經過該鎮時，地方黨的同誌和單線聯系的黨員石雲階都來找曾山。曾山告訴他們：東南局撤銷後，廣郎中心縣委和單線聯系黨員的組織關系都將交給蘇皖區黨委領導。我們由畢家橋兵站到梅渚鎮兵站必須經過郎溪縣城西門外，當時郎溪縣城內駐有國民黨軍隊的一個團部，西門城門口設定有雙崗哨檢查行人。我們這支隊伍沒有進郎溪城，但是必須經過西門城外約三四百米遠的地方，然後折向北朝著梅渚鎮方向前進。因此，我們經過時，與國民黨軍隊設在西城門口的崗哨相距很近，彼此都看得清清楚楚。當我們這支隊伍經過時，國民黨軍隊兩個值班的哨兵端著長槍，遠遠監視我們行進，情緒顯得緊張。我們這支隊伍則不予理睬，各自都在加強警備。有槍的同誌還做好必要的自衛準備，銜枚疾走，沒有發生問題。
第六天，我們提早吃飯，由梅渚鎮出發，準備以一天的時間趕到新四軍第二支隊司令部的駐地。這是我們六天行軍中一次最長的路程。我們由梅渚鎮出發北上，很快地進入了蘇皖交界的地方，到達溧陽縣境內的殷橋，與郎溪轄地僅一河之隔。這裏是一塊平原地區，稻麥兩熟，當時三麥、油菜已播種出土。沿途村莊群眾知道我們是從皖南撤出的新四軍，大家都聚集在村頭觀望，招手致意。我們這支隊伍過了河口鎮，在前往南渡鎮的途中一個村莊上休息吃中飯。因為聽說南渡鎮上駐有國民黨頑固派軍隊，我們不便在該鎮停留，必須趁著未過南渡鎮以前吃好中飯，填飽肚子，爭取在透過南渡鎮時步伐加快，預防駐守在該鎮的國民黨頑固派部隊前來挑釁。我們吃過中飯，重新上路，一面行進，一面沿途打聽南渡鎮上的國民黨頑固派駐軍情況。當這天下午2時左右透過南渡鎮上時，卻沒有遇到國民黨頑固派軍隊，只見有三五零星警察在街上行走。他們見到東南局警衛隊一色短槍，精神抖擻，不敢有任何異動。據老百姓說，南渡鎮上原駐有國民黨軍第四十師一個連，在兩天前奉令被調往皖南方面集結，參與圍襲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的行動。南渡鎮是溧陽縣的第二大集鎮，水陸交通要道，舟楫雲集，市面繁榮，鎮北瀨水（即胥河）河面上還停泊著一艘汽輪。我們平安無事地透過該鎮，大家都舒了一口氣。旋即過橋上京杭公路，折向東北方向，沿著農村土路前進。這一帶是高高低低的丘陵坡地，地瘠民貧，進入冬季，景氣比較荒涼，接近黃昏時，我們找到了新四軍第二支隊司令部駐地蔭棠村（在竹簧橋鎮西北三四裏），大家無不感到勝利的喜悅。
我們到達蔭棠村後，第二支隊司令部的通訊員把曾山和我們一起帶到蘇皖區黨委書記鄧仲銘（鄧振詢到蘇南後改名）住處。鄧仲銘和第二支隊司令羅忠毅、副司令廖海濤都在那裏等候迎接曾山的到來。
他們見到曾山同誌，熱烈地祝賀曾山和大家一路平安，勝利到達。他們說："早已收到軍部和東南局發來的電報，估計今天一定可以到達。"故而三人集中在一起等候。他們急需從曾山口中了解黨中央對新四軍軍部、皖南部隊移動的指示和確切的移動日期。因為第二支隊奉命為迎接軍部、皖南部隊經蘇南敵後北移的行動，已移駐到竹簧橋附近的敵頑空隙地區近一個月了，而現在溧（水）武（進）公路以北敵後地區正遭到日偽軍大規模的"駐紮掃蕩"；南面國民黨統治區的頑固派軍隊又向北進逼，形勢十分緊張，所以很想了解軍部的整個軍事部署計劃與意圖。
鄧仲銘見到我隨同曾山撤結束來，感到意外，連忙同我握手問道："你怎麽也撤出來？其余的皖南特委同誌呢？"我說："原來皖南特委的同誌都將隨軍撤走，我率機關人員和被撤出的一部份'紅'了的縣、區地方幹部隨曾山先走。"我知道鄧仲銘與羅、廖司令都急於了解軍部的整個軍事行動部署，不便與鄧仲銘多談。鄧仲銘交代第二支隊司令部一位副官，把我們一行安排到附近的另一個村上宿營。曾山和饒漱石夫人陸璀及陪同陸璀的另一女同誌留住在第二支隊司令部駐地，與鄧仲銘、羅、廖司令同住在一個村莊上。
我們連續六天行軍，休息下來後，反倒感覺有些疲勞。但是，一見到自己的部隊，又像是到了家裏見到親人一樣，相互交談，問長問短，彼此都很興奮。我們過去在皖南只聽說蘇南敵後據點林立，地區被分割，敵人進行頻繁的"掃蕩"，鬥爭如何如何緊張。但是，究竟敵後是什麽樣子，缺乏感性知識。現在來到以後，自然首先要向他們問清楚這裏的情況。第二支隊接待我們的同誌告訴我們說："這裏還不是真正的敵後，而是敵人與國民黨頑固派軍隊防區相對峙的一個空隙地帶。我們利用敵頑矛盾而在此穿插活動。"
我們在一個小村莊上住宿下來，就聽到北面的大高山上不斷地傳來轟轟的炮聲，每隔三五分鐘響一次，一連放了十幾炮。大家都站在門外，屏息凝視著北方，一聲不響，也不知這是怎麽一回事。接待我們的同誌大概理解我們迷惑不解的心情，就向我們說明："這是北面瓦屋山大山口敵人據點裏打出來的空炮，早晚都要打幾炮，無非是虛張聲勢，嚇唬嚇唬人，起不了什麽作用。如果敵人是真正要下鄉'掃蕩'，反而不打炮。瓦屋山大山口離這裏還有三四十裏，步行到此，需要有半天的時間。我們在北面深武公路沿線各據點內，都布置有情報人員，據點外圍村莊還設定有情報站，同時，部隊駐地外圍地區還派有便衣偵察人員。如果敵人從據點裏出發向南'掃蕩'，我們很快就能得到情報訊息，部隊就要及早轉移，跳出'掃蕩'圈外。最近，深武公路沿線各據點內的敵人兵力沒什麽變化，請大家盡管放心睡覺。如果有什麽情況，我們會及時來通知你們。敵人是習慣打空炮的，請大家不要擔心，安心住宿。"第二支隊接待我們的同誌這一番話，無疑是給我們這批初來蘇南的人上了一課，使我們懂得了什麽是敵後和一些對敵鬥爭的知識。雖然這裏還不算是敵後，但已是戰區、接敵區、敵頑對峙的空隙地帶，有了一種濃厚的戰爭氣氛。大家心中都有了底，心情反而平靜下，睡了一個甜美的好覺。
我們住的這個村莊，只有二三十戶人家，其中瓦屋很少，不到七家，全部是本地戶祖傳下來的房子。其余都是土墻草屋，全是貧苦農民，而且大多數是河南籍客戶人，佃田、開荒耕種。據說清朝鹹豐年間，這裏曾是太平天國軍與清軍爭奪的地區，人口銳減，田地荒蕪，從江北甚至從河南陸續逃來一批災民，幫工打零工，定居落戶。所以，本地戶與外地戶幾乎各占一半。村莊附近還有一些零星獨居的"河南棚戶"。地瘠民貧，人民生活很苦，在歷史上是土匪經常出沒的地區之一。我們住進這個村莊時，已有比我們早幾天由溫仰春率領撤出來的東南局機關的一部份人員。
溫仰春告訴我說："敵人正在敵後茅山地區進行'駐紮掃蕩'，因而我們被滯留在這裏，無法透過茅山封鎖線。現在決定改經太瀝、東路地區前往蘇北地區。已派人前往偵察交通路線，不日可以起程。"我向溫仰春探詢："那我們這批人將怎樣辦呢？"溫仰春說他已決定去蘇北，至於我們這一批撤出的人員，將看曾山的意見做出決定，是北上還是留在蘇南地區分配工作。我同溫仰春交談到深夜，從他口上得到這個訊息。
我們住的這個村莊，群眾對待我們十分親切熱情。他們希望新四軍部隊這次來了，不要再走，使他們的生活得到安定，不致遭到日偽土匪的騷擾。這一帶農民生活很苦，農業生產方式落後，耕牛極少，全賴人力耕耙，水源缺乏，基本上是靠天收成。我們到時，雖在秋收以後，但因是在冬閑期間，大多數農家都是一日兩餐，吃的都是山薯雜糧稀飯。
這裏的洗澡與別處大不相同，從不用澡盆，也沒有澡盆，而是在一種浴鍋裏洗澡。大部份人家都有浴鍋。浴鍋是砌在堆柴草、養豬羊的附屬房屋裏，砌得與燒飯鍋台一樣高，只是浴鍋的厚度比飯鍋要厚些。鍋邊有卷沿，比飯鍋砌得堅實。鍋筐大，鍋中可容坐一個人洗澡。浴鍋砌在四方的竈台之中，儲滿冷水，下面燒火，水燒熱到一定溫度，人坐進鍋裏洗澡。我們連日行軍，風塵仆仆，大家都需要洗一次澡，清潔一下。但是大家都沒有見過在鍋裏洗澡的。開始時，大家都不敢下鍋，怕鐵鍋燒紅了燙壞了皮膚，其實這是不必要的顧慮。因為鍋裏放有冷水，下面燒火，鐵鍋的溫度是與水的溫度相一致的，只要水不燒開和不燙手，坐進鍋裏洗澡，鍋底也是不燙人的。開始我也有同樣的顧慮，主要是缺少對鐵鍋導熱作用的科學常識。待我坐進浴鍋洗澡後，才親身體會到只要水不燒開、不燙手，鍋底是永遠不會燙人的。如果不是親自實踐，不"親口吃梨子"就不會知道"梨子"的甜美滋味。在浴鍋裏洗澡與在澡盆裏洗澡各不相同，它比在澡盆裏洗澡更為舒服，可以保持浴鍋裏水的一定溫度，使水溫不會很快變冷。如果水溫嫌冷，只要在鍋下再燒一把火，又可以慢慢地升熱起來。同時，一鍋水可以洗一家人（五六口人）。這在水源困難的地方，采取浴鍋洗澡是一個好辦法。當然也有它的缺點，用一鍋水洗澡，容易傳染皮膚病。我抗日戰爭時期在京滬鐵路的蘇南各縣活動打遊擊時，只看到溧陽北部地區才有這種浴鍋洗澡的現象。其它各縣甚至在溧陽其它地區也都是用澡盆洗澡的。其歷史淵源如何，我曾經向當地居民了解，始終沒有得到答案。
溧陽農村風貌與皖南農村情況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封建剝削制度為主的小農經濟。但是，由於地區民情風俗的差異，也表現出各自不同的生活特征。一般說來，溧陽北部這塊地區，比皖南涇縣雲嶺地區生活條件要差多了，赤貧多，土匪多，衛生情況極差。而且雲嶺地區是新四軍軍部的駐地，經過新四軍兩年多的駐防和開展群眾工作，那個地區已發生了明顯變化，農村人民生活習慣、文化素質和衛生條件都有某些改變與改善。而溧陽北部地區情況有些不同，它處在敵偽頑雙方夾擊的空隙之間，雖有我軍遊擊活動，流動宿營，但流動性大，基層工作不穩定，加之日偽虜掠，土匪騷擾，頑軍進攻，弄得民窮財盡，生產落後，農民生活十分艱難，農村中的文化、衛生條件自然就談不上改善了。當地人民對新四軍仍寄以極大的期望。
在我到達蘇南第二支隊司令部駐地的第二天早飯後，前往鄧仲銘處看望他，恰好第二支隊羅忠毅、廖海濤兩位司令也在他那裏聊天。鄧仲銘見我到來，連忙起身問我："昨晚你們大家睡得怎樣？睡得好嗎？大概都是睡稻草地鋪吧！"我說："大家睡得很好，睡得很甜。從皖南出發以來，一直是睡稻草地鋪的，已經習慣了。"鄧仲銘說："那就更好了！"接著要我坐下。他把羅忠毅、廖海濤兩位司令介紹給我相識。其實，昨天到後，我已認識他們兩位，只是沒有人給我作正式介紹。今天，鄧仲銘給我補上這一課，我首先表示對羅、廖兩位司令的敬意，感謝第二支隊對我們生活上的安排，然後相互交談起來。我們雖屬初次相見，卻猶如故舊重逢，談得親切自然。這是革命隊伍中一個普遍的特點，因為彼此都是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的，由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凝結在一起。
【歐陽惠林，1911年10月生於安徽省東至縣。曾任中共蘇皖特委書記，蘇皖、蘇南、蘇浙區委秘書長兼宣傳部部長，華中工委秘書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中共蘇南區委農委書記、江蘇省人民檢察署檢察長、中共江蘇省委秘書長、省委宣傳部部長、江蘇省副省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