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國嚴冬與遊牧生活的哀歌
5月10日，世界銀行釋出了一份【蒙古國經濟半年報】，其中指出蒙古國2024年的預期經濟增長為4.8%，因為擴大的采礦業和強勁的私人消費以及財政擴張抵消了惡劣氣候條件導致的農業部門萎縮。而在該國最大銅礦奧尤陶勒蓋（Oyu Tolgoi）增產的拉動下，蒙古國的中期增長前景依然良好，預計2025-2026年的平均經濟增長率為6.4%。不過，該報告也做出了相應的風險警告，全球增速放緩、地緣緊張局勢升級以及財政擴張和家庭收入增加帶來的通脹壓力等都是潛在的不利因素。引起關註的還有極端氣候現象「白災（dzud，蒙古語，形容牲畜大量死亡的嚴冬）」。世界銀行負責研究蒙古國的經濟學家李泰賢（Taehyun Lee）表示，「連續兩年的嚴冬和去年的洪水證明，自然災害的頻率和強度都在增加，這就要求機構、政策和投資要關註如何使這個國家更能抵禦氣候變遷的不利影響。」
當地時間2024年2月22日，蒙古國，寒冷的天氣裏，一只狗在死去的綿羊和山羊旁邊嚎叫。今年冬天，蒙古國已有200多萬頭牲畜死亡，聯合國表示，這種天氣現象使該國90%的地區處於危險之中。
根據Fred Harter去年11月在【衛報】的報道，聯合國稱，自1940年以來，蒙古國的氣溫上升了2.2攝氏度，遠高於全球平均增幅，而年降雨量卻急劇下降。當雨來臨時，雨會下得又大又快，沖走表土。冰雹、沙塵暴等極端天氣事件也日趨頻繁。這篇報道描述了一個牧民甘佐裏格·策倫奇梅德（Ganzorig Tserenchimed）的冬天。冰冷的風呼嘯著吹過大草原，地面結了厚厚的霜凍，阻礙了動物覓食地下稀少的草料。氣溫驟降至零下35攝氏度以下。他的許多牲畜因為饑餓而虛弱，被凍死了。其他牲畜則在圍欄裏拼命擠在一起取暖。為了挽救剩下的牲畜，甘佐裏格跋涉數百英裏尋找牧場，花了數周時間在車裏睡覺。這段經歷幾乎摧毀了他的決心：「這種遊牧生活是我們的遺產，我為能繼續它感到自豪。但由於極端天氣的影響，變得非常困難。我快50歲了，有時我想：‘在這些艱難的時刻還要放牧有什麽意義？’我可以把牲畜賣了，在城裏找份工作。」
救助兒童會（Save the Children）在今年1月的報道中指出，在這樣極端的天氣條件下，一些牧民為了盡可能多地保存牲畜，會把牧群轉移到離家數百公裏以外的地方尋找牧草和植被。由於大雪和道路阻塞，許多牧民會被困在冬季基地。在此期間，他們常常把孩子寄養在年長的親戚家或留在寄宿學校長達幾周至數月，這使兒童面臨更高的情緒和身體壓力風險，從而影響到他們的健康。在氣候變遷帶來的災難性天氣條件下，入不敷出的小規模牧民家庭及其子女往往首當其沖。在許多降雪量大的省份，需要清理道路才能將飼料、食物和燃料運到被切斷的社群，並幫助病人或孕婦前往診所和醫院。
在這個極端嚴寒、大量降雪的白災之年，截至4月底，牲畜死亡數已經達到了710萬頭，占整個畜群的10%以上，並可能繼續增加。就在世界銀行釋出這份報告的前一天，【雅各賓】釋出了一篇題為「蒙古的新自由主義轉向成為了生態災難」的文章，學者Manlai Chonos在文中指出，許多報道都在提到今年的白災時理所當然地將其視為一場氣候災難，雖然氣候變遷對蒙古的影響是非常確鑿的，但故事的另一面更為重要：即蒙古在20世紀90年代從社會主義過渡到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時引入的市場力量。
文章寫到，白災並不是新出現的現象。過去幾個世紀，生態平衡都在發揮著作用，但只是在過去20年間，因為氣候變遷和其他因素，它才成為了一個反復出現的問題（上一場嚴重的白災發生在2009-2010年那個冬天，當時有1000萬頭牲畜喪生，占牧群的23%）。白災是一個多方面的持續性的生態問題，降雨量少的夏季會帶來過度降雪的冬季，無法在夏季儲存脂肪的牲畜不得不忍受因為大雪而無法放牧的冬季。此外，由於蒙古的傳統放牧方式依靠的是流動而非草料，牧民更難為即將到來的災難做好充分準備——早在去年夏天，學者、非政府組織和政府官員已經向他們傳達了相關資訊。
作者進一步分析道，從長期來看，蒙古國草原的牧場管理從封建時代到社會主義時期一直保持著一種特殊的集體組織形式。這種模式包括了高流動性、集體組織以及采用新技術來支持傳統牧業經濟等因素——尤其是在社會主義時期，大量活動都是高度機械化的。這一切都有助於傳統畜牧業形式的延續，直到1991-1993年間的畜牧業私有化和國營農場解體。這一過程被其支持者描述為在社會主義造成的停滯後回歸正常狀態，但Chonos指出，這事實上是與傳統畜牧業形式的徹底決裂，也是導致當前問題的關鍵時刻。
他分析道，牲畜的絕對數量從私有化前的2500萬頭激增到2023年的7000萬頭通常被譽為1990年代轉型的成就之一，但事實上，這一增長並不是在新的市場體制下提高效率和生產力的結果，而是由於蒙古國失去了加工業、牲畜頭數積累過多而形成的。在20世紀80年代的高峰期，蒙古國一年有近45%的畜群被加工成各種農產品，其中很大一部份用於出口。在文化方面，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遊牧民族被視為一種類似於「高貴的野蠻人」的浪漫形象，各種形式的文化復興主義也在此背景下興起。實際上，這些牧民中有許多人曾是集體和國營農場的職工，當牲畜和其他國有資源被私有化後，他們不得不前往農村謀生。
蒙古國牧民數量在1998年達到41.4萬，是1989年13.5萬的三倍。艾瑞克·賴納特（Erik Reinert，挪威經濟學家）將這一過程描述為「經濟的原始化」，整個農業經濟在家庭基礎上被原子化，許多這樣的原子化家庭變成了主要生產單位。這意味著放棄了在社會主義時期取得的成就，社會主義時期透過機械化的運輸和基礎設施、合作和管理知識實作了高度流動性。
許多其他的人口統計和社會問題隨之而來，包括教育和醫療方面的挑戰。多年來，學校輟學問題首次變得猖獗，實際上制造了一代真正的遊牧者。
這一巨大但被忽視的轉變以多種方式影響著今天蒙古人的生活，無論是在城市還是在農村。在首都烏蘭巴托，每一次白災都會產生難民湧入蒙古包區（ger districts，是作為非正式社群而產生的，是由帶著蒙古包離開鄉村來到主城外的空地上定居的人們組成的，隨著越來越多的人這樣做，空曠的土地很快就擠滿了蒙古包和居住在其中的家庭），這裏的人數是有供暖和排汙系統的公寓的居民人數的三倍。
在蒙古國的農村，牧地的退化和牧民經濟狀況的不永續已經成為常態。盡管牲畜數量增加，但1992年私有化後迅速形成的不平等和不穩定的模式至今仍然沒有改變。據估計，1998年，三分之二的家庭擁有不到150頭牲畜，這是維持生計所需的最低限度。到2023年，86%的放牧家庭擁有不到200頭牲畜。
這些家庭最容易受到白災等沖擊的影響，並有可能成為烏蘭巴托的經濟難民。此外，市場對牧民生活方式的滲透進一步加劇了他們對各種消費品的依賴，這可能解釋了多年來積累的巨額債務。
據報道，大約四分之三的牧民有銀行貸款。隨著每年發生白災的機會增加，蒙古國的牧民成為了所有最不穩定和不安全的群體。這個現實與他們在「遊牧之地」的象征威望和代表形成了奇怪的矛盾。
1968年，美國生態學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寫了一篇有影響力的文章，題為「公地的悲劇」。根據賽局論，哈丁以牧民利用公地的情形呈現了自私、非理性的利益相關者的誇張形象。這個比喻試圖說明，公地將被證明是不永續的，人口過剩和過度放牧最終導致悲劇性的末日迴圈。
人們對哈丁描繪的情景進行了許多反駁，最著名的來自艾琳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提醒我們各種型別的「社群管理」方案，這些都被哈丁忽略了。然而，「公地的悲劇」仍然是一個強有力的觀點，為新自由主義的緊縮政策和私有化提供了理由。
在蒙古國，關於牧地退化的討論經常會參照這個比喻的當地版本：有時被譯為「公共財產的悲劇」。自蒙古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采取教科書式的休克療法過渡到市場經濟以來，它一直作為新自由主義的辯護存在。這個過程創造了現今該國主導的意識形態譴責所有形式的國有制和公有制，並將市場合理化作為交付最佳結果的必要工具。
當前蒙古國牧民面臨的現實某種程度上類似於18世紀和19世紀英格蘭封建的模式，這也是哈丁最初得到靈感的地方。自從家畜私有化以來，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一直認為這個過程還不完全，因為土地也應該被私有化。土地改革一直是蒙古國最具爭議的問題之一，牧地至今仍然在名義上是公有的。
當前形勢下，「公地的悲劇」被用來譴責據稱是非理性的牧民。他們被指責透過利用有限資源來追求個人最大化，導致牧地退化和白災的「悲劇」。然而隨著蒙古國日益融入全球資本主義，對其礦產資源的開發加劇，許多以前的牧地已經「封閉」，或者正在朝著這個方向發展。隨著市場力量的侵蝕，戴維·斯尼思（David Sneath，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系蒙古和內亞研究所主任）所說的「所有權制度」正在形成。雖然牧地尚未正式私有化，但在實踐中卻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官方授予了所有權證書，牧民們漸漸意識到，他們應該在新的侵占和封閉威脅到生計之前，要求這片土地是他們的。
1999年，斯尼思和卡羅琳·亨弗萊（Caroline Humphrey，人類學者）問道：「我們是否正在見證遊牧生活的終結？他們研究了俄羅斯布裏亞特共和國、中國的內蒙古自治區和蒙古國的三種不同的農村經濟經驗。當時很明顯，蒙古國的牧地生態系使其比其他兩個地區更具優勢，考慮到其獨特的組織特征和制度歷史。
然而，四分之一個世紀以後，這可能已不再是事實。自私有化以來，蒙古國的牲畜種類和數量發生了變化，越來越多的山羊被用於產生羊絨，而牧地則保持名義上的公有。保守傳統主義者之間仍然存在著合作和集體解決方案，然而，如果要在市場條件下生存，要逆轉市場力量的侵蝕將是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當今牧場封閉的過程還在繼續，蒙古國發展的重點放在礦業和最近的旅遊業上。隨著棲息地的減少，牧民在市場條件下壓力越來越大。蒙古國的遊牧生活是否終於走到了盡頭？
都柏林聖三一學院占領運動為何能取得成功
過去幾周內，從哥倫比亞大學開始的支持巴勒史坦學生抗議在全美乃至整個西方世界不斷蔓延。當地時間4月29日，哥倫比亞大學校長沙菲克宣布校方與抗議學生的談判未能取得進展，哥大將不會從以色列撤資，並對拒絕合作的抗議學生提出停學威脅。4月30日，紐約警察進入哥大校園執行清場行動，並逮捕了占據漢米爾頓樓的所有學生。5月6日，哥倫比亞大學宣布取消原定於5月15日舉行的全校性畢業典禮，改為舉辦規模較小的校內活動。
當地時間2024年4月24日，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丁，德克薩斯大學校園內，一名學生在示威活動中被捕。
根據「半島電視台」近日的報道，在一些校園，緊張局勢仍在加劇。許多大學已召集警察和其他執法機構進入校園，僅在美國就有2000多名學生被捕。抗議和校園鎮壓也蔓延到了加拿大、澳洲以及多個歐洲國家。與此同時，也有大學和抗議學生達成了一些妥協。例如，美國西北大學4月29日與抗議學生達成協定，拆除大部份帳篷，但允許他們以紮營之外的方式繼續抗議至6月1日；校方承諾為學生提供與董事會投資委員會接觸的方式，重新設立投資責任咨詢委員會，咨詢委員會可以考慮大學成員的撤資提案；西北大學還同意為五名巴勒史坦本科生提供大學教育費用。布朗大學4月30日同意，學校最高管理機構公司將在10月份的一次會議上就撤資以色列附屬公司進行投票，作為報酬，學生清理了自4月24日以來一直存在的營地……
在達成協定的案例中，尤其引人矚目的是愛爾蘭都柏林聖三一學院學生取得的勝利，該校學生上周在校內組織了支持巴勒史坦的團結營地抗議，成功讓校方同意從以色列公司撤資。該聖三一學院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大衛·蘭迪（David Landy）近日在【雅各賓】撰文分析了抗議取得成功的原因。
首先，學生們功不可沒，盡管他們經常被外界認為記憶短暫，舉止輕浮，總在不同議題之間不停跳躍，但實際上，最晚從2015年開始，他們就一直在開展「抵制、撤資和制裁（BDS）」運動。在此過程中，他們一直在培養技能，傳承機構記憶，消化挫折和高校制裁，並贏得了學生會撤資、學生會支持BDS、學校從武器公司撤資等一系列勝利。目前的聖三一學院學生會是一個具備開展直接行動的技能和行動方案的充滿鬥誌的組織，他們既為自己而戰——抗議房租和學費，也為他人挺身而出。這確保了他們能夠針對校方在以色列種族滅絕中的同謀行為開展持續有效的行動和教育。
其次，聖三一學院教職工與學生團結一致的形式意味著學生不會被孤立。一方面，學生們和校園安保維持了和睦。另一方面，「學術界支持巴勒史坦組織（Academics for Palestine）」的聖三一分支對學生的占領運動提供了全力支持。在這次抗議之前，他們透過公開信、學術講座和個人接觸等方式動員了教職工，寫信給大學行政機構，會見了教務長琳達·多伊爾（Linda Doyle），並組織了獨立於學生團體但始終與其合作的示威活動。這些工作有助於確保即使是不同意學生造成的混亂的教職工，也能理解他們抗議是有充分理由的，他們的行為是合法的。此外，大學社群也發揮了作用。在學院當局威脅要對制造混亂的學生處以21.4萬歐元的巨額罰款時，學院校友組織起來要求取消罰款，傑出學者們開會敦促校方做出妥協。
蘭迪最後指出，聖三一學院的行政機構本身也是達成協定的重要因素。聖三一學院絕不可能在屋頂上部署狙擊手，校領導們也非常關心抗議者的安全。與其他一些學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校領導們在意識形態上並不反巴勒史坦，他們對加薩發生的屠殺感到震驚，因而能夠傾聽抗議者們的聲音。於是，當學校的正常秩序被打亂時，他們願意透過將推行種族隔離的以色列排除在外來恢復秩序，而不是對學院中大多數人的良知置之不理。
【衛報】對這一事件的報道則以「都柏林抗議學生站在歷史的正確一方，並且知道這一點」為題，指出學生抗議的傳統給了聖三一學院學生抗議的信心。文章指出，對於重大外交政策做出正確判斷的往往是抗議學生，而不是詆毀他們的人。從反對越南戰爭的學生抗議者，到2003年因抗議即將爆發的伊拉克戰爭而被停課的學生，歷史都證明了他們的遠見，在加薩發生的嚴重而明顯的罪惡也不會例外。
該文還提到，或許是因為有著長達數個世紀的被英國暴力征服的歷史，相比大多數西方國家，愛爾蘭社會更容易產生對巴勒史坦事業的同情。今年早些時候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超過十分之七的愛爾蘭選民認為以色列正在對巴勒史坦人實施種族隔離，而該國新任中右翼總理西蒙·哈裏斯（Simon Harris）則從愛爾蘭歷史上的饑荒出發，代表愛爾蘭人民向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發出了一條資訊：「我們厭惡你們的行為。」另一方面，盡管美國民眾中反對學生抗議的人占了多數，但也不像越南戰爭時那樣對抗議學生抱有根深蒂固的強烈敵意。45歲以下的美國人中同情學生的人占了多數，認為以色列正在實施種族滅絕的人也多於不這麽認為的人。這些現象都表明當下的形勢與20世紀70年代越南長達數年的軍事泥潭之間存在重大差異。
季寺，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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